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然而，不过短短四年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1949 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却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之手毁灭之，此情此景将何以堪？” 这两段同样出自蒋介石自己的记叙的文字，犹如电影镜头的快速切换，将一个曾经志得意满的国民政府领袖变幻成一个落寞悲凉的老人。对比之强烈颇具戏剧效果。 那么，在这两个镜头切换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虽历经数十年却一直被后人反复追问：国民党为什么在短短4年内就失去了中国？ 研究三年内战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观点都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民党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
比如“腐败论”与“内斗论”。这是主流说法。实际上，历史上有比国民党政权更腐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此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历史上有很多腐败的王朝却能坚持很长的时间。最典型的是南明政权，腐败与内斗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但是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还是坚持了几十年。也有人提出，国民党腐败再加上有中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共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民党在仅仅3年多时间里就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实在是一个历史之谜。 “民心向背论”。诚然，解放军在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这让解放军作战时可以获得更好的后勤支持，更多的战场的情报——这对战争的胜利是有利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民心向背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么，世界史上就不会有侵略战争。 “经济崩溃论”。有一个观点很有市场。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内战产生的巨额军费，大肆印钞，结果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抑制导致经济崩溃。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同样让人困惑——战争对双方都是对等的，如果战争对国民党政府要产生巨额军费，那么对中共也同样是吞金兽。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经济实力与潜力都要远超过中共，战争还基本是在
解放区展开，对解放区经济的破坏要远超过相对稳定的国统区。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拼消耗的结果反而是国民党政府先崩溃？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在重点进攻阶段，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关内后方的交通补给根据地胶东解放区被国军攻占，可以说国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那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在胡宗南压力下在陕北的山沟里甚至找不到一处安全的宿营地，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战，但却非常不顺利，中野12 万人挺进中原，到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还不到7万， 几乎损失过半。那个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而仅仅几个月后，三大战役一系列胜利，毛就估计推翻国民党政权大概只需要1年的时间了。 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即使是一线与国民党拼命厮杀的中共高层，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没预计到国民党政权会如此迅速的崩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民党迅速失掉了大陆？ 让我们逐一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那4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政治篇 导读： 马歇尔为什么不看好国民党？ 国民党表面上的巨大优势实际上充满隐忧国军为什么无法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什么中共特工无处不在而国民党情冶系统一事无成？戡乱动员令是一剂虎狼药
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 对于为什么失掉了大陆，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曾有过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认为若不是马歇尔在东北力主调停、偏袒中共，致使国军贻误战机，就不会有大陆惨败。国民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也持有类似看法，如陈立夫说，马歇尔让“共党藉谈判以争取时间”，
得不偿失。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也持相同的观点：“从此（四平战役之后），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祇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总而言之，在蒋介石等国民党等高层看来，1945-1946年间，倘无美国对其和、战政策的干扰，国民党军队是能够战胜中共军队的。 公正的评价，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马歇尔偏袒了中共而失去了大陆未免过于偏颇。当时马歇尔调停东北停战固然给予林彪以喘息之机。但也绝对没到可以决定东北战场胜负的程度，更何况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了（这个在后面将专门分析）。 反倒是另一位国民党政府高官给予了另外的解读。 曾为蒋介石侍从官，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却持相反的观点。
他相当赞同马歇尔的判断，认为国军自内战伊始，就已无力消灭中共：“马歇尔以其军事专业，判断不可能以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而战争持续，政府必败，故力劝蒋介石与中共和平共存之道。”“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马歇尔看来，当初蒋介石及其手下的国军将领，明显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误以为能在东北凭武力战胜中共，故而，“谋求东北国共争端的政治解决，对国民党是利多弊少的事情。”另一位美军将领魏德迈，曾于1944年接替史迪威 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蒋介石关系极好，但在1945年11月左右时，亦不看好国军的战斗能力，认为“国民党军队靠目前的力量——包括美国已经提供的援助在内，根本不可能稳定地控制华北，更不要说东北了。” 对马歇尔、魏德迈的看法，蒋介石显然未予重视。1946年9月，他还自信地表示，“要在六个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 同年12月，马歇尔回国前，最后一次警告蒋介石，“这样大一个共产党集团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它摧毁。” 为什么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在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中共相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至少明面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国民党表面上的优势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政府是中央政府，有大义名分，抗战胜利后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可望获得国际上支持。而中共无论如何只是当时国内一个政党，国际上除了苏联有限的认可，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 经济方面，中共占据地盘大致相当于全国1/4，人口9000多万，也是1/4.而国民党政府不仅地盘与人口是中共的3倍，而且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都是国统区。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上大致有价值9亿美金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另外还接 收了价值4-8亿美金的日伪资产。而中共与此相比就更是可 怜，把所有解放区财政刮干净也凑不出价值5000万美金的黄金或外汇。 军事方面，国军430万，陆海空齐全。中共军队120万，没有空军与海军，在重武器装备方面也是劣势。 现在问题出来了，国民党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为什么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他们既不认为国军可以“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反而认为“战争持续，政府必败”，所以，在东北国军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时（四平战役），反倒压迫国民党政府停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在优
势时取得一个更好的和平条件。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战就是烧钱。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是比拼双方的经济实力。国民党政府固然家底更♘，经济潜力也远大于中共。但是——请注意，经济潜力要变成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需要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想当年，满清GDP也号称占据世界1/3，结果还不是被英国一支小小的远征军打得满地找牙。如果鸦片战争胜负——技术不如人可以作为失败的理由，那么甲午战争时，大清人口国土均是日本10倍，财政收入是日本4倍，武器也并不落后，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结果如果？在国共内战时代，国民党政府动员组织能力也是一个渣，而中共，别说在国内，就是放到世界范围，如果中共自居组织动员能力第二，估计没有谁敢说自己第一。 为什么？
中共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天下 首先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革命的理论。什么是革命？
就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暴力过程。古今中外，农民反抗剥削阶级压迫的史例可谓不绝于书。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造反最终都是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的根基。 农民要反抗剥削阶级的压迫，自然要面临统治者军队的镇压。 怎么对抗统治者的镇压呢？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消灭了剥削阶级，就可以建立了一个有效对抗统治者的经济结构。 假设农民耕种一块土地的收益是10，过去的分配方式是，地主拿去4—5，政府2，官吏盘剥2—3，农民只拿到1，现在剥削阶级（地主）被打倒了，官吏盘剥也没有了，农民收益即使翻番达到2，而反抗者建立的政权收益达到8！是传统政府收益的4倍！这就是消灭中间环节盘剥后（地主、官僚），政府与农民都成为受益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农民起义，消灭地主后是为了自己做地主，社会结构没发生变化，自然难以对抗统治者的镇压） 中共政权收益是国民党政权收益的4倍这还是理论数字。实际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组织系统效率低下而导致的瞒报、偷税以及国民党政权各级官吏贪污、腐败等因素，使国共政府实际收益比远远大于1：4.
以粮食为例。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仍然实行抗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1946年到1947年两年实际征收粮食7210万石，平均一年不过3600万石。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以及统治区的缩小则剧降到2000万石。（《民国财政史》） 而中共以山东解放区为例，虽然屡遭战争破坏，特别是19 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迸攻,山东除渤海地区外都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残杀、抢掠和毁灭性的破坏,损失极为惨重。据鲁中区14个县的统计,被抢劫耕畜达83 900余头,使120万亩以上土地因无力耕种而荒芜,有百万农民沧为灾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光是运送到前线的军粮就达到11亿多斤，近1000万石，后来解放区渡江南下，山东地区还运送军粮到一线部队1亿多斤，100万石。（《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而在东北地区，仅1949年度，中共东北局财政收入就折合1000万吨粮食，约1亿8000万石。由于当时中共在解放区采用粮本位经济制度，这1亿8000万石折合粮食收入如果有一半是实收粮食，也有9000万石，与国民党3年实收粮食总和相等。 另一方面，中共对社会基层管理也要超越所有的政权组织。封建政府包括国民党政权顶多能到县一级，对农村基层主要靠宗族与乡绅管理。这种对地方乡绅以及基层官吏的依赖性
使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忍受这些中间环节分享本该是政府的收益——政府要从农民收益中通过税收拿1元，就不得不让 基层乡绅与官吏先拿2元甚至3元，几千年历史概莫例外。而中共政权之所以可以消灭剥削阶级等中间环节后，不影 响整个社会的运行，是因为中共组织系统可以建立到最底层：军队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工厂有支部，班组有党小组，农村支部都直接建立到村一级。这样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共超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础。（而中共其组织动员能力能超越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特色是因为其思想政治工作太出色了。）这种组织基础上加上“供给制”的分配制度，让中共能够最大程度集中资源办大事。 1947年，山东解放区财政负责人黎玉在《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应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军费占支出70%，现在军费增加，占90%！1949年4月，山东人民政府财政厅在当年收支概算的统计表中显示，军事费 363.95亿元，占预算财政支出68%；战备费（全年兵工材料费）103.36亿元，占预算财政支出的19%，两项合计占总支出的87%。军费支出可以占到财政总支出的90%——这种资源集中的优势不要说效率低下的国民党政府，就是英美德等列强在二战最残酷的时期也做不到。 这种经济结构还有另一个优势。由于农村只有政府、农民2个阶层，经济结构最简单，自然最容易保持稳定。
国民党涣散的组织让自己力量无法发挥 与中共严密的组织、超强的动员能力相比，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涣散拖沓的组织就是一个渣。 27年国民党政府北伐时已经统一了两广。广西姑且不论，广东可是清季以降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以两广的经济实力加上当时苏俄的马克军援支持，国民党政府北伐时却仅能组织10万军队！反观中共在30年创建的中央苏区，也不过拥有 贫穷的江西、福建二十几个县，人口400-500万，其经济实 力比两广不知道要差几条街，却同样能组建10万军队！就 这样的中共实力，国民党政府当时还要倾举国之力，经过5次围剿，最后还是中共内部出了问题，才勉强把中共驱逐出中央苏区！ 1945年时，中共实力已经远超30年代，国共实力对比虽 然国民党政府还是占据优势，但是已经不是30年代那种压倒性优势。以双方组织动员能力比较，实在难以让人相信，战争持续，国民党政府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就是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的最大原因。
46年内战爆发，结果一如马歇尔、魏德迈预测，国民党政府貌视强大的力量结果根本发挥不出来。 以军事为例。1946年6月国军有正规军86个军（师），248 个师（旅），约200万人，再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 海空军等等还有156万人。还有是非正规部队74万，一共 是430万人。内战爆发后，号称全面进攻要3个月消灭中共 的国民党政府一线进攻部队不过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 力的30%，到了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进攻的部队也不过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的力量大致是正规部 队100万，加上空军、后勤，也不过150万。而中共当时光 正规部队就有127万，加上200多万民兵（还不算后勤的民夫），国军在战场上兵力实际是劣势！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几个战场，除了苏北、中原，其他战区，国军连正规部队都是劣势：东北杜聿明部是7个军约20 万人对林彪30万；华北傅作义7—8万人对聂荣臻20万， 在山东与鲁南，陈毅与刘伯承两部近70万对国军50万，只 有苏北国军12万对粟裕3万，中原则是国军30万将李先念 5万人团团围住。结果呢？极具戏剧性，凡是国军兵力劣势 的战区都取得胜利，反倒是国军绝对优势的2个战区——苏 北，被粟裕7战7捷吃掉5.6万，中原李先念胜利突围，一根毛也没掉下。
这是军事方面，国军竟然无法投入自己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力量，国民党政府组织动员能力之低，可见端倪。 再看后勤组织动员方面。传统史料宣传解放军消灭了800万国军，事实远非如此。46年国军430万，当年国民党因为裁军（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总数大致有600多万）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万人，同年还计划征兵100万，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说明该征兵情况，因为那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国统区在缩小而且有些与中共交战的地区，民政已经被打乱。人民离乱，就算征兵达到一半50万，然后是 49年再征兵20万，这么加起来总共就是570万，另外再减 去撤守台湾的58万军队，实际上被解放军消灭数量是510 万左右，这就是3年内战被解放军消灭的国军总和。也就是说，3年内战，国民党政府以国统区3亿人口规模不过征兵138万！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征兵数量还引得后方批评不断，生生背负一个“抓壮丁”的恶名！ 反观中共，在东北三省，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记载：三年来东北人民以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九百零九人的子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参军人数接近100万。 当时东北人口不过3000万，中共就可以20：1征兵近150 万而波澜不惊。而山东人口不过2000多万，而中共同样可 以征兵100万。两个解放区征兵人数已经是国统区征兵总数
近2倍——这还不包括民兵等准军事组织的数量以及规模更庞大的支前民工数量——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地区支前民工总数都是以千万计。在这压倒性力量对比面前，什么谋略都是渣啊！
后世把三大战役拍成电影。其中淮海战役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里面毛泽东在战役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吸一口烟，毛氏毅然以挥手：“夹生就夹生！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在艺术塑造上伟人形象真可谓光辉夺目。 事实是怎样呢?撇开当时经济财政因素不论（这个也很致命），只说人力对比，国军80万是在淮海战役投入84个军满编状况下的兵力，但是因为频繁的战争消耗以及后方财政的恶化，没有一只国军部队编制完整，实际上当时国军投入战场总兵力不过51万。而解放军60万仅仅是算了正规野战部队，还有大量的军区部队、民兵、后勤民工没有计算在内，即使只计算解放军野战部队与军区地方部队，其投入淮海战场总兵力已经超过110万，是国军的2倍。如果再计算民兵
与后勤保障的民工，解放军与国军力量对比绝对是压倒性的。陈毅在战后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550万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据《淮海战役支前记》记载，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共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 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 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543万农民为华野提供后勤！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就算民兵等准军事人员包含在这543万以内，淮海战役双方的人力也不是什么“60万对80万”，而是50万对640万！这样压倒性的人力对比面前，那里是什么“夹生饭”，明明是一锅香喷喷的八宝饭！ 下面，再看看工厂组织与生产。 1946年，国军在四平击溃林彪主力，一路高歌猛进，东北除了哈尔滨，精华地区全为国军所占据。而东北的工业体系冠绝全国，在世界上也能排名第六。当年张作霖以此可以争天下，小日本更牛逼，以东北为基地不仅可以北据苏俄，还可以南略中国。太平洋战争以老美的国力还打得如此艰苦死伤惨重，核心抵抗力量就是日本在东北的军力与物力。 当时东北的工业设备固然相当部分被苏联拆走，但是产业熟练工人还在，剩余设备合理组织，也不是不能恢复相当的生产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共东北局，依靠收集关东军遗留的设备、配件（苏联支持了一部分设备）生生组建
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不仅能够支撑东北林彪部百万大军作战，还能给关内解放军以极大的支持。当时东北中共最大的兵工基地——大连建新公司（包含钢铁厂、化工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金属厂的一个完整体系）主要供应华东战场，内战期间为华东供应炮弹50万发，引 信80万枚，炸药450吨，迫击炮1200门以及其他大量武器。没有建新公司的支援，粟裕根本无法组织淮海这样规模的战役！所以，淮海战役后，当陈毅发表了那个550万的感慨后，粟裕连忙补充：“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 反观国军。占据地区可谓东北的精华——抚顺有煤、鞍钢有钢、辽中平原是东北传统粮仓、沈阳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小丰满电力可以供应全东北。这样的基础怎么也比中共强上无数倍，结果东北这些资源不仅不能支撑东北国军作战，反倒要中央财政每年补贴1亿美金军费！国民党政府东北主政首脑可谓无能到极点！ 所以，国民党丢掉东北，不怪马歇尔，也不怪杜聿明，第一该杀的就是主政的熊式辉！少年时期曾经读过一部小说— —《蔚蓝天空的脚印》。这部小说讲述的却是一件惊人的史实——中共曾经靠捡关东军的破烂，居然造出了飞机，还上天执行的任务！后来回想不仅感慨万分——当年东北主政的熊式辉有高岗团队一半的本事，国民党政府何至于丢掉东北？
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情冶系统的效率其实也是一个组织层面上问题，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情冶系统全面溃败反映了国民党组织系统的混乱，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可以称作是一种人脉式的管理，多是同乡、师生、亲缘关系。其组织系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选拔，而是私相授受，其严谨性甚至是连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间谍组织很多就是通过这种人脉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例如中共早期的龙潭三杰之钱壮飞就是被当时中统头子徐恩曾引为同乡而加以信任，而酿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全胜之局——在武汉抓获了中共领导秘情工作的首脑顾顺章，从而破获了中共几乎是全部的高层组织成员的名单和住址——变成了完败之局，本来可以一网打尽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博古，聂荣瑧等高级领导人得以从容潜逃。
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的完败，红色特工到底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相关的一些档案并没完
全公开，但其对中共赢得胜利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看看红色特工身居的职位，大家就能够作出个人的判断。刘斐，国防部次长。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的厅长。吴石，参谋本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熊向晖，西北军政领导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其向中共通报了胡部将要进攻延安的计划。还有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据《南方周末》文章《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这篇文章明确无误表明了卫在辽沈战役中的“特殊作用”。 红色特工除了活跃在国民党高层，在一线作战部队也处处可见红色特工的身影。据《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记载，国民党将领邓文仪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这种提法未免过于夸大，但是红色特工在国共内战中帮助中共取得最后的胜利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何基沣，中共党员。先后担任国民党军77军军长、33集团军副司令、徐州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与同为中共党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率59军、77军于贾旺、台儿庄起义。因为三绥靖区开了这个口子，让华野长驱直入将正在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团团围住，为淮海战役
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韩连城，46军军长。43年秘密面见周恩来参加中共。在莱芜战役关键时刻突然消失，迟滞了国民党军突围2个多小时时间，让李仙洲兵团上下失控，乱成一团。帮助粟裕以几千人轻微代价全歼李仙洲兵团5.6万人。 廖运周，85军110师师长，中共党员。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率部阵前起义。导致黄维兵团军心大乱，彻底陷入中野合围。 1948年4月山东潍县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 是中共党员。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第二绥靖区的 作战处向解放军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
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与在国民党军队中活跃的红色特工相比，国民党情冶系统不仅毫无作为，而且在战争关键时刻经常被错误信息误导，从而导致军事作战的失利。这类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1946年8月，国民党郑州绥署获得解放军散布之假情报：“荷泽附近民主联军，正弃城向北溃退”，该绥署认为机不可失，立即下令整编第3师率整编20旅，于3日晨轻装向荷泽挺进，乘虚占领该城。结果在定陶西南大黄集附近被中野4个纵队伏击，整3师被全歼。 1946年10月，郑州绥署依据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下黄河小组情报人员密报：“鄄城以北没有民主联军一兵一卒”，该绥署居然没吸取整3师于定陶附近被歼之教训，令荷泽整68 师乘虚占领鄄城，整68师整119旅进抵鄄城南约5公里，遭遇中野主力第2、第3、第6纵队攻击，3日后整119旅被全歼。 最奇葩莫过于国民党整26师与快速纵队被歼灭的战例。 1946年12月，山野在宿迁、仁和圩附近歼灭国民党整69 师后，依预定计划准备围歼向城附近国民党整26师及快速 第1纵队，战前山野司令员陈毅所下达的作战命令恰被国民 党整26师截获，整26师获得此命令立刻又被26师内中共情报人员侦知并及时传递给山野，陈毅立刻命令向作战目标区集中的山野主力在严密情报封锁下昼伏夜行，到达目标区附近仍在严密情报封锁下隐匿埋伏，待命行动。整26师截获该情报虽然向徐州绥署报告，并建议调整战线后退至博山口，与整51、整77师取得联系，徐州绥署据报令空军反复侦察，未发现敌情，先入为主误判为共军散布的伪情报，对
整26师之建议未予批准。结果山野部署完毕后，又安排峄 县城内中共情报人员伪装城内民众领袖，以感谢整26师师长马励武德政并表彰其战功的名义，向该师留守处接洽于新年元旦向马励武献旗；马励武果然中计，在未向徐州绥署请假的情况下即擅离防地，趋车至后方峄县过年（此公自己截获华野情报，居然轻率相信国防部的判断，已经认识到部队态势过于突出，却不作任何防御准备就离开部队，实在让人费解）。47年元月2日，山野主力发动突然袭击，因马励武擅离防地，群龙无首，国民党整26师一片混乱，2日后整26师被全歼，还搭上一个快速纵队。这场战役，整26师本来缴获山野作战计划，在情报上获得优势，结果由于组织系统的混乱，反倒被我军情报人员利用，生生创造出一个全歼国民党整26师的一个良机。国民党情冶系统的无能可见一斑。
淮海战役，中共特工玩弄国民党高层如股掌之间 中共红色特工最出色表现是在淮海战役。在这种决定国运的决定性战役中，中共红色特工“下了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1948年11月初，济南战役后国民党侦听机构发现解放军有几十部电台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意图。当时国民党国防部拟定的对策是：“以主要城市（徐州）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按照这个方针，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等主力都要收缩到徐州附近。这4个兵团一后撤，东侧 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撤退。 44军撤退路线有两个方案。一个走水路，安全但是耗时长；一个沿陆路向西直接向徐州靠拢，但是这条路并不安全。怎么定呢？当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是装门面的，什么事都不做决策；副总杜聿明又在葫芦岛指挥撤军。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赶到徐州客串指挥。顾祝同自己平庸无能，决策倚重国防部有“才子”之称的郭汝瑰。而郭汝瑰偏偏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郭汝瑰很容易说服顾祝同选择陆路方案，为了取得一线兵团司令官的支持，还提出将原属李延年兵团的44军划归黄百韬兵团建制。黄百韬能拒绝增加一个军编制的诱惑吗？当然不能。于是，黄百韬不但支持陆路方案，并且同意让自己的7兵团暂时停止后撤，等待44军归建。黄百韬自己的算盘是，暂缓后撤虽然有风险，但是北面还有三绥靖区两个军顶着，华野主力如果南下，三绥靖区部队将给自己足够的预
警时间。谁知道三绥靖区两个副司令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司令冯治安又被软禁在徐州。在黄兵团等待44军的关键时刻，三绥靖区突然起义，华野主力长驱直入，将猝不及防的黄兵团围在碾庄。 这是中共特工在解放战争期间最精彩的布局。以44军为饵，在三绥靖区部下伏兵，一举将国民党一个主力兵团围住。立刻在淮海战役开始阶段为解放军赢得主动权。 与中共特工精彩的表现相比，国民党情冶系统在战役中表现实在无能。 黄百韬兵团被困碾庄之后，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回到徐州便迅速拿出两个解救七兵团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会合第十二兵团先击破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华东野战军以解黄百韬之围。第二个方案是：以第十六兵团守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之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同时令第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据杜聿明后来回忆，在他内心中认为第一方案是争夺战役主动权的上策，而第二方案不过是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的下策（具体分析见后面战事评述）。但是把这两个方案在总部提出商讨时，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对第一方案摇首反对。刘峙说：“黄百韬决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
险。何况中原解放军的情况尚未完全明白，万一它的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又被吃，责任重大，谁来负呢？”第一方案否定了，第二方案获得通过。实际上黄百韬是当时国军最善战的将领，豫东战役中黄百韬以不到3万之众面对华野5个主力纵队10余万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仅坚守到最后援军赶到，还创造了以兵团司令亲自带队冲锋的先例。真正没把握的还是对中原解放军是否在涡、蒙一带的情报。这个情报不落实，谁也不敢拍板决定几十万军队作战方向。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在徐州附近人民支持下，对于国军成功实行了严密的情报封锁，国军的情报人员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情报机关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军得到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如此混乱、错误的情报让徐州剿总完全不清楚解放军的真实动向。 结果，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16万人去进攻华 野30万阻援部队，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又扎进中野在涡、蒙一带布下的口袋。战局便急转而下。 国共内战，虽然大部分战役都在解放区展开，解放军有民众支持，有内线作战的优势。但是，大军作战——特别是几
万十几万部队的调动，实在有太多线索可以侦知轨迹：宿营地的痕迹、物资的采购、民工的动员、掉队的士兵，这些基础情报不难采集，如果有一个可靠的情报分析部门将这几方面基础情报一汇总分析，不难发现解放军主力动向。特别是解放军虽然是内线作战，但是其后勤主要靠大量的支前民工随军运动，所以，即使解放军能够昼伏夜行大踏步快速运动，但是支前几万十几万民工很难有军队那么严密的组织——国民党还有空军协助侦察，找不到几十万解放军的踪迹还找不到几十万民工的踪迹吗？找到民工运动的轨迹也就找到了解放军的动向，掌握了解放军主力的动向，很多战役也许就是两个样子。 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描述莱芜战役地方支前解放军情况,华东野战军原来准备集中主力歼灭自陇海路新安镇两侧北进之敌，于是地方政府动员各路支前大军随同部队纷纷向鲁南开进,后来情况突然变化,华野决心以主力星夜转头北上,经了300里急行军迎歼由胶济路深入莱芜的敌军，50万各路支前大军便也肩挑马驮,匆忙向北转进,以保证对主力的供应——如此大规模地方民工运动，国民党从空军侦察到情报机关居然一无所知，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过去看一些解放战争的老电影，在战争失败后，国民党高官总会说一句：“美国顾问团又要骂我们无能了。”此语可以作为国民党情冶系统最好的注脚。
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不喜欢的同学可以跳过不看）戡乱动员令出台背景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自信满满，以为能迅速取得胜利。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国民党就因为前线损兵折将以及后方经济危机，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对山东的进攻很快就遭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重大失利，在东北战场中共也挫败了国军的攻势并发动反攻。军事形势的恶化彻底震撼了国民党高层。到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军事失利还只是国民党统治危机的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同样未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将中间力量越推越远；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经济次序一片混乱；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频频失利，国际援助远低于预期；
甚至在党内，执政的危机让派系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而难以调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形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预料，导致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乐观，现在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态消沉，对前途悲观绝望。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此等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 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日益冷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
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濒危阶段”、“非生即死”等用语，形容1947年中之局势，认为：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他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质问：“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实行“戡乱动员”，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就是蒋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气精神”的重要举措。 战争确乎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全面内战开始后，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迟迟未能进行公开的战争总动员。战争之初，为了对外维持“和谐”、“和平”的国家形象，国民党动武的名义是“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等名义。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虽然断绝了国共关系，但用兵名义仍为“绥靖”，即清除地方
之“不靖”，以缓和舆论要求和平之压力。 当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并面临统治危机时，国民党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力量无法打败中共。蒋介石在《剿匪战事之检讨》中明确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 1947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如何整合力量“讨伐”中共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实行案》，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萧铮、任卓宣等提出：共产党问题是今天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感受威胁，在舆论上受到压迫，应该转变空气。大连市党部、重庆市党部等向全会提出议案，要求下令否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予明令讨伐。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全会公开宣示，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其后，国民党在山东和东北战场接连失利，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学潮，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强烈的震憾，实行总动员、以全国之力与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渐强烈。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政府应变成战时体制，使能担任全国总动员之任务，以全面之力量，攻击全面叛乱之敌人。徐永昌和贾景德也向蒋介石提出：“现在我方是以经常应付非常，应以非常
应付非常，一切以灭共为目标。吾人应承认，今日之中国，可能成为共党之中国，吾人应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灭共”。蒋介石于此认为：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戡乱动员”因此而呼之欲出。
戡乱动员令实施 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声称“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表示“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戡乱动员”由此成为国策。与此相配合，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强调“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大力组训民众，协助征兵征粮，确立国民党对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的领导地位，发起“戡乱
建国”总动员运动。 “戡乱动员案”通过之后，对于如何实行“戡乱动员”，国民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可继续实行1942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也有人认为，《国家总动员法》为因应对日抗战而制定，继续沿用于“戡乱”，有使中共成为交战团体之顾虑，不如另订“实施纲要”较为方便与灵活；结果后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案与4日国民政府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案”一般并称为“戡乱动员令”），规定在“戡乱动员”时期，应积极动员兵役、工役及各项资财，凡有规避妨碍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日用品价格、工薪及物资、资金、金融业务，得加以限制或管理；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根据这个纲要，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实行“戡乱动员”的具体政策措施。27日，国防部命令各地警备司令部：对游行、请愿、罢工、罢课之处理，除出动警察外，必要时可出动宪兵、警备部队协助；如发生暴动抗乱情事时，警备部队可在请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后出动镇压。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规定禁止罢工怠工，遇有劳资纠纷，由县市政府设立劳资纠纷委员会裁决，并得强制执行。12月
6日，教育部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学生自治会不得参加校外团体活动或有校际间联系组织，校方可审核撤换其负责人，并可在其违反规定时撤销解散之。9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实行征兵征粮；征调、征用或租用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民间运输工具器材；必要时得停止或酌减客货运输；国营工厂生产应优先供应军用；民营工厂生产应以军需为要求，可以征用改造等。 戡乱动员令——动员资源效果甚微 国民党出台“戡乱动员案”，实际上期望将国家转成战时体制。通过严峻法令，稳定后方统治，最大程度调动国统区资源，来支撑与中共的战争。 任何政策都要靠组织系统来执行。中共就曾多次强调：正确的路线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国民党由于组织系统涣散而低效，党内干部贪污腐败盛行，所以，国民党虽然以“戡乱动员案”法律层面明确了国统区进入战时体制。但是其在动员资源层面收效甚微。 以粮食为例。1947年全国稻、麦登六种主要粮食产量为 22.5亿市担，约占1936年产量的97%。也就是说，粮食生产与战前并无变化。而1936年的中国人口为5.7亿（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由于战争的影响，1947年中国人口仅有 4.06亿。人口在减少，粮食生产却没有下滑，应该粮食供应很充裕。
但是，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国民党组织效率的低下以及错误的经济政策，作为民生最基本的粮食问题一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难题。城市粮食消费有增无减，各地粮价不断上涨。据《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种全会辑要》记载“各地粮情之紊乱，粮价之暴涨，无凭遏止”。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竟高达446万吨，而粮食进口因国际配额管制，只能弥补供应缺口的1/10。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实行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在其涣散低效的组织执行下，粮食实征数竟节节下降。战后初期的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在“戡乱动员案”实施第一年度 ——1948年粮食征收反而剧降为2000万石。由于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在城市里经常发生抢购粮食风潮，加剧了社会动荡。 反观中共，其解放大城市后，通过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几个区域粮食统筹调配，很快就让粮食供应稳定充足，粮价趋于平稳。所以，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根本还是一个组织系统的问题，即使有“戡乱动员案”法律层面的支持，没有一个完善有效的组织系统，所谓动员资源也就是一句空话。 虽然，“戡乱动员案”在动员资源方面收效甚微，但是在钳制舆论、打击中间以及进步势力方面倒是效果显著，但一味高压，反而让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执政当局更加离心离德。
政治高压让社会各阶层离心离德 “戡乱动员令”发布后，除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支持战争之外，其最大影响在于对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之限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舆论压力下曾废除若干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法规。1946年12月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人民自由权利也有较为宽松之规定。但不等这些规定落在实处，随着民间反战运动的高涨，尤其是中共对反战运动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战学潮，使国民党后方城市局势动荡，直接影响其统治的稳定，迫使国民党不能不加强统治，更多地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戡乱动员”则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合法”依据。1947年12月25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施行的当天，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例”
的施行区域，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或“绥靖区”，1948年11月4日，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动摇之际，由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 194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规定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若干地点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审理与“戡乱”有关的案件；判决后不得上诉或抗告，但处五年以上徒刑者可向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申请复判。国民党设立特刑庭的目的，是“与戡乱建国相辅而行，审判案件应与国策配合”，避免出现一般司法审判须经多级审理、需时较长的情况，以迅捷强力手段镇压中共及国统区民主运动，安定后方形势。为了保证特刑庭的审理能够配合“戡乱建国”之国策，蒋介石指示应尽量由军法机关人员兼办特刑庭的业务，各地军政机关和军警部队并应切实协助特刑庭的工作。军事当局甚至主张，不仅在每一绥靖区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设立特刑庭，并随军队进止而随时判案，只是格于司法当局之不同意见而未实行。根据194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决定，各地国民党干部联席会议于必要时得邀请当地特刑庭负责人参加，并随时提供情报供其参考；特刑庭于承办案件发生困难时，亦得商请各单位予以协助。特种刑事法庭因此成为国民党镇压反抗、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
但是，政治高压并没换来统治的稳定。 中央特刑庭成立的第一个月，仅审理南京上海二地的复判案件即有二三百件，可见特刑庭的判案数量不在少数。但即便如此，国统区各城市的“危害治安”案件仍层出不穷，社会动荡有增无已，仅1948年上半年比较有影响的学潮和工潮就有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潮，2月上海申新工潮，4月北平学潮，6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全国性学潮。为了遏制形势的恶化，8月17日行政院又发布命令，规定：一、司法警察机关于情形紧迫时可无搜索票而迳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二、对于罢工及其他妨害生产之行为严予禁止，违者移送特刑庭；三、对于学生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口头煽惑、破坏秩序者，切实禁止或解散，重要者送特刑庭；四、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应切实负责维持秩序，发现违法者应向治安机关陈报，并尽可能协助侦取证据，违者应予惩处。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之下，也由于中共根据形势变化而适度改变了城市斗争策略，1948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学潮和工潮的发生频率有所下降，但是国统区形势并未因此而平静，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对中间势力打压，给国民党制造更多的对立面 国共内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主要党派中，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先后站到了国民党方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并因此以政府成员的身份，支
持“戡乱动员”，成为国民党的友党。中国民主同盟则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要求实行政协决议，成为中共的盟友。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民盟及其领导人也还与国民党维系着一定关系，仍然参加一些由国民党主导的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并且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内战初期，当国民党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共问题时，虽对民盟亲中共的立场颇为不满，但为对外显示其“民主”形象，仍对民盟保持了一定的容忍。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而民盟又不断批评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尤其是在“戡乱动员令”发布后，民盟公开表示“痛心”和异议，使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 “戡乱动员令”发布后，7月7日，有记者问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政府对于反对内战派如民盟，今后态度如何？”孙科当即表示：“动员令颁布后，反对内战等于反对国策，亦即反对政府，当然要取缔，不容其存在。”孙科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鸽派人物，连他对民盟都有如此严厉的态度，预示着国民党对民盟态度的重大变化。 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之罪名，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处以死刑。民盟南京办事处也受到警察的监控，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如此种种强烈的信号，
显示民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 面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民盟领导人在上海连日会议，讨论对策。鉴于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一向为公开活动之政党，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安全，暂避镇压之锋芒，他们在27日决定，派黄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国民党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则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 但国民党为杀鸡骇猴，已经等不及民盟的表态，而于27日由内政部发布公告：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声明“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命令既下，黄炎培亦到南京，与已在南京的罗隆基等，连日与张群、吴铁城、邵力子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涉，提出解决问题的善后办法。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动，解散总部，领导人辞职，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员的责任，并保证他们的自由权利。虽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论行动为国民党所强烈不满，但民盟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其领导人多为有地位有声望之人士，其中一些人还与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方面有一定的个人关系，国民党出于各种考虑暂不便断然予以镇压。已经退出民盟、并且与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民社党和
青年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李璜亦专函致行政院长张群，希望“政府适可而止，不必株连，以安人心”。在民盟愿意自行停止活动、国民党借此警告所有反对派的目的已达的情况下，国民党亦考虑留有余地，对民盟成员故示宽大。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长张群和黄炎培谈话，表示经过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结束，不再下解散令；黄炎培则要求，民盟成员一律免除登记，被捕者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得张首肯。11月5日，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与国民党商谈结果及民盟停止活动等事宜。沈钧儒、史良等对公告有所异议，但“终以大局被迫至此，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其后，民盟发布公告，声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决定民盟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 至此，曾在战后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停止公开活动。在此前后，农工民主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镇压，也陆续停止公开活动。 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固然使其统治少了公开的批评者，耳根清静了不少，但却在政治上大大丢分，严重影响其极力对外展示的“民主”形象，并未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反而促使民盟此后更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共方面，增加了反对国民
党统治的力量。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可谓战后中间道路走向的转折点，此后，民盟等中间党派转而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对中间势力的镇压不仅没有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反而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对立面，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1948年年末。因币值改革失败以及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学潮、工潮、抢粮风潮如风暴一般席卷江南，“戡乱动员令”形同虚设，国民党的统治基本瓦解。政府、军队或公开起义，或等待中共接收。国民党政令不出总统府。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所到之处几乎传檄而定。 “戡乱动员”是国民党在统治危机时的应变之举。但是，国民党的溃败是其组织系统的全面溃败。仅靠一个“戡乱动员”显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戡乱动员”实行一年之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不得不承认：“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至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戡乱动员”不但没能动员资源支持其反共战争，反倒因为钳制舆论、限制民众自由权力、打击中间势力，让社会各个阶层对国民党更加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本来就沉疴已深，偏要用虎狼之药——国民党迅速溃败当为此典范。
经济篇 导读： 谁制造了恶性通货膨胀？ 国民党如何在1年内将自己的家底败得精光？金圆券改制为什么失败？ 中共的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黄金美元？中共为什么能获得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两白一黑 战争的胜利？
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谈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宋子文先生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公1944年担任行政院长，1947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黄金风潮而下台。此间风风雨雨，不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历史，更勾画出国民党政府经济由高峰而急速向下坠落的轨迹。经济的快速崩溃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决定性因素，宋氏也堪称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第一罪人。
这里多罗嗦一句。宋氏担任行政院长职务后，虽然交卸了外交部的职务，但由于其多年主管国民党政府外交，特别是其号称在英美友邦中人脉深♘，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其对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影响依然举足轻重。所以，国民党政府经济与外交两大领域基本是宋氏主导，这两大领域本应该是内战中为国民党政府加分的筹码，结果在宋氏主导下，经济固然是快速崩溃，外交则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读民国史，常使人感慨万千——国舅误国，宋氏堪称空前绝后！ 外交是篇大文章，这里姑且放下。说说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轨迹。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此公上台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间掠夺黄金。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向民间推行了一项“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这项存款是用法币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黄金。当时推行这项存款对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黄金在乱世的保值功能强，老百姓纷纷将闲钱存入银行指望到期能获得黄金。据统计，该项存款达到624亿法币。到了45年6月，这项存款大部分即将到期，该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兑现黄金了。 宋子文却出台了“黄金购户四成捐献办法”的法令，以抗战为名勒令购买黄金客户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客户将
其应兑现黄金一律扣减4成作为捐献！此法令截止到1946 年，共从民间掠夺黄金达到820468两。 这尼玛什么政府法令？！！见过无耻的，但还没见过这样无耻的！捐献基本前提是靠民众自愿，有这样直接在民众存款中直接扣除的吗?还是扣除4成！这与赤裸裸的抢劫有什么区别？这么一个混账法令出台让外界怎么看到你国民党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 宋子文先生干的混账事还远不止这项，后面做的一件比一件混账，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
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颇有些家底。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达到历史最高峰；折合美金达到85805万美金（其中黄金约568万盎司），另外，接收日伪资产也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这个数字后世估计大致在4亿——8亿美金。如此雄♘的家底是国民党政府下决心军事剿共最大的依仗。蒋介石在纪念国父演说中就公然宣称；“本党的力量比起二十几年前，已经大过好几十倍，”后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目前财政足以支撑军事作战两年
有余。” 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进攻。仅仅打了半年，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是后方经济危机爆发，国军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历史中往往一边倒的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因为全面进攻中部队损失过大。诚然全面进攻中国民党损失100多万军队，但是只要军费有保障，人员的损失很容易补充。1946年6月国军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兵力约 200万人，直到1947年12月,国民党军(正规军)依然保持着 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的编制,总兵力还是198万人，军 力并没有下降（被歼灭的大都是地方杂牌部队，核心5大主 力以及次5大主力基本保持完整）。但是财政危机让军费不得不大幅度削减，于是前线军事策略只得随着经济坠落的轨迹节节调整——由重点进攻到全面防御，到重点防御。48年7月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解放军立刻在军事上总摊牌——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无力回天。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号称经济专家、理财能手的宋子文先生如何在短短两年内将国民党政府十几亿美金的家底折腾得精光的！ 抗战胜利，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次序。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国统
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次序很快就可以恢复——要知道，当时的沦陷区囊括了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能迅速恢复经济次序，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为提升。 但是！国民党行政院与财政部官员们却偏偏要折腾！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国统区民众特别是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 是欲哭无泪，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破产!试想，假设现在告诉你——你手上的100元如果到上海江浙可 以当400—600元用！大概没有人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于是国统区官员、民众铺天盖地拥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 以黄金为例，抗战胜利时♘明的金价折合法币65000元1 两，而到了南京，才10000元1两！其他的物资包括棉纱、丝绸、煤炭、粮食……沦陷区的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这么严重不对称的物价，让所有人都对物价有了
强烈上涨的预期。于是有钱有关系的大肆收购沦陷区物资炒作，没钱没关系的也拼命购买物资囤积。结果，抗战刚刚胜利，沦陷区先就陷入混乱。 这么一个脑残政策出台，带来三个后果。其一，沦陷区经济混乱，各种生产迟迟无法组织，更加剧了物资短缺，让大型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倒因为要给各种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负担； 其二，人心丧尽！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结果呢？“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用一个币值汇率政策就将所有沦陷区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其三，因为币值差异，导致后方到沦陷区大肆抢购物资，加上沦陷区生产无法组织，物资短缺，使物价开始难以控制 ——好吧，国民党政府给自己生生弄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本来抗战胜利，为国民党政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局面。 以物价为例，因为沦陷区的接收，法币使用范围扩大，加上抗战胜利民众对未来物资短缺的心理得以消除。一度使全国特别是沦陷区物价急剧下降。当时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1/3，黄金价格为高峰时1/5，美元兑换价格也下降40%。而在沦陷区以上海为例，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36%，黄金与中储券的比价只达到高峰时1/6。结果财政部法币与伪币1：200兑换比率政策一出，形势顿时逆转。11月起，
从沦陷区波及全国的物价重新上涨，12月全国物价已经恢复到8月水平，而在沦陷区情况更为严峻，以上海为例，11月物价较9月上涨达到1.87倍，涨幅超过抗战最严峻的时期！哈佛大学经济系高才生、财经专家宋子文先生，生生为自 己造了一个远比中共更可怕的对手：恶性通货膨胀。从此，这个对手就一直成为悬在国民党政府头上的的达摩克斯之剑。48年剑锋落下，国民党政府轰然倒地——所谓的三大战役的胜利不过是解放军在国民党政府倒地后再踏上了一只脚。
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为了对付这个被自己制造的对手——通货膨胀，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政的第二招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正是这个恶政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何为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以稳定币值。同时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另外就是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三管齐
下，目标都是一个：控制物价！ 我该怎么来评价这个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呢？话说历史上执政者不是没出过败家子，但国舅这样的败家子纵观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以中央大义名分加绝对权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有无数货币工具、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国舅爷的办法偏偏是最笨最愚蠢的办法！ 首先，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最起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宋氏地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国共必有一战 （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大致是从1946年3月开始 实施，标志性事件就是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一触即发）。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实行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是在鼓励民间踊跃投机吗？关于战争期间为什么投机市场会活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茅盾的《子夜》。这本书形象的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希望在民族工业领域作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战争必然带来物价波动，政府第一该做的是严厉打击投机而不是相反。战争本来就为投机创造了丰富的机会，如果投机可以获取暴利，那么谁愿意去老实巴交的生产？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舅爷这个财经专家怎么不明白？？？ 再看看国舅爷三大稳定物价的举措。 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好吧，一旦法
币贬值——不管是因为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那么就只能政府买单，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进口物资需要外汇，好吧，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 ——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一年就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金融投机盛行。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任何人都希望找到可靠的渠道保护自己的财富。好吧，现在国民党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买黄金。于是大量的资金狂潮般涌进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长官，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黄金。各地银行也纷纷抢做上海汇款，甚至有包机运送现款到上海抢购黄金。比如当时徐州并非工商码头，而是军事重镇。但银行钱庄却纷纷到徐州开设分行，将军饷套出来做黄金投机生意。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奇观，中央银行由南京向北运输钞票（主要是军饷）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调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实际直接开往上海）。黄金投机如此剧烈，宋子文当局竟无任何应对措施——比如控制银根等等——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而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
去抢购黄金。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大量发放的贷款加上各地流向上海6000亿资金以及上海 2000亿游资——不算生产贷款，光是涌到上海投机黄金的资 金就是8000亿，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与法币的挂牌价大致 是4000元/条，那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计算出，要全部吃下 这些游资要2亿条黄金，就算是一半也要1亿条，1条黄金 按10克计算1亿条黄金就是2000万两；2亿条黄金就是4000 万两，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000万两，宋国舅只要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应该知道，手里那点黄金储备根本就无法平息汹涌的黄金投机潮。
但是，宋国舅不仅算术水平糟糕，还偏偏妄自尊大，目空一
切。 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初就放出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谁知道其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执行还不到1年，到1947年元月黄金价格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趋势。
时间（1947年）黄金最高价格千元/条黄金最低价格千元/条 1月4日45803954
1月31日 46304190
2月4日47004400 2月7日53304840
2月10日 7200 5430 2月11日 7340 5810 2月13日 7800 6700 中央银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用完，更租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救急，但是在庞大的抢购黄金资金面前，运来的黄金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央行抛出的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 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整个2月的上半个月，
一共只抛售10900条。央行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而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商们已经觉察到央行库存黄金快要见底的信息，特别是抢购黄金中发现重庆印钞厂的印记。于是市面恐慌，掀起抢购黄金的高潮。 2月15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宋子文终于认输，宣布央行停止抛售黄金。顿时，上海黄金市场变成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民众集中抢购黄金与物资。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就是一张废纸！黄金一停售，物价立刻狂涨。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568万盎司的黄金储备减少 了331万盎司——大半家底没有了，物价也没控制住，成了双输的局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宋子文先生第二个举措：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 这个举措简单的说就是高估法币币值来刺激进口。好吧，宋子文先生又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为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来刺激进口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本国生产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个政策一出台，大量美国货潮水般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都是USA制造！国内民营企业
几乎无法生存，纷纷倒闭。 当全民都开始使用美国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货要用国家外汇来换，美国货盛行相当于老百姓吃穿用度都在用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这么干别说是民国，就是美国也扛不了几天啊！ 所以，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的政策一实行，立刻出口基本萎缩未0，而外贸入超猛增——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金！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没有了。 看到这样的局面，宋子文先生又慌了手脚，终于在1947 年2月5日，颁布了“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即自 2月16日起，对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出口价格给予百分之百的补助；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但是对于机器、棉花、米麦、煤油等美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 即使这样委曲求全，美国老爷依然不答应。 鼓励出口法令一出台，美国驻沪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国民党政府各轮船公司，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以及美国海关税则有冲突，所以，领取国民党政府津贴的货物到达美国后将特别课税— —也就是说，你国民政府对出口商品补贴多少，美国政府将加征多少。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完全被美国垄断，美国强硬
的反对，宋子文这个鼓励出口的法令也就无疾而终。 出口打不开局面，进口却依然无法控制，虽然国民党政府大量出售了日伪资产来平衡收支，但是到1947年3月国民 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了45372万美金！换句话说，国民党政 府在抗战胜利时8.5亿美元的家底，被宋氏一年就亏空5亿 多美元，剩余家底不到2亿！如果加上出售日伪资产、物资 的收益，宋氏花掉的将达到7—8亿美金！要知道46年一年 的军费也不过1亿多美金！ 宋氏败家行为，莫过于“美军垫款案”为甚。 1942年，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美签订“中美互助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军驻华费用由国民党政府垫支，最后由美国买单。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 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 只支付了2.5亿美元。1946年8月，美国派人来华与宋协商垫支费用问题，宋竟然私自答应，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巨额美元外汇现款，反倒承受巨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 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以法 币价值高估为借口只认账2.5亿美元（美国大量出口中国物资时怎么不提法币高估？）。国民党政府已经吃亏很大。可是，从1945年到1946年8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又为美军垫
付1300亿费用，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价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剩余物资抵账，国民党政府反倒要为这些废品支付巨额美元外汇的运输费用。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导的几大政策，通俗点讲，法币对伪币汇率政策就是说：“去抢沦陷区吧！”，金融自由化政策更神奇：“来抢国库吧！”出口补贴政策美国大爷不答应，宋内阁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美军垫款案”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可以获得美元外汇的事情，偏偏宋国舅要倒贴运费收回来一堆破铜烂铁！ 这就是这个经济专家、理财圣手在抗战胜利后1年内干的几件大事！多大的家当也经不起国舅爷如此折腾啊！ 套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国舅爷起了我军想起而未能起的作用；干了我军想干却未能干的事情！ 最奇葩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45年8月，法币发行量不过5569亿元，到了47年2月， 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48378亿元，货币超发已经突破8倍！
货币超发自然引发物价飞涨。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时期，国统区物价指数不过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一年则物价指数超过货币发行倍数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 1945年9月100法币可以买2只鸡，1946年1月只能买2 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能买两粒煤球了。内战还没爆发，法币已经开始已惊人速度贬值。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政策失误没有第二个解释。 内战一爆发，军费开支巨大，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两个因素一叠加，法币贬值速度更为惊人。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可买牛两头 1941年可买猪一头 1945年可买鱼一条 1946年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家底被亏掉大半，还带来经济危机。正是这样的经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在前线军事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被迫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
为什么宋氏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的第一罪人？前面已经分析过，宋氏最无能的还不仅仅是1年时间亏空掉国民党 政府大半个家底（至少是7-8亿美金）。最让人无语的是宋 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也就是说，这7-8亿美元政府没用上，老百姓没用上，军队也没用上（政府与军队费用靠印钞来维持，老百姓白白被通胀掠夺）那么，这7-8亿美金那里去了？很简单，被金融投机者与洋商（巨额入超）拿走了。 如果，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比如，把宋氏换成孔氏担任行政院长（44年前就是孔氏主政），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不指望他能振兴经济，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8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 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 如果45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第一，法币与伪币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 15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
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5-6年。要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 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5-6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举一个例子，30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5-6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 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
艰难的工业 经济重建首先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从宋子文公布的经济政策纲领来看，其无一策关注生产的组织与恢复。而其主导的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生产企业几乎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当时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大增。接着是人力成本大增——因为物价
飞涨，为了平息民怨，宋子文当局在1946年4月宣布“全民涨工资”！不仅是公务员与军人涨工资，还规定了企业职员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策对日益艰难的企业是雪上加霜。等到好不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了，结果又遇到廉价美国货的竞争！因为法币币值被人为高估，所以原本卖2元的 美国货现在只卖1元，这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怎么活？所以，当时民营企业纷纷把厂子关掉，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物资。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企业都放弃实业去做投机生意，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产业空心化”。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 1947年全国各行业产量与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全国轻工业产量大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与战前相比差距更大。 工业生产的倒退不仅导致社会物资短缺，对军工生产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139200支,机枪20400挺,82 迫击炮2520门,79步枪子弹252000000发,山野炮弹780000
发,82迫击炮弹2140000发,手榴弹5100000枚,60炮可月产350门,60炮弹月产10万发。 而到了内战时期的1948年上半年,月产中正式步枪13000 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 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日伪军工企业——产量比较大的包括武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但是即使包括这些接受工厂产量在内,除了60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其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有所退步,如果扣除这些接受工厂的产量，原有兵工企业产量相比抗战期间出现大幅度减产。 战争期间，为什么兵工生产会减产？不是国民党政府不重视，而是兵工生产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来支撑——包括化工、机械、重工业等等，当全社会工业生产都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在倒退时，兵工生产很难不受影响。民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廉价美国货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官僚资本的压力——好吧，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描述， 就是民国版的“国进民退”。
失控的官僚资本 战后由于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出售外，其它部分都成为国家资本。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的影响，使民间投资与外资在中国投资都在逐年萎缩，而国家资本反而急速膨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势。1936 —1948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16.35%，民营资 本年均下降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6.72%0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资本总值（142亿元）的54%(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64%(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战前为59%)——如果抗战胜利后执政党不是国民党，这样的经济基础差点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营，自无余
力再行承购”为理由，于1945年12月成立国家控股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 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7.5万人，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拋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96个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资源委员会1946年盈余365亿元，1947年盈余1317亿元，但
盈余率由1946年的13.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 国进民退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伤害。国家资本依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与民企完全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资本愈是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愈小，社会经济活力愈低。但是，国家资本扩张对国民党政府却又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国家资本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大量油水丰 ♘的职位可以安插权贵私人，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扩张可以方便政府更好的掌控经济，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让政府多了一个“钱袋子”。 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 值超过1000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等等（对比当前的垄断央企，借助垄断权力与国家巨额补贴每年摄取丰 ♘的利润，但是上缴红利却不到5%，连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远远不如，还得意洋洋自诩“共和国之子”——真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
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量只占61%，由于国营企业占据很多资源却只能产出很少效益，按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评述：“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资本扩张的批评达到顶峰。 1946年3月5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指摘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
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
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这些言论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最后一搏——强行推动金圆券改制。为此蒋经国亲赴上海坐镇“打虎”。最后还是因为官僚资本的阻碍（杨子公司案），让金圆券改制功亏一篑。 以史为鉴，对当下国企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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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政治篇 第一章：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 第二章：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第三章：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
经济篇 第一章：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第二章：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第三章：艰难的工业 第四章：失控的官僚资本 第五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 第六章：中共版之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 第七章：中共版之货币战争
第八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
外交篇 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 第二章：苏俄：东北外交始末 第三章：美国篇：忽冷忽热的美国佬第四章：英法：被忽略的势力 第五章：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第六章：中共外援之苏联篇 第七章：中共外援之朝鲜篇第八章：中共外援之联合国篇 第九章：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
军事篇 第一章：国民政府经济状况对军事形势的影响第二章：国共军事力量的优劣势与双方战略选择第三章：1946：国民党初期的胜利 第四章：1947：相持与拉锯 第五章：1948：急转而下的战局第六章：气数已尽的三大战役综述：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 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两白一黑”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行
驶，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基本上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命运。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
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
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
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
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蒋太子上海打虎记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组织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管制层面。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
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峻刑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
南京、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到28 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 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
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
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对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调集则缺乏基本的重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北京 《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
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杨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杨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杨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
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 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到1949年 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
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 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 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
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 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 短命的纸币，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
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守刮了大量金银。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 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他们支撑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另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 胜利？
中共经济篇：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在过去几十年解放战争电影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耳 熟能详：“我们是以小米+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
这句名言意义深远。 首先，这句名言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过于重视军事力量，而忽略经济建设。这基本是史实。其次，这句名言还深刻揭示出，中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充分依靠了粮本位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何谓粮本位经济基础？就是在解放区，所有经济运行都是建立在粮食（或物资）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经济结构。解放区的货币不能兑换金银，但是可以兑换粮食与物资。这种特殊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与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首先，解放区的粮食或物资就是货币，所以，要筹集更多的军费支撑前线解放军作战，那么中共就必须把物资生产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财经工作基本就是恢复与扩大生产的工作 ——这与国民党政府财经工作把金银外汇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别。 中共财经工作重中之重是农业生产。这主要通过“土改”来实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自然大幅度提高。 然后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据1946
年胶东解放区统计,已设立农业指导所14处,示范农场14处,蚕丝指导所2处,林场苗圃20余处。山东省农业厅在营南设立农业指导所一处,并附设了示范农场,进行深耕细作,试验示范,及时推广和交流经验,使粮棉产量都得到较大增长。滨海区由于推广了新的植棉技术,每亩棉花增产皮棉15斤,比1945年增产一倍。 三是兴修水利,增加了土地灌溉面积,减少早涝灾害。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打井修渠,疏通河道,粮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据渤海、鲁中、滨海、鲁南、胶东5个区的统计,1946年打井6万余眼,J流 通河道539条,筑堤933道。使土地增加灌溉而积85万 亩,保护土地205万亩。由于增加了抵抗早捞自然灾害的 能力,使全省增产粮食8670余万斤。 对于工业生产，中共并没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而采用更务实的态度来恢复与扩大生产。在这个方面，东北解放区财经负责人陈云可谓一个典型。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陈云提出一系列主张。（一）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陈云在第6届全国劳动大会上对工人作报告时，把企业管理民主化讲得通俗易懂：“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陈云详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企业民主化是同严格的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提出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
大会的具体措施。（二）要正确对待企业中的旧职员。为了正确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分析了工人与职员和下级职员与中高级职员的不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批评了在接收东北一部分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指出：要认识到，职员、工程师、管理人员都是生产中所不可缺少的。除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外，绝大多数职员是可以团结的，要让工人同职员搞好团结，这样才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三）倡导企业化经营和培养技术、管理人才。陈云认为，要办好人民民主企业，除了依靠管理的民主化之外，还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原则和经济核算制。他在东北局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时指出：对旧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他指出：“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管理工作，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个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耗费。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四）实行工薪改革，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劳动竞赛，反对形式主义。1947年陈云主持制定了新的工薪改革方案，反对平均
主义。他就新颁布的工薪标准执行问题向东北各省政府负责人发出指示说：新的工薪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技术。因此，取消了过去以中等工薪作为评定工薪的办法，着重了交叉累进等级工薪制，以克服平均主义。新标准将普通职工的最低工薪由原来的40 分提高到60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最高工薪提高到300 分，在执行中，要严防将所有职工的工薪都提高20分和向 300分看齐的平均主义作法。
正是由于中共空前重视农业生产与对工业生产的务实态度，这才奠定了解放区支撑战争的经济基础。 以山东为例，从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的四年零两 个月的时间里,山东人民先后出动1000多万民工,10多万 大小车辆,往前线运送了10余亿斤粮食,数10亿斤弹药及作战物资,转运了24万余名伤员。支援我军胜利地进行了定陶、鲁南、莱芜、孟良尚、鲁西南、潍县、济南、淮海等50余个战役。而在东北解放区，中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 后建立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生产的产品（加
上外部的援助）不仅能够支撑林彪百万大军作战消耗，还能援助关内解放军作战，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供血的心脏！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又采取战时“供给制”。所谓的战时“供给制”就是对财政负担人员——包括军队、机关人员、工厂职工按照基本生活标准供应粮食与物资。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从而最大程度集中资源支持前线战争。由于中共组织高效而严密，供给制又将行政开支压缩到极限，所以，中共财政在军费支出上竟能达到90%而且同时可以保持解放区经济形势的稳定 ——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奇迹！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间里,并不富裕的解放区人民为什么能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让解放军越打越强,而人民的力量没有枯竭?究其原因,就是中共粮本位经济基础+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粮本位体系不仅有力于恢复生产，更奇妙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在稳定经济，防止金融动荡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老蒋手下的财经专家，始终没搞明白一个剑桥、哈佛不会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的道理——光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但同时没有相匹配数量的生活物资、生产资料、工业品、农产品作为对应，货币依然只是一张印了数字符号的纸而已，不具备任何意义……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美元外汇，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不
能用，而能换取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的纸币，在老百姓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发生战争的时候，为这样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牺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实在太土了，跟老蒋的留学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炒国债、玩投机、玩囤积居奇，是绝对斗不过的，这帮土老帽，眼睛里就只能看见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什么大生产运动、什么南泥湾、什么三五九旅，全是为了搞这些东西的，把这些东西搞出来后，再印刷出没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的纸币，让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据地里流通起来，居然老百姓就接受了这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及格的货币，抛弃了老蒋按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发行出来的法币……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共一个根据地发行货币的历史，看看这种粮本位货币在战争中发挥的奇妙作用。
中共版的货币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很快沦陷，于是土八路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很快站稳脚跟，可是，没过多久，不
满八路军势力扩张太快的老蒋，开始耍无赖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山东土八路一下子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不给老子发法币，老子不会自己印钱啊？？俺们当年印红军币，信用那是杠杠的！” 于是自1938年起，山东根据地政府自己开始发行根据地货币——俗称山东币，但山东币刚出来时就遇到问题，就是其信用比不上在市面上同时流通的法币…… 根据地一幕： “吃得真饱啊，老板，结账。” “几位八路首长，给你们打个八折，二十元。”“给，二十元山东币。” “几位首长，能不能给法币啊，我给伙计发工资，去买米买菜都得使法币，山东币不好使啊。” “为什么伙计、卖米卖菜的都只收法币呢？” “因为法币毕竟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嘛，有黄金储备，有信用，而且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可以换外汇哦，连日伪都在沦陷区收集法币，套购外汇呢，而山东币嘛，这个……那个……，八路首长，我是不是伤你自尊了啊，这样吧，这顿饭不收钱了，当请你们的。” “这可不行，八路军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蹭饭吃了！” “那首长给打个欠条行吗，以后有法币了再来还……别不
好意思，日后的美国也是这样给全世界打欠条换东西的……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难道八路军还会吃饭不给钱吗？？哎呀，是不是又伤你自尊了啊？”…… ……………… 于是几个八路首长打了欠条，哭着回家了……伤自尊啊，太伤自尊了，你口口声声说“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可是为什么就信不过八路军发行的纸币呢？？？ 八路首长回家痛定思痛：这也不能怪老百姓，山东币的确是在完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凭空印出来的……可是今天的山东土八路，从首长到战士个个穷得叮当响，跟日本鬼子的战斗，能缴获几条枪、几十发子弹就很不错了，哪来的金银啊？？要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该怎么办呢………… 而到了国民政府实施外汇管制之后，情况更加严重了，日伪手里掌握着从沦陷区收集的几十亿法币，既然不能再用来套购外汇了，那就用来作为发动货币战争的武器，把这些钱涌进国统区、中共根据地抢购物资…… 山东根据地，在一年之内涌进来几亿元法币，而当时山东年产粮油蔬果几百万吨，本来价值几千万元法币，可是市面上忽然多出来了几亿元法币，等于货币增发了十倍，但相应的粮食却没有增产十倍，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产粮大省山东，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粮价一年内涨了十倍，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当时八路首长的处境、心情，跟 1947年的宋子文是一样的…… 由于法币本来是在山东根据地合法流通的货币，所以日伪用法币打法币这一招实在是太毒，根据地政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物资被日伪疯狂抢购走私，物价每天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八路军战士们紧握武器，空有杀敌之志，却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根据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机遇——山东币的竞争对手法币，由于严重贬值，不再被百姓所信任了，于是根据地政府顺水推舟的禁止了法币在山东根据地流通，先把日伪发动货币战争的源头掐掉……可是百姓不信任法币，不代表他们就会信任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啊，如果退回到原始社会般的以物换物交易，只会令经济更加凋敝，可能不用日伪来打，山东根据地自己就垮了…… 问题是如何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建立起山东币的货币信用呢，土八路里面没有哈佛、耶鲁的高材生，再说就算有，哈佛、耶鲁也没有教过这些完全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啊……当时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兼货币政策主持人，是薛暮桥，其在根据地政府的作用，大概相当于1946-1947年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但是这位薛局长却只有小学文化，要比学历，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宋院长那是没法比的。
但是小学文化的薛部长偏偏有奇招。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 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今天我们看财经新闻，通常是这么说的：“今天人民币的外币兑换官方牌价：兑美元7比1，兑欧元10比1，兑英镑11比1，兑日元1比8……美元最近快速贬值，预计未来处于下跌通道，大家手上有美元的快抛……”……
而如果你身处当年的山东根据地，你听到的财经新闻是这样的：“今天山东币的物资兑换官方牌价：兑大米7比1，兑花生油10比1，兑棉布11比1，兑花生1比8……最近两月花生涨价两成，黑市价更是涨了三成，连带花生油也涨价了，乡亲们，要多赚钱今年得多种花生啊，赶紧的……”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 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山东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充满创意、独一无二的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但其币值却很稳定，市场物价也很稳定……因为根据地工商局手里掌握着大量物资，如果发现社会物价上升，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少了，而流通的货币多了，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工商局就向市场出售储存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回
笼货币，平抑物价；而如果发现物价下降，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了，而流通的货币少了，这样会谷贱伤农的，根据地政府就增发货币，开动印钞机印钱，收购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物资，充实库存……通过大量物资储备、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创新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政府的山东币，实现了与实行金本位的美元一样的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在几十年后，西方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才提出相似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而在这位大经济学家还在念大学时，山东土八路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了…… 山东币，终于成为了山东根据地百姓放心持有的专属货币了，市场物价稳定，商业贸易越来越繁盛，人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好，老百姓们很满意啊…… 山东根据地政府就更满意了——终于可以自己印钱自己花了，从此政府日常运作开销、购买军需、军费开支全都不成问题了，不用看国民政府的脸色了，更不用怕日伪的货币战争了，而且，还有财政余力支援附近的兄弟根据地、和在陕北穷山沟里的中共中央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金融运作越来越有经验，现在轮到山东土八路开始准备要向日伪发动八路版的货币战争，报上次的一箭之仇了……
山东靠海，所以随着势力、地盘不断扩张，山东根据地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资源——海盐……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政府重点管控的关键资源，山东土八路当时控制了山东所有的海盐盐场，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食盐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另外山东盛产花生，出产的花生油香浓好吃，而食用油也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山东土八路当时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花生油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掌握了这两种战略武器，小学毕业生薛局长开始筹划他的货币战争计划了……
首先，把之前在食盐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转手倒卖的二道盐贩子全部清除，由工商局取而代之，从此食盐全部由工商局属下的商店统购统销，无论是谁，要买卖食盐必须经过工商局……
然后，工商局把花生油也纳入了统购统销的范围……我们可以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名词来给山东根据地工商局起外
号——“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
一切准备就绪后，“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宣布，从今天起，无论谁要购买山东的食盐、花生油，都必须使用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
根据地的百姓倒是没所谓，反正早已经习惯用山东币买东西了，可是日伪占领区那边马上就傻眼了……之前日伪占领区那边的商家都是通过地下的二道贩子购买根据地里的食盐、花生油的，用法币、用汪伪发行的伪币、甚至硬通货，什么都行……上次货币战争用海量法币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日伪还在回味无穷呢……之前发现根据地在打击二道贩子，实行食盐、花生油专卖的时候，日伪那边的商家就觉得有点不对，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薛局长真不简单啊，我到哪里找山东币来向你买东西呢…… 对于沦陷区商人的“困境”，根据地政府及时给出了解决方案： “笨蛋啊，你卖一些中共需要的物资给根据地政府，然后根据地工商局付给你们山东币不就行了吗？你们就可以用来买食盐、花生油了嘛，而且算起来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呢……”
“那根据地需要一些什么货呢？？”
“什么钢材啊，医疗器械啊，药品啊，你有多少我吃多少，不就是山东币吗，就是咱家印出来的啊……”
“可是钢材、医疗器械、药品什么的都是日伪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产品啊……”
“那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山东币，想要就拿钢材、医疗器械、药品来换，然后再来买我们的食盐、花生油，不干拉倒……”
“可你们的山东币只是用纸张、油墨印刷出来的，基本是零成本，就这么来换我们的钢材、医疗器械、药品这些紧俏商品，你们也太占便宜了吧……”
“滚你的，就算钢材、医疗器械是紧俏商品，但我们还有其他渠道弄到这些东西，就算弄不到，我们没有这些紧俏商品又不会死，你们就试试平日吃饭、炒菜不加食盐、不用油吧，应该也不会死的……”
“大哥，别走啊，这生意我做，我做了……”
不久之后，日伪惊恐的发现，不知为何针对根据地的贸易制裁完全崩溃了，各种原先被严令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商品，源源不断的被沦陷区的商家向根据地贩卖，换回山东币，而这些商家，正是上次货币战争里，配合日伪向根据地输入海量法币，抢购物资的人……
怎么回事，怎么这帮墙头草全倒戈了？？日伪政权下令在与根据地的交界处加强巡逻检查，可是，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伪投降，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日伪的巡逻队不是没截获过这些管控产品，但都是收了钱后就放行了，这无关他们是否尽忠职守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巡逻队就算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但他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吃上盐、吃上花生油啊……
结果，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而且由于山东币的信用好，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成为了周边地区的储备货
币…… 小学毕业生薛局长的这个货币战略，其实跟今天的美元战略是一样的，就算以后美国把所有军队都缩回本土，减少军费开支，只要中东石油依然用美元结算，美元就可以继续保持国际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
因为你可以不用F22、航空母舰，你可以不用GPS卫星、波音大飞机，你可以不用苹果六代、六袋苹果……不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不会死的，甚至你努力一把，这些高科技产品还可以自产自销呢……
但是，你不能不用石油，这是会死人的……你要换石油，就要先用你的产品，换美国印刷的美元……
这一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已经玩得很熟练了，要是有人认为中共只会玩枪杆子、不会玩货币战争，那活该他被中共玩到死，想一想，全世界直到70年代才取消金本位体制，才明白物资供应才是货币稳定的根本，好吧，洋人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比中共落后了30年…… 但是，还有一批人在40年代认为中共是土共，以为用经济金融手段就可以轻易玩死中共，于是，一场新的大戏在上海摊即将拉开帷幕，这场大戏的主角是48年让国民党金圆
券改制一败涂地的投机商们，他们的对手换成刚刚进入上海的中共……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 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首先是银元之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两黑一白战争策略：你落一个子，我落十个子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
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 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 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 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宣将
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颈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于是，中共充分发动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 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 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 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
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
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 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几亿多斤大米，几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十几座这样的米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小米+步枪”中“小米”的威力确实不同凡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步枪”。 “步枪”是军火。以解放区薄弱的工业基础，很难相信，仅靠解放区那么一点兵工产业，不仅能让解放军从内战爆发
时120万军队，3年后壮大到600万；还能支撑数百万军队频繁高强度作战。 所以，“步枪”的准确含义是军火外援。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当时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央大义名份，国际地位在抗战胜利后一跃而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优越的条件却在外交上频频失误，其所获得的国际援助不仅少得可怜，甚至与中共相比也相差甚远。
外交篇 导读： 国民党有中央大义名分，为什么外交屡屡受挫？雅尔塔协议与苏俄的胃口 东北对苏交涉失败决定了东北的命运美国佬为什么忽冷忽热？ 中共获得的国际援助远超国民党政府！
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 国共纷争，双方都要整合一切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相对
中共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国民党政府占据大义名分，名正则言顺，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是最顺理成章的事。这就需要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有所作为。45年-49年对中国形势能有影响力的大致有5个国家，其中，美苏是关键，英法很重要，日本是最容易被忽略实际上最不能忽略的——虽然它已经战败，但是日本战败时其占据的都是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态度很大 程度将影响未来国共的政治与经济版图。 结果呢？国民党政府办外交的实在无能（宋国舅的影响不容忽略），苏俄交涉是全面失败——什么都给苏俄了——旅大被侵占，蒙古没收回，东北日伪工业设备被席卷一空，关东军军火连毛都没捞到一根，最后东北还被丢给中共，国军接收东北居然得先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关去。 美国呢？教科书都说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大量美援，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5170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6月27日，美国国会批 准为国民党建立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的装备及费用。 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 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被中止。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
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 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同年10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美援8个月。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 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 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 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
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 1950年还未交完，那么49年7月国会通过的0.75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 结论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 有47年的6500吨军火和1.3亿发子弹，48年的700-800吨 军火和1.25亿美元军火，未用完。 就这么一点可怜的美援（还不如苏俄在东北交付给中共的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与工业设备！）国民党政府付出多少代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几乎是采取对美国一边 倒的态度。这个态度首先就得罪了苏俄，导致整个东北一开始就被中共占据，抢得先机。 接着因为美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又拒绝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建议。 再则为了响应美国关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建议，国民党政府在48年开国大，宣布进入宪政国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政治意义。民主固然在和平时期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战时却有很大的弊端——决策效率低、对资源的组织以及战事的谋划很容易受到“民意”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48年后国民党政府高层都知道东北应该把国军撤出来，但是由于国会
东北籍议员的影响让国民党政府迟迟不能做出决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宋国舅搞的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也是为了把中国纳入美元经济体系——法币币值主要是盯住美元价格。未来讨好美国商人，国民党高估法币币值，导致潮水般的美国商品涌进中国——从食品到电影、从服装到汽车，国民党政府仅在46年度就为美国商品花掉5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虽然美国一直在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政府经济、军事支持，但是援助始终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三大战役后，美国干脆彻底抛弃了国民党政府，让国民党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于是国民党树倒猢狲散，很快就丢掉大陆。 中美在内战期间的关系，通俗点讲更象一个邻家少女与一个无良少年的故事。无良少年对少女说：跟我上床吧我会对你负责的，好吧，就上了床；接着少年又说：给我生个小孩吧，我会与你结婚的，好吧，少女就怀孕了；然后，少年又说:辞掉工作吧，我会养你的，好吧，少女又辞掉了工作。等少女生下小孩又没了工作时，这个少年就消失了。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变，固然国民党政府外交上频频失误，但是，这与美国当时总统——杜鲁门先生心胸狭隘、缺乏战略眼光有重要关系。 英法更不待言，除了趁火打劫对华军事禁运，根本没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丁点帮助，要知道国民党政府那时手上至少
有两张好牌啊——一个越南，一个香港，都足以左右英法对华态度。国民党外交部眼睛都瞎了？！ 最后是日本。这个也放到后面论述。 时人对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外交曾有一句评价：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真是一语中的！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外交过程，首先是苏俄与东北。
苏俄：东北外交始末 谈到国民党政府与苏俄的外交，就不得不涉及雅尔塔协议。1944年，美英为了拉拢苏俄对日宣战，在雅尔塔签订秘密 协议，其中涉及中国主权部分包括：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苏俄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
洲完整的主权。 中国主权被出卖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由于实力有限，在三大国压力下，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对雅尔塔协议进行背书。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若干主权，但是，总算得到了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 唯利是图的苏俄 这里要先要理清一下苏俄与中共的关系。中共虽然是苏俄一手扶持长大的小兄弟，双方固然有镰刀斧头的共同利益，但是苏俄任何时候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苏俄忽悠小兄弟的一件理论外衣。在四一二蒋介石分共之前，苏俄对国民党政府的实质性支持远远超过中共，当时苏俄甚至多方下注，在北方又扶持冯玉祥做代理人。国民党暂且不论，冯基督何许人也？那是民国有名的活吕布。其品格操守别说同僚连部下也瞧不起。就这样操守全无的“倒戈将军”苏俄也肯下重注，可见苏俄对外关系只讲利益，不问其它。至于中共这个小兄弟，30年代由于实力弱小，苏俄压根儿就没放上棋盘。即使中共建立了若干苏维埃政权，军力一度达到30万人，也被苏俄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对中共干涉指示远远多过实质性援助。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苏俄出卖镰刀斧头小兄弟眼皮都不会眨一下。50年韩战，金日成在苏俄支持下发动对韩国突然
袭击，一开始战事节节胜利，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本来说好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苏俄出动空军，临到头，斯大林突然变卦，苏俄空军不出动了，当时周恩来提出，如果苏俄空军不出动则中国地面部队难以出动，斯大林干脆提出：那就让金日成在东北组建流亡政府。共产主义小兄弟摊上这么个老大，很难不让人心寒啊。 所以，不要认为中共只要进入东北就能获得苏俄无私的帮助。东北地位涉及苏俄重大的国家利益。国共双方谁更能确保苏俄在东北的权益，那么，谁就能获得苏俄的全力支持。45年抗战胜利，苏俄红军占据东北。在国共双方争夺东北 的博弈中一下子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时情势是这样的：旅大苏俄已经拿到，外蒙古现状也得以维持，东北日伪所有资财都掌握在苏俄手中——不管是按照雅尔塔协议或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的利益已经全部拿到手上，那么，是否兑现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呢——苏俄又张开了血盆大口，这就是日本在东北的财产。 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财产问题。在雅尔塔协议中美英虽然含糊承诺“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苏俄。但是，中国也不是不能争取。因为，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作为战利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据权威的《奥本海国际法》，“在公有不动产所在的领土未经兼并而成为占领国的国家财产之前，没收
这些不动产是不合法的”） 在随后的中苏谈判中，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却要埋下伏笔。谈判中斯大林表示，“特种公司产业应归苏有，满洲国则苏不染指”。而什么是“特种公司”，以宋国舅为首的中方谈判人员竟然不做任何界定就匆忙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定条约者如此粗疏，后面自然麻烦不断。 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暨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行营设政治与经济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同时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随后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墩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墩、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启动接收东北的实际工作。17日，熊式辉等在和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这个要求给兴冲冲指望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顺利拿到东北的国民党政府
兜头一桶冷水。 没等做出国民党政府反应，苏俄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对动产和可以拆卸的不动产尽量运回苏联（据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85800万美元，各种产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对无法或不便拆卸的不动产或所谓经济权益要求中苏合办、共同经营。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排除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卷入东北事务，以确保其远东地区的安全。苏俄吃相如此难看，完全是因为有恃无恐——东北就在我手上，国民党要想收回东北，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苏俄强硬的态度让弱小的国民政府一筹莫展，没办法，国民党政府只能先摸清苏俄的底牌。
苏俄的胃口：经济合作换政治接收 1945年10月27日，张嘉墩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
基进行了“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的首次接触。斯氏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 中苏交涉还没结果，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变化。熊式辉等人到长春前后，苏俄拒绝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并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然而客观现实却恰恰相反，军队登陆受阻，熊式辉等人在与苏方交涉中屡屡受挫。相反，中共军队迅速进人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巳经构成对国民党恢复其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 以此为筹码，苏俄终于向国民党政府开出了盘子。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营，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方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16日，斯氏再次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表示苏方愿将东北日本工业资本以中苏合办形式经营，双方各占一半股份。 国民党更注重对东北的政权接收，所以张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提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想法传给了苏方。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正式提出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设
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满业”和“满电”的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担任总裁，苏方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特意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政府接收的态度。 国民党的底牌：妥协还是强硬？ 至此，双方的底牌已经很清楚了。国民党的态度是，我可以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是，政治上要获得苏俄接收东北的支持；苏俄的态度是，只要你在经济合作上满足我的要求，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不成问题。双方底牌接近，似乎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是，交涉进展却出人意料的并不顺利。 其一，苏俄胃口太大。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前“满业”和“满电”的产业与关东军经营的产业（如大连造船厂、锦州炼油厂等）。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水泥37%，电力89%。12月3日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9处煤矿，14处电厂，3处钢厂，3处铁矿，19处非金属与轻金属厂，6处机器制造厂，8处化工厂等，计81个单位，总价值38亿元（交还中方计146个单位，总价值22亿元）；苏方要求组织11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非铁金属、水电、民用航空、北方煤矿等5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
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苏联的胃口相当大，所谓经济合作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主要精华，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绝大部分囊括其中，意味着苏联将控制东北的主要重工业。 其二，国民党政府内部反对声音很大。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张嘉墩、蒋经国等讨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因为身处东北交涉一线，备尝与苏方交涉的艰辛，张嘉墩对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经济合作意图有较准确的认识。他提出“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所谓“精神谅解”就是国民党应以行动表现出对苏友好及对苏联在东北势力范围的默认与容忍。因为东北与苏联接壤，有较为长久的历史渊源，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而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苏联目的是“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更不能与苏联作敌对之准备”；“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一方面预绝他国利用东北觊觎苏联之野心，一方面亦预绝中国利用东北作以夷制夷之幻想”。 但是，张嘉墩对苏让步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宋国舅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 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明确“特种产业”范围？）王
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且苏方之种种阻挠，巳使我方无法信任”，因此“目前万不能谈”——原来是担心承担责任！！！宋子文与王世杰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不少人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现在两人因害怕承担责任，不仅做了缩头乌龟，而且大唱高调。让一线交涉张嘉墩孤掌难鸣。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墩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11月28日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原则：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壬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他们不谈经
济合作的立场。 12月4日，张嘉墩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见时，马氏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张嘉墩遂提出在重庆拟定的原则方案，并强调须俟苏方撤军后再谈合作问题。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嘉墩谈话，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具体方案。因蒋介石事先有电要张按“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内容，并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做法，打与拉拢并施，大棒与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表示苏方愿将一半股份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又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在谈话中，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则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两小时而无结果。所以，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国民党的拖延而迟迟不得开始。
苏俄的战略诉求 现在分析双方诉求。苏俄虽然依仗武力以强凌弱，吃相难看。但是撇开这些因素不论，其开出这个盘子倒不仅仅是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多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防患于未然。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关东军这把抵在苏俄后背这把尖刀让苏俄高层领导人实在是刻骨铭心。当时苏俄面临德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几乎要到亡国的地步，就这样，苏俄还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强大的军力震慑日军，实在是依托东北强大工业体系的日本关东军威胁太大了！两线作战的阴影不仅是德国高级将领的梦魔，也是苏俄最大的隐忧。 所以，苏俄的设想是，通过中苏经济合作，不仅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而且彻底排除其他国家势力对东北的渗透。让东北不再成为某个假想敌可以发动对苏战争的工业基地，彻底解除远东方向的隐忧。 1945年12月29日，在苏俄外交委员会副外交人民委员洛夫斯基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对苏俄的立场就有清晰的阐述：“我们不允许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与政治影响的场所，只有在我们积极参与东北三省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东三省。”苏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中国外交人员也明确提出：“苏俄对东北经济合作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
观念之误：丧权辱国还是招商引资？ 国民党政府对苏交涉实在是全无章法。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认识到，没有苏俄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很难顺利接收东北，而东北如被中共占据则整个北方形势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国民党政府高层即准备妥协，打算以牺牲东北经济利益来获得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另一方面又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实在太大，（甚至有人认为，答应苏俄要求相当于倒退40年，又回到李鸿章时代，丧权辱国以此为甚！）迫于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又指示一线谈判人员张嘉璈：“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紧缩，不可放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所谓的紧缩，就要尽量压缩与苏俄经济合作范围，这个要求与苏俄要价差距甚远，导致中苏交涉失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人观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首先苏俄将日伪设备资产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虽然中国不承认，但是已经成为现实，而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很难从苏俄嘴里把这些资财要回来。所以，所谓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无非是苏俄出设备与技术与中国合资建设东北工业——按照现在的观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 靠这样“招商引资”才获得高速发展。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于清末惨痛的教训，让时人对外国资本合资建设本国工业非常警惕，认为是丧权辱国。
因为这种观念，导致国民党政府大部分高层都反对答应苏俄经济合作要求，这使一线外交人员对苏俄交涉异常困难。这里插一句，宋国舅在这个事情上表现极不光彩，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他，后期交涉原则上属于落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偏偏这个时候，宋国舅不但变成缩头 乌龟，什么责任也不担，而且呼应党内强硬派，一味唱高调，对国民党决策颇多误导，国舅误国，以宋氏为最。 美国佬横插一脚 中苏交涉进展不利，美国佬也来掺和。马歇尔就不止一次对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表示，对苏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1946年2月11日，美国大使馆照会王世杰：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的人民，并可能对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不利地位。” 美国人什么地方都想捞一把，话说当时中国国内大把的可以“参与中国工业发展的机会，”也没见美国人有什么动作，偏偏在东北事宜上态度强硬，压迫国民党政府拒绝苏俄要求。何也？无非是最大程度消除其他国家对华的影响力，让美国在华势力一家独大。 中苏交涉失败，国民党失去大陆的重要伏笔 中苏交涉拖延不绝，情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十万军
队以及两万干部正向东北水银泻地般扩张，唯一能阻止中共的只有苏俄。事实上苏俄也不止一次对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暗示，只要达成协议，苏俄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据史载。虽然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进展缓慢，但是苏俄 对进入东北的中民主联军队并非友好。45年11月，中共刚刚进入沈阳，苏军就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东北局机关与军队立刻撤出沈阳——“不走？就用坦克赶你们走！”这就是“老大哥”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对共产主义小兄弟最真实的嘴脸！ 后来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失败。苏俄才开放东北全境让中共占据，规模巨大的日本关东军军火与装备，甚至包括一部分苏俄获取日伪的工业设备也统统移交给中共。让一贯财政窘迫的中共有了争天下的本钱。 反观国民党政府，因为东北交涉失败，连大连港都不能登陆，只得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去。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民党政府牺牲了相当部分的主权，却什么也没得到。直到国民党军队打出关外，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时，才勉强让出一部分大城市交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外交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失败透顶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国民党政府答应了苏俄经济合作的要求，会出现什么结果？苏俄为了兑现承诺以及保证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支持国民党军队将迅速占领东北，中共民主
联军失去几个月的宝贵发展时机。东北的态势将有很大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中苏经济合作如果能够达成，那么，东北工业将很快得以恢复，依托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国民党军队无须关内的支持就可以保持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国民党政府财政压力大大减少（内战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在东北的军费约1亿美元/年，占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40%），而中共“向北发展”战略将受到巨大挫折，那时，我军在东北能坚持基本的根据地已经就很不错了，很难再给予关内提供支持。没有东北的军火支持，关内解放军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放战争将是另一种结局。 东北实在太重要了！其工业基础远远领先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投降时，东北的主要日本产业有：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资本26亿日元， 员工34万余名，管理东北及朝鲜北部共1.3万余公里的铁路；（2)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总资本57亿日元，员工26万余名，其下属主要企业有“满洲制铁” （包括著名的鞍山与本溪钢铁厂）、“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飞行机”、“满洲自动车”和满洲、阜新、鹤岗、密山四大炭矿，年产能力为铁矿石265万吨，生铁250 万吨，钢133万吨，煤炭2260万吨，铝1.2万吨，铜矿石 L3万吨，铅矿石3.3万吨，练习机1320架，汽车8000辆； （3)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简称“满电”），总资本11.亿日元，
员工1.6万余名，电力总装机容量121万千瓦，其中火力89 万千瓦，水力32万千瓦（包括著名的水丰和丰满水电站）。仅以钢产量为例，当时全国钢产量不过几万吨，还不及东北的一个零头！可见东北重工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蒋 介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曾言：“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不保。”蒋介石可谓一语成谶。后来东野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大举入关，轻松的拿下华北。 东北外交失利为国民党政府失败埋下了伏笔。
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也许国民党政府在1943年就已经崩溃；如果没有美国《军事援华法案》，蒋介石未必能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共；如果没有美国反对，也许中苏能达成经济合作协议，国民党政府全取东北；如果没有美国关键时刻抽身，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不会失败，国民党政府就不会失掉大陆。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在1945——1949这个国共相争最
激烈的时期，美国是国民党政府心中永远的痛。 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病故，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是一个平庸无能，敏于言而拙于行的政客。对国际局势的掌控与前任总统相比连称职都算不上。 美国混乱的对华政策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这个声明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美国对华政策阐述。声明指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应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 按照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可以总结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点基础。第一，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 正是因为美国明确表态，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杜氏声明在当时获得中共的赞赏。杜鲁门声明发表不久，中共中央就公开表示：“希望杜鲁门总统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
协”。 实际上，杜鲁门声明的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对华政策很大程度被前往中国调停的马歇尔个人意志所左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种忽左忽右，混乱而又矛盾的状态。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请注意，46年6月，国共内战即将爆发，这个时候通过《军事援华法案》毫无疑问美国是要支持国民党政府军事解决中共。6月26日内战爆发，仅仅一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不仅如果，美国还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对华武器禁运扩展到整个国际社会，很快，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 前后1个半月，美国对华政策大相径庭。这还只是开始， 几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又发生变化：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马歇尔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 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 《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
这4亿美元援助对当时财政与军事局势都江河日下的国民党政府可谓雪中送炭，如果援助落实到位，国民党政府未必不能稳定局势。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再出昏招。 蒋介石的昏招：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1948年11月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民调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支持率远远超过杜鲁门，于是蒋介石决定赌一把。他先是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约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动用一切力量，为杜威拉选票。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四百万美元巨款，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不仅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还直接给杜威提供巨额捐助。11月最后一周，杜鲁门奇迹般逆转形势，赢得美国大选。这下，国民党政府算是把杜鲁门彻底得罪个干净。好吧，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赢得大选后，杜鲁门立刻变脸。先是拒绝了宋美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请求。不但如此，连原来同意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杜鲁门也要拖延。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
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 1949年元旦，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获得全胜，南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期望美国发表一个措施强硬的照会来稳定人心。杜鲁门却冷淡的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反而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以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中共的黄华的师生关系，试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建立关系。不仅如此，美国还与桂系接触，表示支持时任副总统的桂系首脑李宗仁接替蒋介石的位置。 到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以后，杜鲁门更一度采取放任中共进攻，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声明，宣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此后不久，美国开始从台湾撤侨。 如果不是韩战爆发，台湾也许在50年代就已经被解放。
美国佬在想什么？ 美国对华混乱的政策反应了其高层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包括史迪威、马歇尔等人非常痛恨国民党体制内广泛不可抑制的腐败，希望能改组国民党政府，使之成为一个更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主政府。所以，抗战胜利后才有了马歇尔调停，才有了杜鲁门声明，希望国民党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的主张，美国不惜在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切断对国民党的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其要保持对华的影响力，又不得不依赖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所以，内战爆发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虽然一个月后又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外政策经常不统一，国会代表民意，而政府主张则更多体现执政高层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统治已经受到严重威胁时，又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希望能帮助国民党稳定统治地位。后期政策变调很大程度是杜鲁门的个人行为。 心胸狭隘的杜鲁门仅仅出于报复的心理，在国民党政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干净彻底的抛弃了自己曾经的盟友。
等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美国人又开始反思：为什么失去中国。面对国会的广泛质疑，杜鲁门又打了鸡血一样，扮演所谓“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急先锋。先是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接着赤膊上阵，直接充当韩战主力，60年代再打越战，前前后后花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以及十多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最后干脆又花费几千亿美元建立第一岛链的防线来遏制中国……话说当年美国只需要几十亿美元也许就可以帮助国民党政府稳定其统治。 谁说美国佬深谋远虑，战略布局长达数十年？谁说美国佬可以得心应手操控国际局势？ 谁说美国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 “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英法：被忽略的势力 英法在国共内战时基本属于打酱油的角色。对国民党政府谈不上什么帮助，反倒是在国民党政府最需要军援的时候趁
火打劫宣布禁运，在中共席卷中国的时候又首先承认红色政权——好吧，英法是有慕尼黑传统的。 英法为什么要首先承认红色政权？原因无它，因为他们希望保住印度支那、东南半岛以及香港的殖民地利益。 既然英法可以为殖民地利益率先与红色中国妥协，那么，在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殖民地利益作为筹码将英法绑进自己的阵营？ 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在印度支那以及东南半岛还维持着举足轻重的军事存在——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除了东北之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虽然，以国民党政府的实力还不足以吞掉这些英法传统殖民地，但是，面对印度支那、东南半岛此起彼伏民族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在当地的军事力量做点手脚，给英法增添麻烦实在太容易不过了。 以放弃支持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换取英法对国民党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少至少，将英法战争后庞大的也急需处理的剩余军火廉价拿过来难道很难吗？何至于在美国宣布军事禁运后，国民党政府拿着钞票连基本的军火都买到不啊！如此简单的外交手法不是国民党政府高层看不到，实在是因为长期半殖民地经历让国民党政
府高层对“洋大人”总是存在一种“仰视”的卑微心理——骨头都软了，怎么指望他们能挺直腰杆办好外交？ 接下来谈谈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是死老虎，心理障碍一去，对日交涉立刻就变得有声有色。
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 抗战胜利时，日本占领区是中国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对投降日伪的善后处理政策很大程度决定着日后国共斗争的政治版图。 当时国民政府执政重心偏处西南，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属于死老虎。国民党政府处理投降日伪的关系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所以，一系列军政组合拳打得
颇有章法。 大棒严令威吓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嗯，你没看错，日军仅仅因为向其它中国军队投降，就将受到“武力制裁”！ 所以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出于盟军之命令及仇共心理，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相当合作的态度。在8月18曰他拟订的《对华处理纲要》中，就已提出对投降之处理原则，“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在国民政府军队一时难以开到的北方，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
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胡萝卜怀柔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胜利日演讲中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政策，即所谓“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为此，对于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官兵，保持其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将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负责传达、执行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 日军属于投降军队，“观瞻”所系，利用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确保战后接收之顺利进行，对抗战期间投降叛国的伪军，国民党政府及时的抛出“乘机赎罪，努力自新”的新“出路”。 利用伪军充当急先锋 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局势是国民党政府罔顾民族感情的一着“高招”——既可使他们为接收效力，又可在接收完成后予以收编，增强己方力量。伪军多为原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战时因种种原因而降日，但与国民政府间藕断丝连，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脚踩两只船者所在多有。日本投降后，他们为了自身的前途，更是急于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而他们对当地情况之熟悉、对民众联系之广泛，均胜于日军，为国民政府的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还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即与
沦陷区伪政权各级官员通过不同的管道建立了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经过军统局戴笠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领受相关指令。日本刚刚投降，戴笠即于8月15日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此后，周佛海便以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之名义，负责维持对国民政府接收最为重要之京沪地区。戴笠同时致电在重庆的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动之127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97部74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民主联军滋扰”任务。一时间，伪军之“反正自新”蔚为潮流，并担任了相当程度之维持地方的任务。 国民党政府军政齐下软硬兼施的对日为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功，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军队远在西南后方，一时不及赶到收复区，但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之接收，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进行的。接收的日伪军火与各种资财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
国民党发了大财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军队共接收日军步枪685897支， 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 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 辆，马匹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 万吨。另外，国民政府还接收了大量的日伪资财，估价为3.5亿?8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物资，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建立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笔物资，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也因此而得到极大增长。同时，由于日伪为国民政府维持地方，中共借日本投降之机得到收复区部分大城市的计划基本没有实现。8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认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接收日伪资财对于国民政府在战后重新获得全国支配地位，并在国共斗争中占据实力优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最大的资财也就是接收日伪部分。而美、苏、英、法给予国民党的援助少的可怜。
中共外援之苏联篇
苏俄多方下注，中共总被忽略 在中国现代史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类比的。而对于意识形态相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苏联的影响也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众所周知。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与苏联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与苏联这种特殊的关系还远远不足以影响苏联的对华政策走向。苏联的对华政策从头到尾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其对华政策也多方下注，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土地革命时期，苏联在中国先后就在蒋、冯、新疆的盛世才、中共等多方势力投资。而当时给中共的援助是最少的。抗战时期，出于远东安全的考虑，苏联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援助总额达到3亿美金，在太平洋战争前，苏联是国民政府最大的外援提供着。而同期给中共的援助却少的可怜，最大一笔不过30万美元。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中共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其目的无非就是依托苏联来取得发展。但是，苏联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东北交涉一开始还是主要以国民党为谈判对象。只是后期与国民党关于东北经济合作交涉失败，苏联才转变态度，大力支持中共发展。 1983年8月9日，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书提出了意见，就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曾有这样一段概括——“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陈云的这段总结，可以说是宏观上最准确的概括，道出了当年苏联态度的两面性：一方面因不大相信中国革命会很快胜利，且受对美蒋外交关系的束缚而限制过中共活动：另一方面还是“尽力帮助”，而且后者是占主导地位。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中共进入东北的经历曲折多变。 中共中央派部队进入东北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有过出尔反尔的表现，许诺提供武器后一度又反悔，苏军在东北也有过纪律败坏和拆运机器充当战利品等引发老百姓不满的行动，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中留下了阴影，并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延续几十年的抱怨。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还应该承认：正是有苏军出兵控制了东北，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大举向那里发展。美军登陆占领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等地，都立即交给国民党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基地，中共根本不能在
那里插足。东北解放后，苏联提供的援助又是当地迅速建成国家工业基地的重要保障。
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秘密提供武器援助，也是受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全局考虑所左右。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反复多变，又主要受苏美关系影响。苏联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死亡2700万人(其中军人866万)、经济损失3000亿美元(当时价值)的沉重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环境，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从二战结束前夕直至1948年，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总体意图是“中立中国”，因轻视中共力量而以蒋介石政权为主要交涉对象，外交努力的中心是获得在华利益的同时又防止国民党当局全面倒向美国。
1945年2月召开雅尔塔会议和随后谈判中苏条约期间，美苏因有共同对日作战的目标而关系尚好，斯大林在与蒋介石谈判时就不照顾中共的利益。苏联同美英达成了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6月至8月同国民党又达成了人称“外蒙换东北”的交易，即以国民党政权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承诺将东北只交给国民党政府而不交给中共。因为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有关《雅尔塔协定》、出兵东北和中苏外交谈判内容苏联都未向中共通报，在日本投降后还致电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不能打内战。毛泽东多年
间对此事一直积愤在胸，曾指责斯大林在中国犯了“不许革命”这样的大错误。 苏联出兵东北后，同他们会师的并非是有过正式协议的国民党，而是独立自主抢先进入这里的中共武装。出乎意料的相遇，让苏军处于两难的窘境：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多年的友情，一些官兵表现出热情并给予了少量帮助，一些领导人却害怕引发外交纠纷而限制中共部队行动。9月中旬以后，因美国停止战时以租借物资援苏的做法，还坚决不允许苏军在北海道登陆参加占领日本，国民党当局又全面倒向美国，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发生变化。苏军不仅允许八路军部队秘密进入东北，还移交了日军仓库中的许多武器，并许诺只允许国民党官员而不允许其军队进入东北。10月4日，苏共代表又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会把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和占领区全部移交。当天中共东北局兴奋地向中共中央报告“老大哥”的态度是：“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
得到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深受鼓舞，决定从各战略区再调30万部队到东北以便接收。进入11月中旬，风云突变。苏联在国民党当局抗议下，强令中民主联军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以及中长铁路沿线，不再移交武器，还一度中止与中共东北局的联络。从国际大气候看，此刻苏联与美英两国议定下个月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有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斯大林便担心如过于接近中共会引起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苏方便不惜违背诺言，牺牲中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好感。如再看看后来的历史，赫鲁晓夫那种背信弃义毁合同的做法，其实在1945年就已初见端倪。 苏俄与国民党谈判破裂，转头支持中共 进入1946年初春，美苏在全球开始了新冷战，苏联与国民党当局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又趋于破裂，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再度热情起来。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并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1947年秋季以后，美苏在西欧形成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斯大林更增加了对中共援助。不过为避免同国民党政权彻底破裂，苏联在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移交的都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甚至还有美国对苏的租借物资。 斯大林在东北给予中共的支持，实际上违反了《雅尔塔协
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协议》中的约定，不过从其国家战略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面对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和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的形势，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在中国支持一支能抗衡美蒋的力量。所以，当时斯大林一面对中共不信任，一面又给予援助；一面同美蒋交易东北问题，一面默许中共在那里发展力量。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都统一到一个目标上，即苏联期望在远东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利益驱动下，当年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态度便像多变的睛雨表，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利害的关系，热度如同水银柱那样忽上忽下。 苏俄援助巨大，足以改变东北国共力量对比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主要是军火与物资。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 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话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
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P250） 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实际上有相当部分运进关内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因此，苏联的数据有较大的争议。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 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 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 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 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 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 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 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 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 《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
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 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 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
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 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 （《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 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285、P292）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 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
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
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如果算上经朝鲜运到东北的2000多车皮（10万吨左右）的军火与物资，中共从苏联获得的武器与苏联公布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 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 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年8月版P130）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
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 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 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 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运往关内的武器：
运往关内的武器： 1946年：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 1947年—1948年：近6万吨军火
除了直接用于东北战场的武器外，还有很多的苏援武器被运往关内直接支援华东和中原战场，这批武器有多少呢？ 1946年5月，苏军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 为此苏军开始向山东解放区提供武器。据5月28日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民主联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部队。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 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 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 7月15日到8月7日，又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 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 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
（《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 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据《论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记载，其胶东军区海防办事处仅1947年6月——1948年6月，1年的时 间从东北运输了59506吨物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军火。苏联对中共东北兵工事业的援助 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部，主要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后苏军又将这些工厂要了回去，但允许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 器和200多吨物资。中共也先后将抚顺、本溪、延边等地的兵工厂、化学工厂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运走。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 300多车皮。（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 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正是有了这些工业基础，
中共后来才能在北满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据统计，军工部后来在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 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军工部在牡丹江、哈尔滨、佳木 斯、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到1947年， 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 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同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简直就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国民党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共部队倒是进出自由。据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 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 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 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 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吨、无烟火药450 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中共党史资料》第43辑P133） 在苏联以及朝鲜的帮助下，中共东北局的兵工规模与产能
在解放区中一枝独秀。毛泽东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就寄予♘望。1947年7月10日，他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苏联对中共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日军战俘）的援助 苏联出兵占领东北后，所有在东北的300多万日本军民均向苏军投降并接受苏联安排。在这些日本人当中，有大量中共急需的专业技能人才。苏军在撤出东北之前共向中共东北局移交了59.4万名战俘（含妇孺），其中有几万人的专业技术人员、战术人员被中共留下来服务，他们当中有： 1、1万名左右医护人员，这些兢兢业业的日本医生、护士在中国内战期间救护了不计其数的中民主联军人，其中包括多名后来的将军。 2、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含飞行员20人、机械师24人）共200人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自治军，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东北航校，新中国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等第一批空军飞行员，都是日本教官的学生。 3、约几千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他们帮助民主联军维护
和运营东北密集铁路，建国后还参与了中共几条重要铁路的建设，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1953年毛泽东南巡期间还为毛当过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 4、约1000多名管理和军工专家还加入了民主联军后勤保障系统，在军火生产、调度运维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5、数量不详的日籍人员（各种估计数字为几千人到几万人）还作为军人加入到中共东北部队，他们分散在基层，作为机枪手、火炮手、司机、坦克手等，他们教民主联军人员使用重武器，甚至与国军直接作战。由于国军一些地方部队中有成建制的日军参与，因此出现过战场上国共双方交战人员用日语对骂的情况。 结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给予中共的援助既数额巨大而且面面俱到——从武器到军事工业，从物资到专业人员。可以这样认为，苏联的援助足以改变双方——特别是东北国民主联军事力量对比。中共进入东北时军事力量不过10余万人，经过三年频繁剧烈的战争消耗反而发展成百万大军，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关内任何一支解放军。国民党政府在东北集中了几十万精锐主力（五大主力有两只放在东北），每年花费1亿美金的军费（占国民党政府年财政支出的40%），虽然在46年获得四平战役的胜利，一度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但是短短两年后双方力量发生
颠覆性逆转，期间国民党军并没有大的败仗，但是中共却在1948年时获得战略优势以及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这一切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可想像的。 苏联的援助不仅改变了国共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帮助中共获得第一个完整的战略根据地。而且还通过旅大源源不断的给关内解放军输血。正是在东北巨大的物资支援下，关内解放军才能在解放战争中越打越强，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 苏联与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不仅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获得的外援，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外援，中共不可能在内战爆发后短短2年时间就从120万军队膨胀到300万大军。即使中共依靠自己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动员出足够的人力，但是以当时中共薄弱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武装并支撑数百万规模军队的作战。 以作战最频繁的山东解放区为例。 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记载。抗战胜利后，随着
解放区扩大山东解放区兵工生产也急剧扩大，但是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山东先后实施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山东军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1947年9月，国民党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山东军工生产才得以恢复发展。到1948年7月，山东解放 区已有26个兵工厂，职工1.2万人。但是，由于解放区工业基础实在薄弱，所以即使在山东兵工最鼎盛时期，其供应前线的军火也十分有限。 1948年—1949两年山东供应前方军火统计表品名单位数量备注 子弹发9737468 迫击炮弹发2493677
钢炮弹手榴弹
发17972 枚593448
炸药斤92868
信号弹 发9568888
炮门677包括迫击炮
解放战争部分战役缴获弹药统计表
单位莱芜战役 计
孟良崮战役津浦路攻势济南战役 合
炮门414
277
302
892
1885
枪支支17569108152789953268109541
炮弹 万发2.6 0.7 9.5 55.668.4 子弹 万发264 208 519 11212112
手榴弹
万发20.8
1.6
22.4
炸药吨
139
139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部分战役弹药消耗表 炮弹（万发）子弹（万发）手榴弹（万枚）炸药（吨）
鲁南战役0.6 莱芜战役1.2
310.8 130.43.4
孟良崮战役3.42003
南麻战役4.5
213
5.72
潍县战役3.976.42.53
济南战役7.4
320
8.720
淮海战役7220604066 合计93303064.191
山东军工生产是合并了华中兵工产业的体系，其兵工产品前期供应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后期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其兵工产品主要供应华东野战军作战从上述2表可以看出，加上缴获，其供应子弹不过3000万发，炸药 不到200吨。而不管前期的山野与华中野战军，还是后期的华东野战军，其人员长期保持30万——45万的编制（淮海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包括16个纵队48万人），以这么一点军
火，人均子弹不过70来发，也许几次战役就要消耗干净。 从山东部分战役弹药消耗统计表可以看出，仅仅7次战役就 已经消耗3000万发子弹，而在淮海战役前，华野打了几十场战役，这些战役中固然有很多胜仗，但是败仗、消耗仗也不少。规模比较大的败仗包括泗县战役、淮阴战役、涟水战役、土山集战役、丁里长战役、帝丘店之战等等，华野47 年7月分兵后绝大部分都是消耗战。仅靠一些胜仗的缴获要补充这些败仗与消耗战的损耗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以山东军工体系远远不足以支撑华东野战军3年解放战争中的巨大军火消耗。那么，其军火缺口部分那里来的，只能是东北给予的支援。 据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其《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中介绍，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 据《论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记载，其胶东军区海防办事处仅1947年6月——1948年6月，1年的时 间从东北运输了59506吨物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军火。陈士榘在回忆录中就两次说道:“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
比较充足”；“炮弹除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有从东北军区、东满军区经海上运到山东的，储存在滨诲山区，可以随时补充。” 正是因为东北给予山东源源不断的输血，华野才能在频繁残酷的战争中越打越强（内战爆发时，山野与华中野战军20 来万，淮海战役时已经达到48万），所以，当胶东解放区短暂沦陷时，华野进入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原因无它，脖子被卡住了。 反观国民党政府，空有中央大义名分。但是外交办得一塌糊涂。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军火发了一笔横财，对美英苏外交都乏善可陈。当中共从朝鲜获得10万吨军火，从苏联得到大量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资时，国民党政府仅仅从美国获得不足万吨军火。甚至在国共内战最关键的1946——1948年还遭遇国际社会的武器禁运。 如果说中共以“小米”为基础的粮本位经济结构完胜国民党政府以金银外汇为基础的银本位经济结构，那么，中共获得的远超国民党政府外援军火是中共最终获得胜利的另一个重要的砝码。 小米+步枪Vs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实在是国共内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军事篇 第一章：国民政府经济状况对军事形势的影响 战争是综合实力的比拼，其中经济与财政实力是分量最重的砝码。研究国共内战史就不能不注意后方经济状况变化对前线军事形势影响。事实证明，国民党政府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对前线军事局势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 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力量430万，而中共仅有127万。表面上国民党政府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内战一爆发，国民党政府到了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进攻的部队也不过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的力量大致是正规部 队100万，加上空军、后勤，也不过150万。 这种力量使用上的不足，除了组织效率低下导致动员能力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财政上的窘迫。 从1946——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府大多数时期 都保持着300——400万左右的军事力量，但是真正投入到 前线的作战部队长期只有100万左右。虽然前线处处都感觉兵力不足，但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不是兵源已经衰竭，即使在淮海战役最危急的时刻，在华中剿总、南方也有
大量现役部队没有调动。根本原因还是财政窘迫，导致自己的力量很难全部发挥出来。 大军一动，马上就要涉及编制完善、军饷弹药、辎重给养、交通运输——在在都要花钱，而维持100多万军队在前线高强度作战，已经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上的极限。因为财政上的窘迫，国军一线部队的待遇之低可谓世界罕见。1946年蒋介石在整军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暧，以致面黄肌瘦。”1948年担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从上到下恢复部队的士气，他说“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战斗的”。 当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时，还有几分战斗力？ 就算维持这样的待遇，国民党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1948年，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就曾经哀叹：公库收入仅及 支出的百分之五。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新票支持。军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仅东北军费已占支出总额百分之四十。 那么，军费开支在支出比重中占多大呢？请看下表
年度军费占岁出比重（%）194659.9
194754.8 1948（1—8月）68.5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负担极大。除了军费，还有大量的公务员以及几百个城市人口的包袱。所以，1946——1947年，军费开支到了支出比重的55%——60%，已经是财政上的极限— —靠印钞来维持。而1948年1——7月，因为前线战事危急，军费开支遽然增加到68.5%，这样的比重印钞也无法维持了，只能强行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 反观中共。解放区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最多可以达到90% ——同时还可以做到经济平稳、物价稳定。双方战时体制的差异以及组织动员的效率实在不是一个档次。 所以，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军事上节节胜利时， 到了1947年要调整策略改为重点进攻。根本原因还是压缩军费开支，让不堪重负的财政喘口气。 财政上的窘迫不仅影响前线的军事策略，更重要的是，前线的作战损耗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使双方的军事力量出现颠覆性的逆转。 内战之初，双方军事力量是430万Vs127万。从1946——1948年（三大战役前),战事上双方互有胜败，即使解放军胜仗多一点——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双方力量的损失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却是颠覆性
的——三大战役前，国军力量从430万剧减到280万，净减 少150万。而解放军却从127万增长到300万，净增加170 万。双方军力出现320万的巨大变化！ 这一方面说明中共体制有优势，不仅能补充战事损耗，还能实现军事力量的增长；而国民党政府连战场损耗都无法补充——不是没有兵员，国统区人口3亿多，人力资源完全不成问题；也不是没有军火，48年前由于接受日军投降军火尚有相当库存。人不缺，军火也不缺，而战场损耗却不能补充 ——除了财政上的原因没有第二个解释。 财政上的窘迫导致前线兵力不足，因为兵力不足，使很多作战获得的成果只能白白丢失。 1947年，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时制定了三大目标，占领中共政治中心延安，占领中解放军事根据地沂蒙山根据地，占领中共交通补给根据地胶东解放区。不久，胡宗南占领延安，国军在南麻、临朐战役击败华野占领沂蒙山根据地，范汉杰接着又占领胶东解放区。三大目标全部实现。华野转入外线与中野并肩作战，因为兵力不足，国军只能抽调山东的兵力到中原救急，刚刚占领的沂蒙山解放区、胶东解放区很快就被解放军收复，国军倾全国之力辛辛苦苦获得的战果全部丢失。 所以，战争绝对是综合实力的比拼，没有足够的综合实力 ——特别是经济实力为后盾，再辉煌的军事胜利也不过时昙花一现。
国共军事力量的优劣势与双方战略选择 战争的胜利靠什么?从宏观的层面，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比拼，世界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胜负取决某方资源枯竭，自然越打越弱，直至失败。少数例子则是某方通过谋略策划以及军事技术的创新，迅速击败对方主力，使对手还没能动员起自己的资源力量就已经失败。 所以，战争的胜负只有两个途径：或者在宏观上资源实力上全面压倒对手，或者微观上歼灭对方主力。舍此之外，士兵、军需都可以说是消耗品——在资源没枯竭之前，消耗品是最容易补充的。但是，要实现战争胜利的两个途径，有一个关键的关键——就是战争的主动权。掌握战争主动权一方不仅可以预选对自己有利的战场，还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发动主力会战，更重要的是，掌握战争主动权一方，可以在同等情况下加剧对手资源的消耗。 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说明。
假设甲乙双方，甲方主守，有A、B两个方向需要防守，乙方主攻，可以任意选择A、B两个方向进攻。甲方部队有3个师布防，乙方只有1个师进攻，基本规则是，师级部队不准拆分，甲乙在同一战场相遇，兵力相同时判定乙方获胜（进攻有利的原则），甲方兵力大于乙方时则甲方获胜。 从这个模型可以推导出，不管甲方如果设防，乙方都有50%以上的胜率。为什么甲方3倍乙方兵力，却只能有50%以下的胜率。就是因为乙方负责进攻并有选择进攻方向的权利— —这在战争中就是乙方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没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甲方，要维持3倍乙方的兵力才能勉强获得50%的胜率，那么甲方对资源的消耗将远大于乙方。 下面我们来分析国共双方军队的优劣势。 在1946年，国军在装备训练上有优势，中层军官（营、团、旅）大都经过军校培训，在军事素养上要高于解放军。经过抗战的历练，国军在正规战中作战能力要强于解放军。国军也有短板，比如攻击精神较差，守强攻弱是国军特点，另外，因为裁军的影响（陈诚利用裁军大肆兼并异己），加上内部派系林立，导致国军在不同系统部队作战时协同能力非常差。在1946-1948年初，国军大致掌握着战略层面的主动权——即，国军可以选择战略层面进攻方向以及投放军队的规模。
解放军在装备训练上劣势明显，抗战胜利时，部队刚刚完成野战部队的编组，对正规战还不适应。但是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解放军在战场上后勤组织上优势明显，另外就是情报层面压倒性优势——战役情报靠无孔不入的中共间谍，战场情报因为是解放区，民众基础好。所以战争是在双方情报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展开——国军动向几乎是单方面对解放军透明，而解放军动向，即使有空军协助，对于国军也是一团迷雾。所以，解放军在战场上掌握着主动权，绝大多数战役都是在解放军预选战场上展开。另外，解放军由于组织严密、动员能力强，使解放军运动、调动能力远超国军。在中国道路基础差、国军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解放军反而具有类机械化部队的特点，加上解放军情报上的优势，导致解放军捕捉战机能力强，即使战事不利，也能迅速撤退，国军很难抓住解放军主力。 了解了双方的优劣势，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双方的谋略。对于国军而言，最好的战略当然是抓住解放军主力会战， 利用自己装备、训练上的优势迅速击败对方主力，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情报上的劣势以及战场主动权在解放军手中，这个意图很难实现。所以，只能采取笨办法——放水抓鱼——占领解放区，压缩对手的活动空间——等水放干了，自然鱼就没有灵活性了。这是个消耗战的思路。 而反观解放军，最好策略当然是前期尽量避免主力会战，
利用战场主动权与情报上的优势，不断消耗国军实力，如果能抓住时机，给对手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则可以获得战略主动权，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纵观国共战史，双方都犯过错误，虽然解放军对策略执行得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48年前，国军主力——5大主力的存在来说明，在三大战役前，只有国军整编74师遭受到解放军沉重打击，其余4个王牌主力， 整编11师，第5军，新1军，新6军，都几乎战力完好无 损地保留到三大战役之中，还有次5大主力，例如52军， 71军，桂系的第7军，48军，傅作义的35军等基本上也都战力健全。解放军没有歼灭国军主力，那么其战场主动权以及战役中的战术胜利就无法转换成战略主动权。实际上如果国军不犯错误，双方还是要按照消耗战的模式持续下去，直到一方资源枯竭。 但是，国民党政府先犯了方向性错误。在47年关键时期坐看林彪做大，让中共在东北首先获得压倒性优势。接着后方财政崩溃，危机时刻又惊慌失措昏招频出，终于葬送了大好局面，失掉了大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来梳理一下内战过程，就有更清晰的认识。
第三章1946：国民党初期的胜利导读： 四平之战中共差点丢掉东北。 傅作义得意之作：集宁大同战役与战家口战役整编11师张凤集战役 我军军史上最不成功的两淮战役国军节节胜利为什么充满隐忧？
东北：四平之战 内战首先是从东北开打。 由于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失误，导致苏俄放弃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全力支持中共。林彪10万军队闯关东，短短几个月 就膨胀到30万人，并囊括全东北。一下子抢下这么大块地盘，中共上下自然喜不自胜。心态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基本策略由几个月前的“争夺东北”变成“独霸东北”。 时任东北局主要负责人的高岗就不无得意的给麾下干部做过这样的报告：“勾子对着苏联，只要把脸面前海上陆上几个口子一堵，东北就是我们的了！”
因为这种心态的变化，中共主动放弃了自己机动灵活的战术优势，准备堂堂正正要“御敌于国门之外。” 但是东北国军均是精锐（五大主力之新六军、新一军全在东北作战），指挥官杜聿明也算是国军中排得上号善战之辈。针尖对麦芒自然要靠实力说话。民主联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大部分是新编的乌合之众，老底子八路军队正规作战并不擅长。几个因素一叠加，民主联军战斗力远不如国军。 一开始，国军仅仅出动2个军（13军和52军）就从山海关摧枯拉朽般打到锦西，林彪才收编的部队一路溃散，仅投降国军就达4万之众。 形势如此严峻，中共高层还是不能放弃“独霸东北”的诱惑。45年11月14日，毛泽东连电林彪、彭真，一番纸上谈兵的谋划后，要求东北局“一战而定东北。” 民主联军主动选择主力决战，国军当然正中下怀。 但是，由于受马歇尔调停的影响，双方很难大打出手。这期间有两个战例颇为典型。 一场是秀水河子战役。13军89师1个加强团，孤军深入 推进到秀水河子镇。林彪立刻调动1个主力师1个主力旅， 5倍国军的兵力利用内线作战以及民主联军传统的调动优势，将国军团团围住，2月14日夜晚发动攻击，3小时后结束战斗，国军全灭。 一场是沙岭战役。这次是国军五大主力新6军新22师，
也是一个加强团，孤军深入到辽河沙岭村。林彪调了5个团 围攻，还安排了2个旅阻援。打了1个白天3个晚上，国军伤亡不到700，民主联军伤亡却超过2000，5个主攻团基本打残，不得不撤出战斗。 两场战斗1：1打成平手。 这两场战斗颇具符号意义。民主联军具用战场主动权优势、情报优势以及内线调动优势，国军行动一旦露出破绽，就很容易被民主联军抓住。结果却要两分，民主联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军一般部队多半能够得手，但是遇到国军主力时，基本都是崩掉牙齿也吃不掉国军精锐（关内作战也是如此，后面将详细评述）。这让国共交战绝大多数都是消耗战——国军抓不住民主联军主力，民主联军吃不掉国军主力。 但是46年时，中共高层对双方的优劣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两场典型战役反而让中共高层认为——只要抓住战机，民主联军一样可以打败国军。 于是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主力，准备以“数万人的伤亡”（老毛给彭林电文），还是要“一战而定东北。” 这就是四平战役。 民主联军部署是这样的：本溪、四平一南一北分别集结10余万主力。国军要攻击四平，就不能不先拔掉本溪这颗钉子，而本溪如果打成胶着，四平中共主力就可以南下夹击国军一战而定鼎东北局势。
计划很完美，但是以东北民主联军46年的实力，与国军精锐会战实在过于勉强。 46年4月，杜聿明调集新6军、52军猛攻本溪，本溪民 主联军很快就被击溃。解除腹背之忧后，杜聿明又调新6军加入到进攻四平的行列。 本溪之战已经有不祥之兆，民主联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装备、训练、战术素养与国军都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中共高层却视而不见，依然要“化四平为马德里。” 46年4月，林彪先后调集14个师（旅），以四平为中心，构筑了一个连绵近百里的防线，先后击退国军正面与迂回进攻，形成对持。 5月，杜聿明调集10个师，分三路进攻四平，以新1军正面攻击，71军向四平以西攻击，新6军则向四平以东迂回— —国军胃口极大，这次要包民主联军的饺子！ 5月14日，新6军先头团在威远堡门与民主联军遭遇，一番激战后民主联军被击退。最初国军以为击退的是民主联军先头部队，缴获资料却出乎意料的显示先头团击退的居然是民主联军3纵主力！ 这场战斗对东北后来战事产生深远的影响。时任新6军军 长的廖耀湘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的写道：“既然3纵 （军一级编制）不能阻击一个团的攻击，那么，一个22师就足以击破北进路上任何民主联军。”
这场战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以3纵当时实力怎么也有上万人，新六军一个先头团就算是美械装备又能输出多少火力？怎么就被团级规模的部队轻松击破?另外，威远堡门不过村镇一样的小地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摆下上万人的部队。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民主联军才从游击部队转成正规军，游击习气形成指挥习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没有全局意识，只在意自己团队的损失。所以，威远堡门战斗一打，畏惧国军强大火力而自行撤退。（这样的例子在国共内战中并不少见。1948年西府战役中，西野刚刚拿下宝鸡，安排西野4纵担任侧翼掩护，结果裴兵团一攻击，4纵抵挡不住，连西野指挥部也不请示就自行撤退，导致西野侧翼洞开，差点被包了饺子） 3纵一撤退，四平后方就开了个大口子，民主联军有被围歼的危险，四平是打不下去了。林彪果断组织撤军，一开始还井井有条，但是国军受胜利鼓舞，特别是威远堡门战斗让新6军上下士气高昂——国军机械化部队分路穿插追击，兵败如山倒民主联军很难稳住阵脚，终于酿成大败。 本溪、长春、吉林，国军兵锋所指，一系列城市要点如同熟透的桃子落进国军怀中。 就在中共准备放弃北满最后的要点哈尔滨时，马歇尔压力起了作用——国共停战15日。林彪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这次停战后来颇有争议，认识在国军可以席卷全东北之际，
被强令停战，让中共在东北绝地逢生。 实际上，即使没有马歇尔强行调停。以国军实力，顶多也就能占领哈尔滨。距离消灭林彪军事力量还差得很远，更别说是独占东北了。 1946年6月7日停战半个月，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 发。而在东北一直到10月下旬，国军都没有组织任何任何 攻势。为什么国军在内战爆发后不继续进攻，反而沉寂3个 月，原因无它。因为在46年6月，国军力量已经使用的极限，相对战败的民主联军，国军更需要休整。最重要的是，在占领广大的地盘后，国军兵力已经严重不足。以7个军20万人占据东北大部分地区，分兵把守后，国军能集结的机动部队已经非常有限。偏偏屋漏又遇连夜雨——滇系60军184师在南满火线起义——这是武力解决♘明事件的后遗症。
四平战役——有毒的胜利果实 四平战役固然是国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它却对双方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中共放弃了“一战定东北”不切实际的幻想，踏踏实实在东北扎下根来，耐心的积聚实力。
而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却足以致命。政治上让蒋介石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从而下定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共。虽然迫于马歇尔的压力短暂停战，但内战已经无法避免。而在军事上，却又判断东北民主联军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短期无法恢复实力，于是制定了“关内进攻、关外维持”的战略，很长一段时间不给东北军事增援——甚至在47年重点进攻阶段也没把东北作为“重点进攻”方向，战略上的失误导致中共实力在东北吹气般膨胀：四平战役后林彪部不到20万，6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东北，成为中共第一个赢得战略优势与战场主动权的地区。 四平战役对国民党政府实在是一个有毒的果实。 类似战役取得胜利，但是影响战略失败的案例其实不乏先例。 1942年6月，隆美尔在托布鲁克取得辉煌的胜利。35000英军走进战俘营，缴获之丰让长期为后勤苦恼的隆美尔发了一笔横财：2000台车辆，包括30辆可用的坦克，400门大炮，足够支持他的坦克跑遍全埃及的油料，5000吨给养和大批弹药。这场胜利让希特勒次日就将隆美尔提升为陆军元帅。但是，托布鲁克战役的胜利对德军却是一颗有毒的果实，因为这场胜利，首先让希特勒取消了攻占马耳他的计划——这
个小小的据点是英军卡在德军非洲军团地中海后勤线的一根尖刺，不仅如此，负责非洲军团后勤的墨索里尼放缓了对隆美尔的支援，结果隆美尔在一路攻击中耗尽了托布鲁克的缴获，到达阿拉曼时已经精疲力尽、粮弹两缺，最后被英军击败，成为非洲战场的转折点。如果没有托布鲁克战役的胜利，德军如期实施对马耳他的攻击，拔掉这根卡在非洲军团喉咙上的尖刺后，后援与补给源源而至，那时沙漠之狐不仅可以轻易拿下托布鲁克，而且乘胜攻击很可能拿下整个埃及。那时二次世界大战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地中海将成为轴心国的内湖，英国商船不得不多绕道1万海里从遥远非洲的好望角经大西洋达到英国。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英国投降（或者单独谋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另一种结局。 东北战事暂告一段落，我们再来看看关内战局。
华中：晋冀鲁豫野战军战事 内战爆发后，为了营救被围困的中原解放军主力，解放军有两大军区出击外线，除了晋察冀军区主力夺取三路（平汉，
正太，同浦）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另一路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铁路。刘邓大军在内战爆发之初，战斗是最频繁的。平均4-5天就有一次战斗。刘邓指挥素养很高，将自己内线作战优势— —快速机动、情报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观国军，画地为牢，以郑州绥署、徐州绥署各自负责一块“责任田”分别会剿——指挥不统一，情报更缺乏，加上指挥水准上的巨大差异，被刘邓抓住漏洞，连连击败。 刘伯承纵横驰聘，刘峙失误频频 8月10日在150公里宽的正面上，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 铁路中段沿线守军突然发起攻击。经3天战斗，攻克砀山、 兰封等城镇和杨集、柳河集等车站10余处，毙伤国民党军 5000余人，控制铁路100余公里。国民党军被迫从淮南、徐 州等地抽调1个军和2个整编师，从追堵中原军区部队的兵力中抽调3个整编师，分东西两路回援陇海路。13日起，晋冀鲁豫野战军由陇海路南下，展开攻势作战，连克把县、通许等城，争取虞城国民党守军4000余人起义。21日，在柳河集以西地区歼灭整编第55师第181旅及第29旅1个团。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已分别到达砀山、夏邑以东和开封、长垣、新乡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遂于22日主动结束战役，并撤往铁路以北休整。 陇海铁路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歼敌约16000，但基本都
是地方杂牌部队，但是调动国民党围堵中原军区3个师回援，基本达成自己的战役目的。 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在国民党高层中是出了名的庸才。此公在国共内战中百战百败无一胜绩，但靠着过去的资历以及对蒋的忠诚，官运居然一直亨通。48年刘刚刚担任国民党最重要的徐州剿总总司令时，时人有过这样的评价：徐州乃南京门户，不派一只虎也要派一只狗，怎么能派一只猪？刘脸皮极♘，居然回答：猪有猪的战法，有的时候猪也能吃掉一头虎。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国共内战之初，此公在郑州绥署的表现。 陇海战役后，国民党军迅速在郑州、徐州地区集结了14 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准备对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但是，刘邓主力在哪里，上自国民党国防部，下至国军第一线部队均不知情。于是只有采取最笨的办法——徐州绥署以整编88师之整编21旅、整编11师、第5军，自沛县、丰县、砀山至马牧集，由右至左行一字形排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其作战地境线内向北平推，预想第一会战地为鱼台、单县之线，最后目标为嘉祥、钜野。郑州绥署右翼兵团为整编55师欠整编74旅（该旅守备商邱），配属 整编68师之整编119旅及豫保第3纵队、整编47师，自民权、内黄至兰封，由右至左行一字形排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北平推；左翼兵团整编3师欠整编3旅（该旅守备考
城）及新1旅、整编41师，分由考城、长垣，隔黄河向东北进攻，左右两兵团预想第一会战地为定陶，最后目标为郓城、鄄城。 这个部署可以看出徐州绥署与郑州绥署指挥水平的差异。敌情不明，又要分进合击寻求敌人主力作战，这样的战役目标先天就带有危险性——因为每一路国军相比晋冀鲁豫野战军都是劣势，极易被各个击破。所以徐州绥署军队齐头并进，主力捏成一个拳头——找不到解放军，也不容易被解放军击破。而郑州绥署却要兵分两路，不捏成拳头，以为伸开五指就可以横扫刘邓主力吗？伸开五指也就罢了，偏偏五指之间还留下缝隙——整编3师右与整编47师间隔30公里， 左与整编41师间为黄河隔离，形成孤立。这样一个漏风巴掌的部署鲜有不败之理！ 刘邓沙场宿将，见国军路出破绽，立即集结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2、第3、第6、第7纵队及冀南、冀鲁豫两军区之武装共5万人，先散布假情报送给郑州绥署：“荷泽附近民主联军，正弃城向北溃退”，刘峙果然中计，立即下令整编第3师率整编20旅，于3日晨轻装向荷泽挺进，乘虚占领该城。好吧，漏风巴掌变成一根兰花指。 9月3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被诱至定陶以西晋冀鲁豫 野战军预设战场大黄集地区，当即将其包围，激战至6日， 整编第3师全部被歼灭。郑州绥署慌了手脚，立即下令全线
向陇海路撤退。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抓住有利时机，乘胜追击，又歼灭整编第47师全部（2个旅）。8日上午，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退守兰封铁路一线，徐州绥署各部也被阻于成武地区。国军分进合击晋冀鲁豫野战军彻底失败。 晋冀鲁豫野战军击破郑州绥署部队，斩获不少。国民党伸出的2个钳子被打掉一个，现在还剩下一个钳子——徐州绥署部队
张凤集大战，整11师一战成名 10月3日，休整近1月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巨野战役。 这次的战役目标是歼灭徐州绥署的整11师，不过这次是遇到了硬茬子。 刘邓的部署是:1、以十分之一的兵力2纵的5、6旅5千余人在龙堌集一线防御，阻击5军。2、其他所有主力集结 待机，准备消灭凸出的11师。刘伯承精心设下口袋，以5 万余人在大义集、棠李集设好了埋伏，等11师来钻口袋。 当时整11师与5军是齐头并进的态势。10月3日整11师进抵巨野南之张凤集，第5军进抵巨野西之龙堆集。5军到
达龙堆集立刻遭遇2纵顽强阻击。经过刘伯承亲手调教的2 纵成功地挡住了5军的进攻，一直到10月9日5军都没突 破2纵的阵地。龙堌集阻击虽然打得顺利，围歼11师的主战场却非常的不顺利。 整11师师长胡琏在国军系统中也是排得上号的悍将，战场嗅觉很敏锐。5军遭遇顽强阻击，11师行动立刻变得谨慎。本来刘邓的部署是西阻南放——放整11师南进，让其态势 更孤立，在大义集、棠李集围歼11师。谁知道11师并不冒进，到达张风集后，各部分驻周围村庄，不动了。 没办法，刘邓只得改变部署，让各部冒雨赶往张风集——伏击战变成攻坚战，这仗不好打了。 初战受挫，难啃的32团 当时参战刘邓主力近6万人，计有：2纵（欠4旅）,3纵,6 纵,7纵,冀鲁豫军区独立旅，除2纵负责阻击5军，以7纵 围攻张风集11师11旅32团，以3纵围攻东西蒋庄11旅31团，6纵进攻11师师部与118旅，其中3、7纵攻击方向是重点。 7纵开始以主力团58、59两个团作为突击团，于6月3日 发起进攻，至4日夜所攻者均为32团外围掩护部队的伪阵地与陷阱，解放军遭受不小的伤亡，却根本抓不住敌人。 经过了3、4日外围窝窝囊囊战斗，5日拂晓，20旅总算攻到张凤集外围，占领西北角外围阵地姚庄，5日拂晓，20
旅部队从张凤集外围攻击出发阵地，不停顿地向村内发起进攻，但张凤集外围地形开阔，加上连日大雨，形成了众多水洼，地面泥泞不堪，淤泥没脚，行动非常困难，守军在村外设置三道鹿砦，火力配置严密。部队连续进攻多次，都无法接近寨墙。天亮后，国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低空轰炸扫射，20旅部队被迫转入防御，将张凤集团团围住。5日上午，7 纵全军赶到张凤集，决定于5日夜对张凤集展开总攻，部署如下： 19旅56团从村东北角进攻，55团向南警戒担任助攻；主 力20旅58团从正北攻击，59团从西北角突击，担任主攻， 21旅61团、19旅57团、骑兵团三个团打援，62团为预备队，在西边警戒。 总攻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7纵所有迫击炮、山炮、小炮一齐发射，倾泻到村内，在全纵几百挺轻重机枪密集火力掩护下，各路攻击部队在积水中犁开一条条“水路”，汇成一道道水幕，向张凤集席卷而去。整编十一师的战斗力确实与众不同，32团虽然遭到了围攻，依旧没有慌乱，无数颗照明弹腾空而起，照得地面一片惨白，守军几十门迫击炮、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天崩地裂般轰鸣开了，在村四周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进攻的士兵被割草般地扫倒，成排成片的倒了下去，四野里都是伤员和濒死者痛苦的喊叫声、呻吟声，加上雨点般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张凤集笼罩在火
光、水幕之中，在狱火中蒸腾。每次进攻被打退后，村外遍野都是流淌的鲜血和七倒八歪的尸体。 突破！再次受困！ 主攻方向58团二次突击受挫，团长吴忠急的烦躁不安， 助攻方向56团也多次受挫，都没有进展，从32团一营牛镇 江防守的东北角突击的59团倒是有了进展，团长晋士林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组织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一直把重机枪推到了距寨墙只有20米的地方,又悄悄地拉开了守军的第一、第二道鹿砦。在拉第三道鹿砦时,守军发现了突击分队,晋士林立即令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压制寨墙上敌人的火力,突击分队趁势发起冲击,一举打开了突破口.晋士林见突破成功,马上率二梯队进村,抢占了数处院落。这也是当晚张凤集各攻击部队打开的唯一一个突破口。晋士林带着59团1、2营在村内站稳了脚跟，见此有利形势，7纵立刻命令预备队21 旅62团从突破口跟进。同时命令吴忠率58团跟进，6日凌 晨7纵突破张凤集，如果是国民党一般部队，前沿阵地被突 破，部队就离崩溃不远了。但是11师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确有其过人之处。 守将张慕贤见解放军突破后，立刻组织全团所有炮火，4门山炮，6门37战防炮，所有迫击炮、机枪一齐向突破口射击，组成了一道火墙，阻断了后续部队的进入，这样已进入张凤集的59团2、3营，58团3营8、9连、团特务连，62
团一营共4个营1千几百人反倒被包围起来，处境十分危险， 这时突入的部队公推59团团长晋士林为临时指挥，再次发起进攻，扩大战果，企图在天亮前占领村内制高点，核心阵地大庙，但是连攻数次，伤亡累累，一点效果没有，天放亮前守军除了用火力封锁突破口，展开部队从两翼进攻突破口，重新夺回突破口，团团包围了突入部队。 晋士林、吴忠不得不带领59、58、62团突入部队依托已占领的5个院落转入防守，突入的1千几百人守在5个大院 里，虽然在两个主力团长指挥下，构筑大量工事，将5个院 落墙壁全部打通，使5个院落连为一体。还是施展不开，6 日上午9点张凤集守军32团有组织地展开反攻，迫击炮弹、 手榴弹雨点般落在5个大院里，战防炮在炮连连长林文模亲自指挥下，将战防炮抵近院墙几十米处射击，炮声响处，只见浓烟弥漫，房倒屋塌，院墙被轰开几个缺口，守军死伤累累，62团一营营长孟宗华腿被炮弹炸断坐在地上，32团士兵一涌而上从突破口进入，守军全部退入屋内防守，两个战士上前架着营长孟宗华往屋内跑，这时一个国军士兵从突破口进入，举起汤姆式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孟营长和两个战士全身中弹，倒在院内，当场死亡。屋内守军见状不顾一切发起反攻，重新封锁缺口。32团战防炮连长林文模在抵近射击时，也被守军打死。战斗进入拉锯状态。 32团从6日上午一直到下午，发动了3次进攻，都被击退，
但这种凶猛进攻势头使得突入部队顶不住了，进攻部队每发炮弹都给守军造成重大死伤，59团突入两个营，伤亡大半，59团2营教导员、3营营长都在混战中被打死，工事全部被 摧毁，院内躺满了尸体，满屋都是伤员在呻吟、哭喊。第3 次进攻时，庄内临时总指挥59团团长晋士林和政委首先动摇了，6日黄昏时分，在团长晋士林带领下，撇下友军58、62团部队不管，自顾自突围逃命去了，整个突围过程损失非 常大，在32团枪林弹雨中，死伤累累往外冲，团长晋士林、政委刘权都被打伤，团长晋士林被两个战士架着逃出了张凤集，这成了军政双优、解放军中极少有的大学毕业将领晋士林一生耻辱，并为此背上黑锅，战后被调动了职务，作为处罚，直到淮海战役前还是个团长。 59团残余部队突围逃跑后，32团迅速从两翼封锁突破口， 并将留在突破口掩护的59团3营9连全部消灭，重新封闭突破口。 留在庄内残存的58、62团部队只剩不到300人，力量更加薄弱，守在几个大院里，危在旦夕。
杨伯涛逆袭改变战局 张凤集攻击不顺利，东西蒋庄攻击更不顺利。 3纵主攻东西蒋庄部队7旅、8旅刚进入集结地域，不幸的是被守军提前发现，猛烈山炮、迫击炮炮火从天而降，一顿杀伤，还未进攻就死伤200余人，士气大受影响。安置完 死伤人员后，7、8旅重新集结，于10月4日晚22点，再次 发起总攻，7旅（欠21团）攻东蒋庄，第8旅23团主攻西蒋庄，但守军已经构筑完整防御体系，环村设置鹿砦，房下构筑暗堡，火力组织严密。3纵彻夜激战未攻入村内，拂晓后撤出，战果更差，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连村边都没攻到，反倒死伤一大堆，进攻严重失利。 趁3纵进攻东、西蒋庄部队受挫之机，11旅旅长杨伯涛于5日早晨，亲率特务连从西蒋庄出击，进行反击，3纵猝不 及防不仅被11旅击溃，还被11旅抓了100多名俘虏，杨伯涛率部在东、西蒋庄的奋战，大获全胜，大大震撼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杨伯涛的反击对战局影响很大，3纵受挫，东、西蒋庄包围被解除，整11师得以腾出兵力开始增援张凤集 被围困的32团。胡琏在战后11师军官总结会上说道；“这次东西蒋庄与张凤集地形都较疏散，东西蒋庄更散，兵力大致相同，都是攻击重点，但结果不同，主要原因是因为第十一旅杨旅长果断勇敢适时掌握战机，亲率特务连反击，而竟能固守，假如两地都被突破，那时结局将不是这样的。”
7纵围攻张凤集一个团失利，反被包围部分，3纵围攻一个旅部加一个团严重失利，面对这种严峻严峻形势，刘、邓不得不作出更现实可行的调整，即决定停止进攻东西蒋庄，集中3、7纵两个纵队2万多人以绝对优势进攻张凤集32团，接到命令后，3纵除留24团一个团监视东、西蒋庄，肖家堂的守军，其余全部8个团调到张凤集加入7纵的进攻。 张凤集攻防高潮 6日黄昏，作为第2梯队的3纵第7旅、8旅投入战斗， 向张凤集发起了攻击。首先62团7连作为先锋重新对守军发动了进攻，与守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重新打开了被封闭的突破口，迅速突入村内。第19、20旅也随后跟进冲进村内，分头割裂围歼守军。吴忠团长和张兴臣参谋长等人也从村中配合夹击。 突入部队与守军激战，战斗进展缓慢，见此情形，3纵队曾绍山副司令员增加兵力，命令第7旅、第8旅之22、23 团协同第7纵队向张凤集守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希望打开局面。 虽然解放军与守军兵力对比已经是10：1的绝对优势，但是依然啃不掉32团。公正的说，解放军虽然作战勇敢，主 动性强。但是战术呆板，与11师这样的老牌部队相比，其战术素养还差了一个档次。 当时解放军村落作战基本是靠凿墙前进，对主要街道不注
意控制。而11师借助街道调动，快速迅捷，1个兵能当3个使。对于解放军凿墙战术，11师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造成解放军伤亡大增，对这种防御方法，解放军一时缺乏应对办法，巷战进展缓慢。 7日早晨，3纵和7纵经过协商，决定向守军发起强大攻势，随后展开了一个街道、一座房屋的争夺，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到了中午的时候，3、7两纵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逐渐将守军压缩于村西南角一座家庙（祠堂）内，即32团核心阵地内，守军凭借四周高墙，顽强地抵抗十倍于自己的对手，他们用机枪、冲锋枪组成严密的火网，牢牢封锁住前进的道路，其战斗意志十分顽强。3纵多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再也啃不动这最后的阵地了。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胡琏及11师师部只知道东、西蒋庄和张凤集战斗激烈，具体情况、激烈到什么程度是不清楚的，由于兵力薄弱，只有118旅2个团在师部方向，同时师部方 向受到6纵猛烈进攻，没有采取行动支援张凤集等。但胡连 续两次打电报给5军，要求向11师靠拢，5日傍晚5军复电；不能靠拢驰援。看完电报后，胡极为气愤的说：“邱清泉太
自私了。” 5军虽然受到2纵顽强阻击，但是并没用上全力——这是有原因的。国民党嫡系有两大山头。其一是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其二是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两大山头明争暗斗十几年，矛盾很深。11师属于陈诚土木系，而5军却属于何应钦系统。11师被围攻，5军上下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思。所以不肯在救援上尽力。 6日，6纵进攻11师师部冯家沙窝外围的阵地王家垓失利， 胡琏才抽调118旅54团增援张凤集。54团在7日天亮后进攻到离张凤集三华里的地方，遇到3纵20、21团的坚强阻击。54团在炮兵和空军掩护下，顺利地打垮3纵2个团的阻击，在下午一点攻到张凤集南门，此时集内守军只剩西北角一块阵地了。此时援军适时赶到，54团1、3营从南门挖民房墙洞打开一条路，进入庄内与守军会师。 10月7日4点后，32团撤出，几乎同时刘邓决定迅速后 撤,再也不能打这种伤亡巨大的牛抵角的消耗战了，于7日 晚9点全部撤完。战斗的结果如此无情，晋冀鲁豫野战军用尽全力，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10月16和18日，整11师和5军分别占 领巨野、嘉祥，10月24日，整11师占领郓城，战果辉煌。解放军丧失非常重要的兵源、粮源、财源的鲁西南根据地，损失巨大。晋冀鲁豫根据地变成了晋冀豫根据地，
猪一样的刘峙再次中计 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休整后，刘邓决定避实击虚——徐州绥署部队太强不好打，就专打郑州绥署。郑州绥署部队多为杂牌，战斗力不强，更何况还有一位猪一样的领导。刘邓调整作战方向后，立刻收到奇效。 10月27日郑州绥署据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下黄河小组情报人员密报：“鄄城以北没有民主联军一兵一卒”，该绥署立刻令荷泽整68师乘虚占领鄄城（这么快就忘掉整3师被歼的教训了？） 28日整68师以整119旅配属整29旅第86团及炮10团 105榴炮1个营欠1个连为特遣队向鄄城急进，16时许进抵鄄城南约5公里，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第3、第6纵队遭遇，激战至31日，整68师被全歼。 歼灭68师后刘邓即即星夜西渡黄河，进入濮县、濮阳地区休整。11月2日毛泽东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用各个击破方法，将孙震（第5绥区，辖整编第41、第47师）、刘汝 明（第4绥区，辖整编第55、第68师）两集团大部歼灭，
使王敬久集团（整编第27军，辖第5军及整编第11、第75师）陷于孤立，而后再歼灭该敌，转变战局。”这时，国民党也在调整部署，整编第11师南调苏北参加对山野作战， 整编27军指挥第5军及整编75师，于巨野、郓城、鄄城附 近地区，协助第4绥区作战，刘峙在丢掉3个整编师后终于被撤职，以顾祝同担任郑州绥署主任。
顾祝同粉墨登场，蠢猪换笨猪 顾祝同也是平庸之辈，如果刘峙是一头蠢猪，那顾祝同可以称为一头笨猪。刘峙几个月送掉3个整编师，好吧——都 不算国军主力；顾祝同出手不凡，山东攻势先是3天送掉李 仙洲兵团，接着再把头号主力74师送上孟良崮。淮海战役， 两头猪齐心合力，联手将整个徐州剿总50万国军断送得干干净净。 内战爆发时，打通主要交通线是国民党军主要战略目标。而此时把守平汉路的刘伯承第1纵队已北上增援华野张家口保卫战，安阳至石门段平汉路解放军兵力完全空虚，国军可以轻易打通平汉路，但顾祝同偏偏视若无睹，使战机白白溜
走；更怪的是，11月1日刘伯承率第2、第3、第6、第7纵队西渡黄河，进入濮阳、濮县地区，顾祝同却令豫北平汉路附近整编第26军，以整40师、整85师之一部及暂3纵队（辖两师）等，由安阳、汤阴附近向西进剿观台镇、水治及太行山东麓解放军之军区部队及民兵；另以整32师及整 85师主力，由汲县、新乡附近向西，沿道清铁路附近及太行山南麓，进剿修武、焦作、博爱、沁阳附近地区解放军的军区部队及民兵，在作战目标方面，舍弃解放军主力不顾，而去追逐飘忽不定、一拳打下去都是风的解放军地方部队及民兵，明明解放军主力在一旁虎视眈眈，偏要分散用兵——第5绥区向东、向北，整26军向西、向南，如果说以前刘峙部署是漏风巴掌，那么顾祝同部署更象一个剪刀手。当初刘峙2次伸出兰花指（3师、68师）好歹还是去捅刘邓主力，现在顾祝同叉开2根手指却是摆在刘邓主力旁边，是等待解放军来切吗？ 刘邓发现国军自己露出破绽，立刻做出以下部署：以第3 纵队奔袭邵耳砦附近整47师之整125旅欠1团；第6纵队 附冀南独4旅，奔袭上官村整41师之整104旅；第7纵队 监视老岸集、朱集附近之国军，依状况适时参加第3或第6 纵队方面作战；第2纵队控制为战略预备队，准备打援。解放军一动就迅若奔雷。11月18日自濮阳、濮县附近集结地开始行动，一夜突进100里，11月19日拂晓前，对邵耳砦、
上官村国军完成各个包围，并立即发动突击。战至20日， 全歼整125旅（欠1个团）及104旅。随后乘势向北攻击， 扩大战果。再全歼朱集守军豫保第12总队，及老岸集整125 师之1个团。 22日国军援军从东西两面大举前来增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国军增援部队赶到前，携带缴获的大量辎重弹药，主动撤离战区，胜利结束滑县战役。 12月2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再次利用国军部署分散的弱 点，集中3纵、6纵主力将金乡整88师整新21旅团团围住。 以金乡为诱饵，用围点打援战术，先伏击来援的整88师整 62旅及配属整70师之整140旅，一战而胜，再乘胜扩大战 果，以第7纵队箝制整68师之增援，集中第3、第6纵队， 再伏击国军保3纵，一日后将其大部歼灭。吃掉保3纵后再 追歼后撤的整68师，2日后将整68师部整81旅欠1团、配 属整55师整74、整181旅各1团全部歼灭。此战刘邓将内线作战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解放军快速机动、猛打猛冲将国军援军各个击破。 国军因指挥失误连连失败，而失败更是加剧了其指挥上的混乱。 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整68师后，再次分兵，北路由刘伯承亲自指挥第1、第2、第3纵队，夺取定陶、曹县、单县，南路由邓小平指挥第6、第7纵队，由商邱、民权间之柳河
附近奇袭越过陇海路，袭占宁陵、睢县、拓城、鹿邑、亳县、太康、杞县，南北两路拉开一个巨大的空挡，等着国军出牌。国军出牌了。国防部令郑州绥署以整85、整72、整55师 及快速第2纵队（以整49旅为基干，配属战车、105机械化 炮兵、汽车各1营），由民权、考城向曹县进攻，徐州绥署 以整27军指挥第5军、整75师，由砀山、商邱向单县进攻，尔后徐、郑两绥署协力向定陶进攻。国军意图很明确，就是先吃掉刘伯承亲自指挥第1、第2、第3纵队。但是，这个部署却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对陇海路以南邓小平率领的两个纵队竟毫无处置，难道国民党高层认为6、7纵会坐看国军围歼1、2、3纵而无所作为？更奇葩的是，国防部对徐、郑两绥署攻势发起之时间未予指定，形成各自为战，致郑州绥署攻击发起已数日，徐州绥署仍停留于原地未动，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各个歼灭徐、郑两绥署部队创造了极好的机会。送上门的机会，刘邓当然不会放过。由于一系列的胜利，让晋冀鲁豫野战军胃口变得更大，这次，刘邓计划一次性要歼灭国军两个整编师——即郑州绥署右纵队整85、整72师 （5个整编旅，1个快速纵队近5万人）。
民权之战，中野大意失利 刘邓部署为：第1纵队及第2纵队主力，埋伏于陇海路北 侧淤黄河附近，阻止85师与72师攻击前进；第3纵队及第 2纵队一部，于柳河附近，以一部阻止整27军，主力由东向西猛冲国军腰部；邓小平指挥之第6、第7纵队，星夜向战场集中，并向85师与72师后背攻击。简单的说，这个部署是，“阻击正面，打击腰部，进攻背后”。部署很巧妙，但是执行却出了问题。 首先是，1、2、3纵出击过早。2月10日拂晓，整85、整72师两师并列，由民权、野鸡岗向曹县发起攻击，快速第2纵队留在战线后方为战役预备队。 中午国军进抵淤黄河附近，1纵、2纵主力立刻出击，接着3纵于李埧附近由东向西猛打猛冲国军右侧背，此际国军主力尚未脱离原阵地，于是国军迅速缩回原阵地。北面利用淤黄河堤岸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沿陇海路附近向东攻击，双方打成胶着。伏击战变成攻击战，这仗一开始就不顺利。 下午国军空军侦察报告：解放军第6、第7纵队，正由拓城、太康、杞县向民权方面急进（这次空军总算为国军提供了一次准确情报）。郑州绥署令右纵队撤回民权、野鸡岗间原阵地加强工事备战。11日黄昏时邓小平指挥第6、第7纵队到达战场，23时第1、第2、第3纵队由北向南、第6、
第7纵队由南向北，对野鸡岗、民权整72、整85师阵地发起总攻，由于国军工事完整，兵力集中，解放军几度攻击均未打开缺口。关键时刻，解放军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对国军放在防御圈内的预备队——快速第2纵队未做任何防备。 12日凌晨2时至5时，解放军发动多次决死冲锋，战士们不顾伤亡，前仆后继，却遭遇国军优势火力杀伤，战场遗尸枕藉。5时后国军突然出动快速纵队逆袭，这一记右勾拳又狠又准。快速纵队以战车为前导，在空军支援下，出其不意，其势如秋风扫落叶向围攻野鸡岗、民权解放军横扫猛冲，解放军猝不及防，当即被国军装甲部队击溃。整72、85师乘势出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伤亡惨重，被迫向向曹县、定陶败退。 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战场上第一次被国军击溃（张凤集是伤亡惨重后主动撤退）。此战本来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署失误，对徐、郑两绥署攻势发起之时间未予规定，形成各自为战，解放军与郑州绥署部队作战时基本没承受徐州绥署的军事压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最后却打成败战，究其原因首推胃口太大，企图一次性吃掉国军5个整编旅1个快速纵队，这样的战役目标已经超过了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能力 （晋冀鲁豫野战军因为前面一连串的胜利多少有些轻敌大意）。其次就是攻击时间太早，让国军迅速撤回民权、野鸡岗间原阵地，伏击战变成攻坚战，难度增加不少。最后就是
疏忽大意，对国军装甲部队缺乏警惕。当然刘邓对快速纵队缺乏警惕也不是没有原因。2个月前，陈粟歼灭整26师时，其同样配属一个快速纵队，但是整26师师长马励武用兵实在无能，居然让装甲机械化部队四周掘壕固守，坦克做固定炮台，机械化部队当步兵使用，结果快速纵队被山野与华野轻松歼灭，战役轻松获胜让解放军对国军快速纵队并不太重视。反观整85师师长吴绍周一直将快速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战斗再激烈也不轻易使用，直到解放军攻击衰竭时突然放出快速纵队反击，果然就扭转了战局，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击溃。
华中战事 自抗战中期开始，苏北即成为中共着力经营的根据地之一。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移设于苏北，国民政府势力逐渐被挤压退出苏北，苏北与山东两大根据地互为倚角，在关内解放区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因多数军队远在大西南后方，对苏北日伪占领区的接收暂时只能控
制少数重点城市，而对县以下广大空间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共则以地利之便，接收了日伪占据的苏北大多数县镇，形成了北连山东、西连安徽的大片巩固根据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苏北与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南京上海地区不过一江之隔，卧榻之侧，怎容他人酣睡。所以，内战一起，国民党即将苏北作为首要必争之地。 苏中之战，粟裕7战7捷 国民政府方面，担任苏北作战的第一绥靖区在6月间由李 默庵接任司令，下辖4个整编师、2个整编旅及2个交警总 队，共12万余人。7月4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命：“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李默庵遂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占伸入己方防线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后方威胁后再行北进。然而当他部署完毕，准备于15日开始进攻时，其计划已为中共预先获知，由于马歇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结果使李部不能按计划行动，反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共方面，担任苏中作战的主要是华野一师、六师和七纵的3万余人。面对兵力与装备均为绝对优势的对手，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在尚未开战之际骄傲轻敌
的弱点，达到首战获胜的目的。 当时整八十三师各有1个团驻宣家堡和泰兴，位置较为孤 立。7月13日，华野第一师向宣家堡，第六师向泰兴发动突然攻击。由于守军缺乏准备，李默庵因为一时不明具体情况，也未及时派出增援。战至15日，宣家堡的1个团全军 覆没，泰兴的1个团基本被歼。此战为中共在苏北首战，关系到苏北根据地前景，毛泽东极为关注，战斗刚刚结束即去电询问：“我在泰兴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此战粟裕部署分别以1个师打1个 团，形成6比1的绝对优势，结果初战获胜，内线连续作战的设想也因此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苏中战斗打响后，徐州绥署即命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 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白蒲北攻如皋，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整四十九师，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自靖江北援泰兴。面对国军多路攻势，粟裕的策略很简单— —“管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苏中解放军主力迅速由泰兴转向东进，两天急行军100多里，奔袭已进至如皋附近的整四十九师，解放军如神兵天降突袭让四十九师仓促之间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自8日晚至9日晚，该师右路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但左路七十九旅仍在坚守。此时，整六十五师与整八十三师相继占领黄桥与姜堰，正向如皋推进，粟裕不再恋战，于23日放弃如皋，向北撤
退。 国军占领如皋后的下一目标为海安，因为只要拿下海安，便可使己方在苏中获得完整的战线，巩固沿江占领区。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向北、整八十三师附整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向东，于7月30日开始合 击海安。面对兵力居优的对手，粟裕避其锋芒，令部队于8 月3日放弃海安。海安轻易攻占让李默庵认为己部“打了胜仗”，而对手“大势巳去”，“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遂命令部队抓紧时机，巩固自泰州、海安直到海边的防线，却对近在咫尺、正在海安东北休整的华野动向一无所知。8月10日，驻海安的新七旅和驻李堡的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换防，结果因大意无备，在李堡交接当中突遭华野攻击，各损失1 个团。次日新七旅另1个团又在开赴李堡途中被歼。 连番挫败，李默庵决定调整部署，稳固防守。粟裕看准对手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迂回到对手之侧后，21日以一师攻丁堰，六师攻林梓，守军交警总队第七和十一总队装备简陋战斗力很差，除了1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此时，李默庵又奉徐州绥署之命，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北上攻击运河邵伯一线，以策应北线作战。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准备攻黄（桥）救邵（伯）。25日，粟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六师
攻九十九旅，以一师和二师五旅攻一八七旅，战至27日，全歼这两个旅及如皋出援的1个团，获得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日，又乘胜攻占黄桥。李默庵不得不下令全线后撤，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方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对江南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由于解放军内线作战，情报、后勤均有较大优势，加上国军指挥失误，苏中之战粟裕打得非常顺手。解放军在苏中以损失16000余人之代价，歼灭国方6个旅和2个交警总队共 54000余人，史称“七战七捷”，毛泽东专门撰文指出：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作为中共在苏北战场的主要军事指挥员，粟裕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表现确较其对手高出一筹。
淮南丢失，山野泗县之败 与苏中相比，国军在安徽淮南和淮北的作战进程较为顺利。担任淮南作战的国方军队尽为精锐，第五军四十五师自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九十六师自左翼由来安攻盱眙，另以整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为预备队，7月16日开始行动。守备淮南根据地的淮南军区只有8个团的兵力，兵力和装备均远不及对手，又企图以分兵防御保守地方，结果在国军的优势兵力攻击下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最后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转移至苏北，淮南根据地全部丢失。 担任淮北作战的国方军队由第八绥区司令夏威指挥，其中南路第七军由固镇东攻灵璧、泗县、五河，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北攻濉溪口，北路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东攻朝阳集，目标是廓清淮北，继以东向进迫苏北后路。中共方面，由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七师、八师、二纵以及华野九纵共5万余人，于7月20日自鲁南越过陇海路，出击淮北，寻歼对手。7月18日，国军开始行动，至月底已先后进至预定进占地域，只有整六十九师于27日在朝阳集遇袭，损失其九十二旅。朝阳集之战后让陈毅信心大增，认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势已颓，淮南、淮北敌势正旺”，因此“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 具体作战方向上，陈毅认为淮北的国军部署密集，不易分
割打击，而桂系军队部署相对分散，因此选择泗县的桂系第七军为打击目标。但7军有“钢军”之名，作战顽强战斗力很强，华野和山野内部对陈的决策均有不同意见，但未能动摇陈毅的决心。 陈毅虽然信心很足，但是具体部署却出了问题。他以八师和九纵攻击泗县，七师和二纵准备阻援——几乎是平分兵力，一半攻城，一半阻援。用兵无重点导致攻城方向兵力不足。7日晚，担任主攻的八师发起攻击，次日晨攻入城内，但守城的七军一七二师战斗意志很强，不仅顽强抵抗，还屡屡反击，八师伤亡严重，无力扩张战果。时值天降大雨，火炮、辎重因雨水影响未及跟上，打援兵团又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而七军增援的一七一师分兵绕开山野阻击线，9日晚到达泗县大小北门解放军背后，并立刻展开攻击。攻城部队本已疲惫，又腹背受敌，不得已只得撤出战斗。但已经攻入城里的部队无法撤退，被国军全歼。 泗县一战，山野损失近3000人，不仅攻城部队损失惨重，而且对作战心态的影响更大。国军借山野休整之机，迅速向东扩展，使中共在苏北的状况更加困
我军军史上最不成功的战例典型——淮阴之战 国军通过淮北第一期作战和陇海战役，攻占淮北大片土地，不仅解除解放军对徐州的威胁，而且使国军渐渐逼近了中共华中根据地的中心区。 薛岳声东击西 到1946年8月20日，陇海战役大局已定，郑州绥署主任薛岳开始筹划进攻中共华东根据地的首府淮阴了。为了加强进攻实力，薛岳征得国防部同意后，调整74师由南京浦口 北运徐州东北的大庙集，7军171师向泗县开进，整26师 41旅由淮南调到双沟、古城集一带，国军在淮北津浦路东战 场上的兵力增加到了12个旅（师）。而此时，位于淮北的解放军山野主力虽在淮北第一期作战中遭到重创，可还保有相当实力，泗县战役后又利用几天的休整，补充了大量兵员，战斗力基本恢复。薛岳算了算陈毅手里有25个主力团，加 上在高邮、宝应等地休整的6旅、13旅，共30个团，在兵力上仍然与国军旗鼓相当。所以薛岳也格外小心，攻占淮阴这样有重兵防守的要地，还得以巧取胜。 8月19日，国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专门商讨进攻淮阴的作战计划。在会上，薛岳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首先命令国军攻占宿迁、睢宁、洋河镇等地，打开通往淮阴和沭阳的门户，并摆出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沭阳是
解放军由苏北退往山东的必经之地，这样的要地解放军不能不争，必须将主力部署于沭阳一带，待解放军将注意力全部转移于沭阳地区后，淮阴的防御就空虚了，国军以主力由洋河镇向淮阴突击，同时以有力一部掩护主攻部队北面、阻击解放军主力南援。此外，为保证主攻方向的进展，位于苏中的第一绥靖区和位于徐州东面的第三绥靖区必须牵制住当面解放军，不使其向淮阴增援。这样，淮阴唾手可得。这个计划周密细致，得到了与会国军将领的一致认同。于是，会议决定就照薛岳的意见制定作战计划。作战方针定下来了，谁来担任主攻呢？薛岳自然心中有数。 早在8月初，整74师师长张灵甫来徐州受领任务时，薛岳就向他讲明，徐州绥靖公署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就是攻占淮阴，并指出：“这次我用‘毒箭穿心’战术以74师直取淮阴。” 这下整74师的立功机会又来了。张灵甫顿时心花怒放，连连点头称是。会议结束第二天，他还不放心，又把张灵甫找来，语重心长地嘱咐道：“我的作战计划——挖心战术，只有你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你们进军行动要神速，钻到淮阴，出其不意，将共军军部所在地淮阴拿下来。沿途小股敌人，能吃掉的则吃掉，不能解决的派适量兵力把它监视起来，不可迟滞主力的行动。”张灵甫遂领命而去。8月21日，国军新的进攻又开始了。 这时，在山野司令部，陈毅正焦头烂额地接受着上上下下
的一致指责，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泗县失利使他的声望大跌，内部对其质疑声音越来越多。他曾想调山野1纵等部作为后 续部队，由山东驰援淮北，可当1纵行进到临沂时，留守山东的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等人以国军有进攻临沂的企图为由,强留该部投入鲁南战场，给临沂看大门。陈毅只好将这事搁置下来。由于1纵等部无法南来，陈毅感到自己的兵力不足以遏制国军的进攻，就一个劲向中央反映，部队经过一个月作战，相当疲劳，还需要一段时间休整。毛泽东知道他对战局信心不足，便亲自去电，一面给他打气，一面严令他以积极的行动打击当面国军。陈毅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准备迎击薛岳的进攻。 8月21日，7军和整69、74师依计划分由泗县、双沟、庙山圩、单集等地向睢宁合击，很快占领了新集、大李集、朝阳集、魏庄、大王集、占山集、古邳镇等地。这时，陈毅发现进占大王集的国军为整69师一部，兵力薄弱，当即命 令山野2纵与华中9纵强袭大王集，怎奈国军齐头并进，相互间距很小。而解放军只有两个纵队，既无法分割大王集守军，又无力阻援，只得停止进攻。这一仗使陈毅认识到，在当前的态势下，要歼灭国军一部非常困难。于是，他命令华中9纵牵制迟滞当面国军，掩护主力东撤休整待机。山野主力后撤，国军的前进速度迅速加快。26日，国军先后占领桃园、杜庄、杨圩等地，并向睢宁城猛攻。9纵节节抗击，无
奈众寡不敌，只得逐次分向魏集及睢宁东北撤退。27日下午2时，整69师攻占睢宁。而后，国军又的乘胜追击，于29 日占领埠子镇，并攻抵宿迁城下。于是，整69师和整74师会攻宿迁，守军抵抗了一下就向洋河镇及运河以东退去了。7军继续尾追，于9月1日攻克洋河镇。至此，国军右翼兵团顺利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而解放军方面，尽管主力未损，担负掩护任务的华中9纵却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并在连续后撤中被弄得异常疲劳。 为了策应右翼兵团的进攻，国军左翼兵团亦于8月21日开始进攻。由于这个方向上没有解放军主力部队，国军的进展迅速，尤以整28师为最。该师到次日日落前就占领了耿 集、碾庄圩、宿羊山圩等地，而后又向泇口圩追击。在整28 师的北面，整33军尽管前进速度不如整28师，其进展也颇 为顺利。21日整59师由东西朱果山、整77师由耿家楼、贾家桥沿运河南岸向东进攻。23日即攻占车辐山圩、燕子埠、花山子。正当左翼兵团司令官冯治安命令部队向台儿庄进攻之时，淅淅沥沥的秋雨阻止了他们的前进。到9月1日，雨停了，国军重又开始进攻。整59、77师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渡过运河，向台儿庄猛攻。守军依据有利阵地与之对战。双方激战到次日中午，守军不支，北撤。国军遂克台儿庄及其北面的板桥、马兰屯。台儿庄丢了，解放军重要的燃料生产基地枣庄就危险了。坐镇临沂的解放军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张云逸感觉到了这种威胁，更不敢让还在临沂的山野1纵南下支援陈毅保卫淮、沭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张云逸等强烈要求下，电示陈毅，要将山野8师北调鲁南，只因陈毅反对作罢。而在鲁中，胶济线上解放军各部队正受到第二绥靖区的巨大压力，更无力南援。因此，解放军山东战场与华中战场就被分离开了，这样不利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6年底。
陈毅判断失误 9月初，国军在完成了进攻两淮的第一步作战计划、占领进攻出发地后，薛岳出人意料地命令部队停了下来。他通过观察发现，从8月21日到现在，解放军主力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打击。因其在逐步后撤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整，实力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强。而在国军方面，原计划用于主攻淮阴整74师主力尚在宿迁，作为战役预备队的整 28师还在鲁南，兵力分散，态势不利于发动新的进攻。据此，他得出结论：现在就强攻淮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必须运用谋略，以智取胜。于是，他命令：整69师主力守备宿迁，并频繁调动，摆出向沭阳进攻的架势；7军在洋河镇附近泗
河上架桥，作出要在泗阳与解放军决战的姿态；整74师从 宿迁秘密南调，隐蔽于7军后面。国军各部遵命开始行动后， 整69师和7军的动向为解放军山野指挥部知悉。 陈毅对国军的调动困惑不已：薛岳到底想攻哪里呢？根据最近得到的情报，薛岳的进攻目标淮阴。可为什么在那里只摆了个7军呢？要知道，那支部队可是桂系的起家部队。他 和桂系首领白崇禧又是冤家对头，能信得过让7军打主攻吗？想来想去，陈毅越来越觉得薛岳要进攻淮阴的情报不可靠。于是，他把眼光转向了北面的沭阳。那是从苏北去山东的必经之地，如果丢了，在淮北和苏中作战的解放军主力的退路和补给线就会被国军切断，后果不堪设想。而根据此前的战场侦察，薛岳将国军的头号精锐整74师摆在宿迁。陈毅认为，这明摆着要进攻沭阳。不过有可靠渠道得到的情报在，陈毅对自己的判断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于是，山野司令部于9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及华中军区提出三个作战方案，要求讨论：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整74、69师，此案可保持鲁南的联系，但只能留华中9纵守泗县、众兴集，力量不够；第二案，就地出击洋河，攻击7军2个师，估计要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在电文的最后，陈毅提出自己的意见：执行第一案。毛泽东接到这份电报后，认为陈毅的分析有理，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陈毅于7日下达作战命令：“本军为便于新的机
动，打击可能由宿迁进犯沭阳之敌，或向南打击可能由洋河进犯淮阴之敌，决以主力转至泗（阳）、沭（阳）、宿（迁）县属地带隐蔽待机。”具体部署是，华中9纵到泗阳以南，山野7师到大兴集、2纵在新集、8师位于渔沟。实际上，陈毅将大部分主力用以对付沭阳方向之国军，只留下久战疲惫的华中9纵看守淮阴的门户泗阳。这样的部署正好中了薛岳的圈套。 9月6日，薛岳看到解放军举棋不定，知道他的谋略要成功了，遂下达了攻击淮阴的命令。 就在国军按照薛岳的命令开始调动、准备进攻淮阴之时，解放军内部还在为国军的主攻方向争论不休。以粟裕、谭震林为首的华中野战军首脑根据从国军内部获得的情报判断薛岳的进攻目标是淮阴。因此，他们得知陈毅将山野主力北移、准备做保卫沭阳的部署后，立即致电陈毅及中共中央，要求山野主力南下，保卫淮（阴）泗（阳）。而陈毅向中共中央呈明他的理由之后，得到了毛的支持。尽管如此，粟、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强烈的语气电告陈毅：“如军长 （注：指新4軍長陈毅）仍坚欲北开，则我们坚决要求调2纵全部留下，由韦国清统一指挥，钳制敌人，候苏中主力北转，以求阻击南下之敌，否则华中局势变化，责任难负。”陈毅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在意。通过几天来的侦察，解放军方面并没有发现洋河镇方面国军增兵的迹象。这更坚定了
他对国军进攻方向的判断。因此，他于9日致电粟、谭及中共中央：“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7军已南移灵、泗、睢、宿地区，由蒋军接替，现再看数日，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及时出击，或在宿迁、沭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攻睢、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沭阳、两淮及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同时，他指示：“粟、谭部队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好。”毛收到陈毅电报后，当即复电，对陈毅的判断深表赞许。同时指示粟裕所部主要任务是休整，打不打海安可按实际情况决定。粟裕得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后，虽感到淮阴危险，但不愿放弃苏中已到手的战果，遂复电陈毅并中共中央，提出“刘邓军大捷，军长率部亦准备出击，淮北战局开始好转，两淮危险大减。因此我们仍决定继续攻占海安，以争取苏中万余人参军补充”，海安得手后，休整一段时间，“再北移或西攻”。粟裕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这样一来，山野主力转移于沭阳、宿迁方向，而粟裕所部则在全力攻击海安，泗阳、淮阴的防务就变得薄弱了。 10日，薛岳侦知解放军山野主力北移，立即抓住战机，急令7军提前一天发动进攻。7军得令后，立即行动，当日即攻占了仓集。华中9纵司令员张震接到国军开始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山野司令部。陈毅得知这一消息，大吃一惊。国军进攻淮阴的企图已明。他知道华中9纵的战斗薄弱，在
灵壁连172师都顶不住，更不要说7军全军了。泗阳一丢，淮阴就危险了。然而，如果山野主力增援泗阳、淮阴的话，一旦宿迁国军向沭阳进攻，山野主力将腹背受敌，局面就不可收拾。而此时，山野一部已于9日根据他的命令渡过六塘河以北，准备迎击宿迁东进之国军了。根据此态势，陈毅决定改变原计划，命令山野主力移到六塘河以北，准备绕道进攻古邳镇、双沟、睢宁，企图抢在7军主力到达淮阴之前占 领这些地区，威胁国军侧后翼及补给线，以迫使7军后撤。 不料，华中9纵在泗阳一带构筑的工事不够坚固，没法挡住国军的猛烈攻击。因此7军进展很快。11日拂晓，国军以猛烈的炮火向王二胡庄解放军9纵75团阵地轰击，步兵随即发起进攻。解放军防炮经验不足，干部伤亡大半，部队失去指挥。在国军的连续冲击下，阵地被突破，临河集、大兴庄、胡庄、徐大庄相继失守。9纵被迫转移到二线阵地，泗阳告急。陈毅这才发现自己对战局的预测过于乐观，乃急令向六塘河以北转移的山野主力迅速南返，以全力于众兴集、渔沟间分批歼灭当面国军。同时，毛亦命令粟裕放弃海安，北援淮安。可命令才下达到各部队，9纵的二线阵地又被突破。12日下午，泗阳失守。9纵被迫撤退到李口、徐庄、袁庄一带。到这时，尽管战场形势已趋不利，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仍然因泗阳地区只发现7军的番号，因而认为进攻淮阴的国军是孤军突进，对战局自然也出奇地乐观。当天，毛泽东致
电陈毅，提出围歼7军的意见：“你们此次歼击南下之敌，务期必胜，首先只打一个旅，以期速决尽歼，得手后再打一个旅，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旅……”可到了第二天，陈毅才会发现他们的判断是何等的错误。
74师奔袭淮阴 9月13日，7军以171师渡过运河，向东进攻众兴集之山 野7师20旅阵地。20旅原由地方部队组建，战斗力不强，很快就顶不住了，被迫转移来安。众兴集易手。而后，171师又乘胜追击，一举占领来安，进到包家河右岸，与解放军隔河对峙。尔后，7军在来安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抵御解放军的反攻，确保进攻淮阴的侧后安全。与此同时，74师于13日投入战斗，趁解放军担任淮阴方面防守的华中9纵连战 受挫、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之机，越过泗阳，向南进攻9纵75团防守之李口、徐庄、袁庄、五里庄一带之第二道防线。75团寡不敌众，阵地很快被突破，李口、吴家集等地相继失守。 得知整74师参战，陈毅方才恍然大悟——上薛岳的当了。尽管十分懊恼，陈毅此时此刻还是非常清醒：当前的首要是
保卫淮阴，既然在与薛岳的初战对弈中，先失一着，战役布势已落后于对手了，若后面再有闪失，或许将是致命的。于是，他以山野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由华野战军政委谭震林统一指挥9纵、5旅、13旅、6旅18团和淮宝各地方部队，担任保卫两淮（即淮阴和淮安）的任务。同时，他作出部署：山野主力“拟歼众兴犯来安之敌”，而“9纵、18团应固守码头、杨庄一线”，“为防万一，请准备随时能炸破淮阴北大桥”。 谭震林领命后，一面从苏中、高邮急调5旅、13旅及淮南军分区各部队驰援两淮，一面命令9纵及驻守南新集的18 团竭力迟滞整74师前进。可援军各部尚未到达，整74师就 突破了18团的阵地，于14日黄昏攻占南新集。9纵副司令 员饶子健亲率75团向国军反击，未能奏效，被迫退到码头、 杨庄一带，与刚赶到的13旅共同组织防御。15日凌晨2时， 国军以58旅和51旅并列分别由陈家集和杨庄强渡运河。因 运河东岸河堤高于西岸，地形对守军极为不利，而且9纵已 经6日苦战，弹药告罄，哪里抵挡得住在飞机和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的国军头号主力的进攻？阵地连连告失。在这种情况下，谭震林不得不命令13旅投入战斗，反击河东岸滩头之敌。从上午开始一直到晚上，13旅对攻至杨庄附近的国军51旅151团反复冲杀达9次之多。部队伤亡高达600余人。当夜，码头、杨庄地区的解放军被迫转到运河东岸。
这时，谭震林失去了信心，致电陈毅说反击和坚守均难完成任务。在他的影响下，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也感到形势危急，向陈毅建议：山野除以一部阻止众兴之敌东进外，主力回淮阴，以稳定两淮战局。华中方面的意见不能不让陈毅重新斟酌先前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不过，他毕竟没有与整74师交过手，还不知道该部战斗力有多强。在他看来，两淮地区已云集了9纵、13旅和6旅等部队，5旅也会很快赶到淮阴，加上淮阴附近的地方部队，兵力上并不居于劣势，如果部署得当，应该能够拖住整74师。而这时，粟裕所部已由 苏中兼程来援，将于20日左右到达。到那时，解放军再在 淮阴方面组织反攻，有望击溃甚至全歼整74师。那样的话，整个华东的被动局面将彻底改观。为此，山野必须于野战中击溃7军，收复泗阳，切断整74师的退路，以便尔后协同华中军区部队围歼该敌。经慎重考虑，他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遂一面命令山野主力加紧向渔沟附近集结，一面电示谭震林：“请考虑退守淮阴城垣，即令不幸敌突入淮阴，我军能固守淮安，待苏中主力赶到，局面仍可开展。” 可淮阴守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他估计的那么强，没过两天整74师就兵临淮阴城下了。16日，整74师继续向运河东岸解放军阵地猛攻。谭震林眼看部队在淮阴外围支持不住了，即电告陈毅：“13旅昨日攻击未奏效，敌人现攻击很猛。为确保淮阴，决定把城西、城南变为水乡，部队以水设防，城北
大桥是否破（坏），要看水的程度，部队下午5时左右可以转移完毕。”而后，他又联合张鼎丞、粟裕等联名致电陈毅及中共中央，要求山野主力南下。当天，13旅即受命扒开运河大堤。一时间，淮阴城内尽成泽国。然而，谭震林的这样措施并没有能阻止国军的前进。17日晨，整74师师长张灵甫命令51旅和58旅为左右翼，57旅为预备队，向淮阴攻击， 并悬赏200万法币，以奖励先攻进淮阴之部队。右翼58旅旅长卢醒为抢头功，亲赴先头部队督战。在他的鼓舞下，该旅官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向解放军阵地猛冲，很快就突破了解放军9纵75团防线，攻占武家墩镇和石工头，逼近淮阴城。由于一路上势如破竹，卢醒得意洋洋，以为解放军已被击溃，淮阴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便一面督策173团速向淮阴挺进，一面迫不及待地给张灵甫打电话，声言所部先头部队已进入淮阴。张灵甫得报，大喜，当即将赏金悉数发给58旅。 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将近中午时，173团推进到高兴桥南方约100米处时，突然遭到于昨日到达的解放军5旅的伏击，损失很大。前卫营营长朱性仑当场阵亡，攻势顿挫。这个突如其来的挫折使卢醒恼羞成怒。他即令前卫本队先头营对高兴桥攻击，并以炮兵火力掩护。可由于5旅是新到之生力军，士气旺盛，装备齐整，且工事伪装得宜，国军付出了很大代价，到下午5点仍未能前进一步。这时，天降大雨。
卢醒只好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并向张灵甫报告了当天的战斗经过，并将谎报军情的责任推给了谍报人员。张灵甫获悉该旅谎报军情，火冒三丈，当即命令卢醒，限其次日占领淮阴，并将此事转报南京，请求惩处有关人员。是日，左翼51旅的攻击也不顺利。该旅于早晨由码头、杨庄向东攻击，由于战地沟渠河流密布，加以解放军的英勇反击，该旅前进十分迟缓，到日落时分才占领李庄—高头一线。其间，解放军13旅组织了三次反击，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伤亡。18日拂晓，国军58旅一部冒雨偷袭解放军5旅15团大王庄阵地，一举 突破该团阵地前沿，当天的激战就此展开。为了加强58旅 的火力，张灵甫将57旅炮兵营加强给了58旅，进攻胡庄、高兴桥、道士庄等地。5旅拼死抵抗。各地战斗中以大王庄的攻防战最为激战。在国军的连续冲击下，守军15团1营 支持不住，大王庄失守。5旅旅长成钧相继调15团2营6连 及13团2营增援大王庄，与国军反复争夺，村落几成废墟。由于天雨云低，视线极差，国军不能充分发挥炮火优势，而解放军利用其近战优势，与国军展开白刃战。双方伤亡都很大。至夜，双方仍僵持于村落内。是日，51旅的进攻也受到解放军13旅的顽强抵抗，到下午6时，仍被阻于李家庄—城隍庙一线。
山野主力被拖住 就在解放军华中部队与整74师相持于淮阴外围的时候，陈毅指挥的山野主力到达渔沟附近。薛岳担心其继续南下支援淮阴附近作战，急令位于来安的7军即向渔沟进攻，以牵制住该部。17日拂晓，7军171师强渡鲍河，向渔沟方向突击。陈毅得知此讯，大喜。通过泗县战斗，他已领教了7军的防御能力，深知要在攻坚战中歼灭和击溃该部都不现实。自来安易手以来，7军停滞于鲍河东岸，修筑了大量工事。山野主力若是贸然出击，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现在该部脱离既设阵地，正好在野战中围歼之。于是，他迅即集中山野8师全部及2纵2个团、7师20旅1个团向渔沟以西出击，当天即将171师包围于渔沟以西赵庄一带。171师师长刘昉见解放军来势汹汹，知道众寡不敌，选择包围圈的薄弱环节，一举冲破解放军的包围退回鲍河左岸。解放军追之不及，仅截歼少数掩护部队。陈毅见171师退回，知道歼击7军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遂于次日凌晨命令2纵司令员韦国清率4、9旅全部轻装，务必于晚上赶到淮阴。坐镇淮阴的谭震林得知山野2纵即将赶到，非常振奋。此时，他已接到粟裕通报， 获知华中6师先头18旅已接近淮阴，认为危机即将过去，
便致电陈毅及中共中央：“我们明晚即可转入反攻，首先歼灭敌人之一个旅，尔后再歼灭其余部。”可他高兴得太早了。还没等2纵开始行动，7军又出动了。当天一早，171师三个团以迅猛的动作直扑渔沟，先后攻占了渔沟西南及以西之西园庄、汪庄、王家。守备渔沟的21旅61团连连向陈毅告 急。陈毅连忙电令2纵停止南调，协同8师及7师一部歼灭进犯渔沟之国军。刘昉查知解放军的行动后，立即命令部队收缩于西园庄、王家、汪庄等地，依托村庄修筑工事，就地固守。解放军集中兵力将该部国军包围。由于泗县攻坚失利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们也不敢冒然发起总攻，先作了几次试探性冲锋以期查明国军虚实，均遭国军火力阻击，被打了回来。双方遂形成暂时对峙。这时，淮阴方面再度告急。陈毅不得已从渔沟前线抽调部分兵力南援。刘昉获悉当面解放军兵力减少，当即率主力突出重围，向来安方向退去，只留下少数掩护部队依托村落内的部分民房与解放军相持。陈毅见围歼171师的计划完全落空，而2纵又被国军掩护部队 拖住，无法脱身，只得命令19旅56团速向淮阴驰援。但是，这个决心下得实在太晚了，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增援，淮阴方面的战局急转直下。 74师化装奇袭淮阴失守 18日夜，谭震林并不知道渔沟方面的战局已发生变化，仍根据先前得到的消息，决定调整部署，一面加强正面防御，
一面派出部队转至整74师侧后，准备于19日晚协同山野2 纵和华中6师向攻城国军发起反击。不料，次日凌晨陈毅来电称：4、9旅无兵去两淮。谭震林顿时紧张起来，前线各部正在调整部署，处于攻击准备状态。2纵不来，防线就出现了空档。一旦整74师发动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还没等谭震林对淮阴防备作出新的指示，国军攻入淮阴的消息就传来了。原来，当天入夜后，58旅俘获了一名下级干部。经审问，俘虏供出了解放军在淮阴南面的防御部署，并称解放军山野2纵当晚即来换防。同时，国军还从俘虏口中得到了解放军当夜口令。卢醒得到报告后，当即命令174团3营抽调两个连换着解放军服装，伪装成山野2纵的部队，混进淮阴城，乘夜攻占南门。19日凌晨1时左右，伪装成解放军的国军两个连由高兴桥以东2公里的康家庄附 近偷偷越过解放军华中9纵和5旅的结合部。渡过护城河后，该部又骗过城门岗哨，混入南门。拂晓前，进入南门国军突然向守军发动进攻。守军措手不及。南门失守。国军突击营控制南门以后，又抢占了南街部分民房，并以迫击炮对城内射击。城中顿时大乱。 正在南门附近指挥所内的5旅旅长成钧得知国军已攻入城内，惊慌失措，在没有查明敌情的情况下，擅自率旅指挥所向东转移，并令所部向东南方向退却。这样一来，护城河以南的解放军防御立即陷于混乱。张灵甫抓住战机，果断命令
58旅向淮阴攻击前进。卢醒得令后，当即指挥部队向孙老庄、大王庄猛攻。5旅各部与旅指挥所失去联系，群龙无首，纷纷盲目向城内和城东板闸镇退却。58旅趁机强渡护城河，于清晨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谭震林相继调9纵预备队和皮旅支援5旅，均未起到任何效果。这时，粟裕已赶到淮阴，见情况严重，感到再打下去只能消耗解放军力量，不可能改变局面，就与谭震林下令放弃淮阴。根据命令，9纵撤到淮阴以东的钦工镇，13旅撤到涟水，刚赶到淮阴城下的华中军区特务团和19旅56团开回王营，18旅仍于板闸镇附近待机。到黄昏时分，5旅最后一支掩护部队撤出淮阴，淮阴城宣告易手。尔后，国军58旅乘胜追击，一举攻占王营。解放军在撤退过程中，相当混乱，不少部队的建制被打乱。所幸，由于搜索不严，整74师并未发现这一情况，没有进行进一步追击，而是停下来休整，丧失了扩大战果的机会。 整74师攻占淮阴大大打击了解放军的士气。薛岳乘势命 令7军迅速攻占渔沟，以保障整74师的侧翼。20日晨，171师遵命再次向渔沟发动进攻。此时，陈毅已率山野主力向王营、西坝地区转进，渔沟防御力量受到削弱。因此，国军没费什么劲就占领了渔沟，并一直追到六塘河南岸。
淮安失陷 淮阴、渔沟的失守使中共中央意识到依淮北方面的作战力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击溃淮阴方面的国军主力，乃于20日指示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1、6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据此，陈毅和粟裕相继发出休整命令，并准备撤出淮安。于是，淮安附近的解放军主力开始撤退，只留下6旅和淮南军区部分地方武装担负掩护任务。 解放军将从淮安撤退的消息很快被张灵甫获知。他当即决定派57旅由淮阴向淮安方向追击。21日拂晓，57旅分为左右两翼向淮安进攻。右翼经百子堂、百子山、杨家圩直扑板闸镇。解放军6旅依据既设阵地顽强抵抗。国军在飞机和猛烈的炮火支援下，狂攻半日，几乎将解放军的工事夷为平地。6旅这才放弃板闸镇，向淮安退却。与此同时，国军左翼强渡盐河，并攻占了河下镇。傍晚，国军左右翼于淮安城下会合，而后分别由北面和西面猛攻淮安城。战斗中，解放军遭到很大伤亡，淮南军区六合支队政治部主任陈明忠也中弹牺牲。战到22日上午，解放军为避免更大的伤亡，不得不弃
城向涟水方向退去。57旅随即进占淮安，至此，我军华中根据地中心城市——淮阴、淮安相继失守。12月，74师占领涟水，至此整个华中解放区全部沦陷。 淮阴战役与张家口战役一样被认为是我军失败战役的典范。因为既没有歼灭敌人，又丢失我军重要城市。战役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山野与华中野战军指挥上的分歧。由于指挥不统一，导致两个野战军作战时更注重所属根据地的利益。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结果被国军各个击破。 而国军指挥官薛岳颇见功力，在其作战情报泄露后，却能通过一系列佯动误导华野指挥员的判断，最后反而取得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但是其部署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用于守备的兵力过多，用于进攻的兵力反而有限，导致国军进攻部队在局部战场形不成优势，即使攻占淮阴、淮安，也无法歼灭解放军主力。 1946年战事综述 1946年内战爆发之初，国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东北，四平战役的胜利让国军占据了东北最精华的地区。在华北，傅作义经过集宁、张家口战役将晋察冀根据地切成两块，获得了战争主动权。在华中，因为两淮、涟水战役失利，淮南、苏北等解放区先后丢失。 虽然国军在战略上取得很大的胜利，解放军战略纵深被大大压缩。但在解放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下，国军也付出很
大的代价。截止到1947年初，国军先后被歼灭正规军66个 旅（师），加上地方部队共被歼灭71万人。虽然，这些损失还能迅速弥补。但是，随着战线拉长、占领区扩大，国军发现各个战区都存在兵力不足的困境——特别是分兵把守新占领解放区后，一线机动作战兵力越来越不足。加上1947年后方爆发经济危机，国民党财政即使拼命印钞也只能维持100来万军队前线作战。这让国民党高层不得不考虑做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与其分散兵力全面攻击，不如收紧拳头集中一个方向给予解放军以致命一击。 而对于解放军而言，固然可以在舆论上宣称放弃大片解放区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但是，随着解放区被压缩，支撑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也面临日益枯竭的危险。所以，解放军并不甘心被动防御等待国军的攻击，也在寻求国军的破绽，争取反攻来逆转战局。
第四章：1947：相持与拉锯导读：
国民党战略方向的重大失误一波三折的莱芜战役 孟良崮战役的迷雾 华野七月分兵与战局转折 丢掉沂蒙山根据地的南麻临朐战役 华野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胶东解放区沦陷华野被中央军委裁撤番号 蒋介石的昏招与战局的逆转
国民党战略选择的失误 1947年初，通过1946年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相当的胜利，虽然自身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其战略意图基本达成，解放区被极度压缩，解放军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解放区非常不利的态势 从地图上可以发现，1947年各个解放区的战略态势都非常不利。 在东北，解放区被分割成南满、北满两个互不相连的根据地。北满还好一点，多少还有一些战略纵深。南满则只有4个县的地盘，如果没有朝鲜这个后路，也许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攻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在华北，因为张家口失守，中共不仅丢失了通过外蒙与苏
联联系的通道，而且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发动攻势，形势极为不利。 在华中，因为两淮丢失，华中野战军不仅失去了收入颇丰的税源，而且整个苏北根据地全面沦陷，华中野战军被迫与山野联合，依靠山东解放区以及东北的物资支援虽然还保持着相当的实力，但是战略纵深已经大大缩小。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因为张凤集战役失利，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变成了晋冀豫根据地，解放区少了很大一块。 在陕北边区，西野被西安胡宗南、西北两马、山西阎锡山团团围住，即无战略纵深，而且陕北地瘠民穷，西野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 虽然国军军事态势上非常有利，但是后方爆发经济危机，前线又因为占领大片地区后而颇感兵力不足，继续发动全面进攻不论是财政还是军力都不现实，只能收紧拳头瞄准一两个重要方向出击。 向哪里出击？ 那么，对国民党而言，到底往哪个方向用兵，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对于这个重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蒋介石的设想是：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
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为兵力不足，蒋介石认为在现阶段“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所以，蒋以山东作为国共两军的主战场，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 在蒋介石心中，最重要的目标有三个，即政治根据地延安，以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区，以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因为后两个根据地都在山东，所以将山东作为重点进攻的方向。那么，这个战略选择是否正确？ 我们先看看结果。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陕北根据地基本全部沦陷。7月30日，因为南麻、临朐战役失利，沂蒙山区根据地全部丢失。9月，胶东解放区也被国民党军占领。蒋介石三大战略目标全部实现！那么，国民党军事形势是否更加有利呢？ 事实恰恰相反。
因为国民党两翼张开（进攻延安时向西打，进攻山东是向东打），恰恰在中腹露出破绽，结果刘邓率领中野千里跃进大别山，国民党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很大危机。国民党军队变成救火队，被中野、华野来回调动，不仅战争主动权全部丢失，战局也急转而下。 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全部实现了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反而导致战局逆转？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国民党的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失误。历史上不乏实现了前期战略目标反而导致战局逆转的战 例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战争前期德军所向披靡打得苏军
节节败退。7月德军中央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大获全胜，俘获苏军40多万，缴获大量的技术装备。更重要的是，进攻莫斯科的通道被打开了。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希特勒却将中央集团军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南调基辅围歼苏联西南方面军。基辅战役虽然又获得全胜，俘获苏军65万。但是，进攻莫斯科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当德军结束基辅战役回头再向莫斯科进攻时，俄国的寒冬成了最大的敌人。冰天雪地中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撞得头破血流，这是德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严重的失败。拿不下莫斯科，德国就失去了快速获得胜利的机会。如果古德里安没有在1941年7月南下而是一鼓作气向莫斯科进攻，当时莫斯科很难守住，失
去了莫斯科，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
哪里才是国军的天王山？ 那么，国民党在1947年正确的战略方向应该在哪里？毫无疑问，只能是东北！ 东北工业基础冠绝全国。中国现代史基本就是谁拿到东北，谁就可以拿到半个中国。毛泽东就说过，哪怕关内根据地全部丢失，拿到东北也可以与国民党周旋。更何况东北背靠苏联，中共立足东北就可以源源不断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 1947年我军在东北的基础并不牢固。南满根据地局限于区 区4个县的地盘，北满呢？土改刚刚推行，在农村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土匪活跃，以至于我军不得不抽调大量部队在后方剿匪。梁思文《战争动员》中指出“到1947年中期，共产党在北满许多地方的权力基础仍是极不稳固的，一支稍有良好组织和良好领导的对手就至少可以战斗到使共产党在那一地区停滞不前。” 反观蒋介石心中的三大目标。延安仅仅有点政治意义，除此之外军事价值与经济价值几乎为0.陕北地瘠民穷，就算国
民党不管不问西野也很难获得很大的发展。事实上到1948 年，西野总兵力不过7—8万人，实力与林彪一个纵队相当，甚至不能独立负责一个方向的作战,即使实力如果弱小，贫瘠的陕北解放区也无力供养西野部队与政府机关人员，西野的给养主要靠晋绥解放区解决。沂蒙山区不过是解放军一个普通的根据地，经济价值与人口规模都不大。胶东半岛倒有一定的价值，这是东北向关内输血的主要交通线。但是，胶东解放区顶多算一根血管，而东北却是造血的心脏！ 因为战略选择的失误，国民党将机动兵力投入到陕北、山东等价值有限的战区，而最应该投放重兵的东北，反而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四平战役后获得的战略主动权拱手让给民主联军。 1947年，杜聿明虽然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奈何兵力不足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拼凑几个师的机动兵力进攻南满。而林彪则针锋相对，北满不支，南满出击，南满困难，北满出击。四报临江，三下江南，又拉又打，让东北国民党军队首尾不能相顾。 当时民主联军有一首快板诗《筛豆子》形象的描绘了东北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的困境： 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 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他让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 咱把反动派筛几遍，南满消灭它几个师，北满消灭它几个团，机动兵力筛完了，咱们再打歼灭战。 假设有人从太空上鸟瞰1947年的中国，他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东北，杜聿明东拼西凑的几万国军被民主联军愉快的在南北满之间“筛豆子”，而在陕北，胡宗南几十万国军正被西野牵着鼻子做“武装大游行”——最重要的方向无兵可用，而在最不重要的方向偏偏投入重兵去钻山沟。蒋介石战略选择的失误几乎一目了然。
国民党战略方向失误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不选择东北作为重点进攻方向？是蒋介石不明白东北的重要性？但是他自己就说过：“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不保。” 蒋介石没有选择东北作为重点进攻方向，大致有2个原因：其一，轻敌大意。因为四平战役的胜利，蒋介石过高估计 了这一仗的影响力。据《苏俄在中国》记载，他对四平战役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1934）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已经将四平战役后的民主联军错误等同于放弃根据地的红军，所以，蒋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
而所谓的“国际特殊的影响”无非是担心苏联会继续给予中共援助。 四平战役后，苏联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斯大林惯于玩弄两面外交，看见民主联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认为东北战争国民党一定会取得胜利，乃于5月6日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苏。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解放军了。 5月25日蒋在致宋子文函中写道：“自中正到此以后，某国(指苏联)不断作间接表示，决不对‘共方’袒助，阻碍我统一，过去如此，今后亦必如此，惟望中国能早日和平，并探询有否需要其尽力之处，此为其在我军进入长春后所表示之姿态，余尚未作答复，但据前后各方报告，最近某方态度确已与前大不相同。” 结合苏联的态度，蒋介石认为，东北解放军已经“决无再起可能”。 轻敌大意，过高估计四平战役的影响力是1947年蒋介石战略方向选择失误的第一个因素。 其二，财政上的因素。 因为国民党东北主政的熊式辉过于无能。国民党虽然占据东北最精华地区，但是基层政权组织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东北国统区生产恢复、物资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以至于东北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与军队的物资供应、军火补给都需
要从关内国民党统治较稳定的南方地区调运，由于物资运送数量巨大加之路途遥远，使东北地区成为国民党财政沉重的负担。 1946——1947年国民党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55%—— 60%，其中绝大部分用与东北。 1948年，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就曾经提到：军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仅东北军费已占（财政）支出总额百分之四十。东北维持现有的军事力量已经要花费国民党财政支出的40%，如果再增加几十万军队，军费开支将暴增，财政上很 难承受。 所以，蒋介石主观上轻敌大意，客观上财政的压力导致1947年国民党的战略方向选择出现重大失误。 国民党作战部署的缺陷 下面，我们来看看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具体部署。在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计划中，山东是重中之重。他自己曾强调指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了山东境内匪军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 1947年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总的战略意图就是：压迫华东野战军至胶东狭窄地区实施主力决战，并消灭之，或驱逐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退到华北，占领山东解放区。在陕北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以鼓舞军心士气；在其重点
进攻得手后，再进攻华北、东北，达到将解放军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集中了94个旅的兵力于陕北和山东两战场，其 兵力约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同时，国民党军还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所谓 “黄河战略”，即于1947年3月15日堵住了黄河花园口缺口，强使黄河回归故 道，构成了从山西风陵渡至山东济宁南约1000公里的正面黄河防线，以切断晋 冀鲁豫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两个主要战场的联系，阻止晋冀鲁豫解放军南下支援 山东战场，并保证从晋冀鲁豫战场抽调兵力用于东西两翼，在南线形成中间防御、 两翼进攻的“哑铃形”战略态势。 这个部署粗看很有可行性，实际上却有重大缺陷。首先，山东解放区当时兵力雄♘，超过进攻的国军。1947年华东野战军刚刚完成改组。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华中局并入华东局，苏皖边区政府取消；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机关，取消原有的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的番号，正式成立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漱石为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副司
令员，谭震林为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纵队，共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野战军总 兵力超约33万，另外华东军区部队约有30万人。合计63 万，已经超过进攻山东的国军53个旅45万人。 其次，按照这个部署，国民党在北方兵力分布呈现一种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战略态势，为解放军中央突破留下一个巨大的破绽。 针对国民党军战略的改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战争的形势，认为国民党 军的重点进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陕北、山东解放区带来了更大压力，但是国 民党军从东北、华北的抽兵，又削弱了这些战场的兵力，有利于这些地区解放军 展开进攻。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解放军继续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兵 力在内线作战。命令陕北、山东两战场的解放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 抓住战机，逐次消灭进犯之敌的方针，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命令豫北、晋 南、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根据各地的实际积极展开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大量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收复失地，配合陕北、山东两战场作战。 由此可见，在1947年初，随着国共战略方针的调整，双方都在山东地区集 结重兵，决定战争胜败的战役即将在山东战场展开。此外，国军1947年重点进攻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胡宗南部对陕北的进攻，这个方向属于支线战场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限于篇幅本书对陕北战事从略。 下面我们来回顾1947年以山东为主战场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过程。
一波三折的莱芜战役 这场战役因为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一句名言：“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产党抓，三天也抓不完。”而闻名于世。其实真正的战役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远非王耀武所言——比抓猪还容易。 1947年1月，国民党军在其最高统帅蒋介石部署下制订了
“鲁南会战”计划，以23个整编师53个旅，以徐州和济南为基地采取南北对进的部署，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于临沂地区。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以便阻止华东野战军西进或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为了协调徐州与济南两个方向的指挥，国军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坐镇徐州督战。 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作战计划。首先，国民党军兵力远逊于华野。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进攻出动53个旅总兵力约45万人。而华野除留苏皖地区兼苏中、苏北军区的第11、12纵队外，能够集中使用的野战军主力为9个纵队约27万人， 另外华东军区部队约有30万人。所以，华野的实力是57万。45万Vs57万看上去实力相差不大，实际上国民党军进入山东后，因为分兵把守城市要点与交通线。能够集中的机动部队大约只有25万，不到华野总兵力的40%。以劣势兵力在情报不明的情况下寻求与优势解放军主力作战，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其次，国民党将战役主要目标设定为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这不过是华东中共机关驻扎地。城市本身即无工业基础，也无多大的军事价值，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放弃的小城市而已。而国民党却一厢情愿的认为解放军必将拼死保卫临沂，所有的计划都围绕华野保卫临沂而制定——兵力劣势、情报不明，再加上计划制定的方向错误。让国民党对山东的进攻
一开始就孕育着重大危机。 1月底，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的8个整编师20个 旅（共约20万人）为主要突击集团，分三路由台儿庄、新 安镇(今新沂)、城头一线向临沂攻击前进，第2绥靖区副司 令长官李仙洲指挥的第73、第12军及整编第46师（共约5 万人），为辅助突击集团，自1月中旬起，由明水(今章邱县)、周村、博山一线南下，向莱芜、新泰地区开进，策应南线的作战。 分进合击战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主力先行，待抓住敌军主力后，偏师才出动或后方或侧翼给予敌军致命一击。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计划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力欧震兵团稳扎稳打向临沂推进，而偏师李仙洲兵团却要挥军急进！以5万军队向华野30万主力撞去会有什么结果，小学生都 能想明白。但是国民党高层偏偏不明白。华野前期部署频频落空 华野因为兵力雄♘，最初是准备打一场临沂保卫战。当时华野拟定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对敌作战的三个方案。 第一方案：于敌占我郯（城）码（头）后，首歼敌右路兵团第二十五师及第六十五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以西地区。该敌战斗力较弱，侧翼较暴露。 第二方案：如左路之敌前进较快，则首歼敌左路兵团第十一师于沂河以西苍山地区。该敌侧翼虽不暴露，但较薄弱，
容易打。 第三方案：如敌两翼均迟滞前进，而中路突出时，我决定首歼敌中路兵团第七十四师于沂河以东、沭河以西地区。该敌战斗力较强，但当其沿郯（城）临（沂）公路北进与两翼距离较远时，可能为我歼灭。 三个方案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国军左中右三路要拉开空当，这样华野才有分割歼灭的机会。 为了促使国民党军两翼突出，华野将三纵放在正面抗击中路之敌，希望拉开国民党军中间与两翼的空当，制造两翼歼敌机会。然而，欧震兵团却十分谨慎，当中间压力变大后，两翼仍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并不冒进。 无奈之下，华野再次变招。以二纵向东南挺进，迅速歼灭叛军郝鹏举部；同时虚张声势，宣称华野主力将东去攻击海州。并设计了两套方案。 其一，吸引国军右路主力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或第七十四师东援，华野则以三、四纵配合二纵设下口袋，在运动中歼灭东援之敌。 其二，如国军主力不增援海州，而以左、中两路迅速向临沂挺进，华野则集中全力，在沂河以西地区吃掉第十一师。但是，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用兵“机敏果敢”（粟裕语），并没有被华野一系列动作迷惑，反而识破华野意图，并针对性做出部署。虽然二纵歼灭郝鹏举部声势很大，但左、中两路
国军没有如预期中迅速向临沂挺进，而是停止不前，摆出防守的态势。右路国军不仅不前进，反倒向后退缩，三路国军在沂河以东、沭河以西宽约三四十里的正面渭集一团，让华野很难找到歼敌机会。 打不打？华野犯了难。如果打，国军主力集中，找不到分割歼灭的机会，那就是在临沂与国军作主力会战，一旦华野主力与欧震兵团打成一团，关键时刻李仙洲再向华野后背插上一刀，那就非常危险了。不打，那就得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不仅政治影响很坏，而且根据地人心也会不稳。
送上门的李仙洲 正在华野两难的时候，国军自己给华野解决了难题。 就在南线欧震兵团收缩防守的时候，北线李仙洲兵团却挥军急进，2月4日占领莱芜、颜庄，8日占领新泰，并有继续南下进攻蒙阴的态势。 送上门的肥肉，华野断无不吃的道理。 2月10日，华野又从国民党46军军长韩连城处负责联络的杨斯德科长获得北线李仙洲兵团全部部署：四十六军在新
泰及其外围，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的第十五师、第一九三师在颜庄南北地区，第十二军率第一一一师在莱芜，第一一二师在口镇及其以东至和庄地区，新编第三十六师在蒙阴寨及南北师店。华野立刻决定除留2个纵队在临沂抗击南线 国民党军队，其余6个纵队北上围歼李仙洲兵团。 当时华野的部署是：以1、6纵组成左路军，攻歼莱芜、口镇之敌；以8、9纵组成右路军，歼灭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两个师；以4、7纵组成中路军，配合右路军行动。15日，当华野各部刚进抵指定集结地区（左路军进抵羊流店地区，中路军进抵蒙阴及其东北地区，右路军进抵鲁村地区）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临沂防守的2、3纵只坚持了3天就丢掉临沂，比华野要求坚守的时间（18日）提前了整整4日。 煮熟的鸭子要飞了？ 临沂失守，而华野主力却去向不明。王耀武立刻闻到危险的气息。16日，他下令李仙洲兵团全线收缩。于是第四十六军自新泰撤至颜庄地区；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的第十五师、第一九三师自颜庄撤至莱芜地区；第十二军的新编第三十六师自蒙阴寨及南北师店撤至口镇、上有庄一线，归第七十三军指挥；第十二军率第一一一师、第一一二师北调胶济线，担任张店、明水一线守备。 到嘴的肥肉要飞了，华野上下有了急躁情绪。虽然很多部
队还没部署到位，但是有人还是建议以右路军包抄，左路军向莱芜挺进。即使不能将敌全部歼灭，也可以吃掉它的“尾巴”。 这个建议被陈粟否决了，华野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如果只能吃掉李仙洲兵团一个尾巴，无论如何都不能甘心。 李仙洲再次钻进口袋 很快，国民党自己再次解决了华野的难题。 李仙洲兵团一收缩，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出来干涉了。陈诚的判断是，华野放弃临沂，是由于鲁南战役伤亡巨大，不堪再战，并称刘邓部队未能打下民权，因此估计华野可能放弃山东，退向黄河以北。所以，强令李仙洲兵团必须确保新泰、莱芜，并派有力一部插向大汶口以南地区，断华野所谓“流窜”退路。 于是，收缩的国军再次南下，占领新泰。 莱芜战役出现了最戏剧性场面——15日华野刚刚张开口袋，李仙洲就溜走了，2天后，因为陈诚的命令，李仙洲又乖乖的钻回华野的口袋。 这里多罗嗦一句。陈诚的判断显然是重大失误，也是国民党军队在莱芜战役失败的关键。但是，形势判断的基础是足够准确的情报。没有情报支持，即使是百战名帅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华野主力北上，仅野战部队就有20万人，加上50万支前
民工，70多万人集中在临沂到莱芜100多公里地区运动。70万人啊！人吃马嚼是多大的动静？吃喝拉撒又是多大的痕迹？国民党情冶系统稍微得力一点，能捕捉不到解放军主力的动向吗？如果发现解放军主力向莱芜周围运动，那么，还会命令李仙洲兵团往华野的口袋里钻吗？ 另外，因为国民党情冶系统的无能，以及前线部队虚报战绩，让国民党高层对解放军实力常常出现严重误判。 比如，蒋介石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解放军实力估计不超过30万。实际上当时山东解放军在各个解放区 实力最雄♘，野战军+军区部队超过60万！以45万国军— —分兵把守城市要点与交通线后，机动兵力不过25万去寻 求2倍于己的解放军作战，这样的计划实在是过于冒险。偏偏国民党高层还一直以为自己的兵力居于绝对优势。甚至到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还哀叹:“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再如欧震兵团攻占临沂，不过是击破了华野2、3纵的阻击，毙俘解放军都非常有限。偏偏一线部队大吹大擂宣称歼灭华野16个旅——这是华野全部主力的半数。如果国民党高层相信了这样的“捷报”，那么得出华野伤亡惨重已经“不堪再战”的结论是再容易不过了。有了这个结论，接下来命令李仙洲兵团确保新泰、莱芜，堵住华野“败退”的后路就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7日，王耀武执行国防部命令，第四十六军重占新泰，李仙洲总部率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仍在莱芜，第七十三军军部率第一九三师重返颜庄，第十二军仍守备胶济线。 因为李仙洲又钻回口袋，华野准备仍按原定作战方针，以左、右两路军先歼灭第七十三军，中路军切断第四十六军和第七十三军的联系。计划攻击时间为20日。 地下党再次立功 19日，情况又发生变化。华野右路军几个国民党俘虏临阵逃跑，向国军报告了华野的计划。20日王耀武立刻命令新泰和莱芜的46军、73军军部和193师从新泰、颜庄迅速北撤， 73军77师从张店经博山南下归还建制。但是46军的军长韩练成却是地下党。他一看华野的攻击还没开始呢，国军就要跑了。于是就不顾王耀武撤退命令，执意要执行国防部命令继续从新泰南下，以拖延时间。而国民党指挥体系偏偏又是重床叠架——国防部、绥署、绥靖区、兵团、军、师等等，绥靖区下令撤退，前线部队要执行国防部南下的命令——这么几级机构扯皮下来，时间就浪费掉了。 于是华野在国军扯皮中根据韩连城提供的国军情报再次从容调整部署：以1纵攻莱芜敌第十五师及李仙洲总部；如 第一九三师向莱芜靠拢，即以4纵及8纵8一个师协助1纵 歼灭莱芜之敌；以8纵（欠一个师）和9纵于博山以南歼灭
南下归建的第七十七师；以7纵切断颜庄第四十六军与莱芜 第七十三军之联系，待2纵赶到后，即由该纵队接替7纵的 任务，抽出7纵作总预备队；其他各部任务不变。 20日中午1点准备归建的73军第77师路过博山附近的和庄，在那里埋伏多时的华野的8、9纵突然开始攻击77师。国军通过电台发现77师中了埋伏，立刻命令46军放弃颜庄前去增援。73军193师也要北上接应。华野也迅速改变部署，以4、7纵阻击46军。46军在老韩指挥下当然不会拼命增援，77师也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在8、9纵居高临下的冲击下， 77师先是231团团长刘宗雄重伤，部队也垮了。随后229团崩溃，22日拂晓参谋长刘剑雄阵亡。最后第77师师长田君健自杀，77师只打了两天就全军覆没。 77师覆灭，4、7纵也没完成分割46军的任务，让46军 与73军汇和。两军汇合后，实力大涨的国军立刻向先赶到 莱芜的1纵发动攻击。双方激战至22日，虽然打成胶着，但是解放军越打越多，22日华野2、4、6、7、8纵十几万大军云集莱芜，将这个小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国军只能收缩退守。 坚守还是突围？李仙洲的两难 守还是撤？李仙洲兵团面临两难。守，莱芜巴掌大的地方，几万国军挤在这里，解放军一颗炮弹下来就要死几十上百人；撤，十几万解放军在旁虎视眈眈，敌前撤退一不小心就是总
崩溃的结局。 21日晚李仙洲召集军官开会。会上李出示王耀武撤退命令， 征询部下意见。虽然李仙洲力主坚守，但是73军长韩浚与 46军长韩连城都赞成突围。李仙洲无奈，只得同意撤退方案。撤退时间几人又出现分歧，李仙洲与韩浚都认为越快越好，最好22日开始撤退。而韩连城为了拖延时间，让华野完成 合围部署，以部队搜拢需要时间为由坚持要23日撤退。最 后还是决定23日撤退。韩连城再为华野争取了一天宝贵的时间。 李仙洲兵团突围方向是15公里外的口镇。当时口镇还在 国军12军36师手中。口镇比莱芜大几倍，是李仙洲兵团兵 站基地，储备了100吨弹药以及大批粮食。李仙洲兵团如果能赶到口镇，华野歼灭李仙洲兵团的计划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虽然对于这个要点华野安排了6纵争夺，但是口镇防御坚固，6纵两次攻击都未得手。
5万大军怎么变成5万头猪 23日拂晓6时，国军在预定突围时间突然发现46军长韩
连城失踪了！反复搜寻无果后已经耽误2个多小时。8时李仙洲无奈下令突围。国军冲出莱芜，向15公里外的口镇进发。正围攻口镇的6纵立刻一面调动主力16、17师对口镇进行第3次总攻击，一面指挥第18师在镇外3公里开始构筑阻击阵地。 对口镇的第三次总攻6纵倾尽全力。16、17师采取突破、爆破相结合，迫击炮近距离压制的办法，连绵不断的发动对36师攻击，在解放军巨大的压力下，口镇国军36师岌岌可危。 口镇外6纵第18师在阻击阵地上未战已经感受到沉重的压力。铺天盖地的国民党军队向口镇压来——46军在右，73军在左，李仙州总部和辎重在中间。左右两边则是十多万华野主力——华野1、7纵队在左，4、8纵队在右，也同时包抄追击上来。12点的时候4纵占领了莱芜，国军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退路。 10点国军开始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的不顾一切的冲击 18师阵地，拼死想突破18师阻击进入口镇。18师53、54 团集中近200挺机枪用最高射速拼命射击。成千上万发子弹掀起一阵金属风暴对着国军冲锋部队笼罩过来。解放军同时把成束的手榴弹仍了出去，阵地前弹片横飞，大片大片国民党士兵象割麦子一样倒下，受伤士兵的惨叫声甚至盖过爆炸声。但是国军打垮一批又冲上来一批，18师师长饶守坤命令
52、53、54团各种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全部用最高速度发射！阵地上火海冲腾，国军虽然攻势凶猛，但解放军顽强抵抗，拼死不退。 下午3点，在华野的1面防御，3面攻击下，被围在方圆 20里狭小地域的国军开始混乱了。由于国军密集，解放军的 炮弹不断砸到人群里，导致人马踩踏，拥挤不堪。华野20万大军同时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从四面压迫国军。附近十几个县的民兵40多个民兵团也全部投入战斗。 46军由于没人指挥，率先崩溃。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轰击 下，46军溃兵冲向73军，结果73军建制也乱了，两军交错国军乱成一团，军官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士兵们没人指挥，东一群，西一堆的到处乱跑，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下午3点73军副参谋长邱和生、193师团长张海鸣等阵亡，73军第193师师长肖重光和15师副师长徐业雄都受了伤，李仙 洲和46军的甘成城也受了伤。 73军军长韩浚在混乱中聚拢了几千人的部队，指派了一些营连长分头指挥，虽然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但是毕竟还是国军主力部队，还有些战斗勇气。在韩浚亲自指挥下，73军残部再次拼命向口镇攻击，终于突破了18师的阵地，不料口 镇新36师趁着解放军都忙着围歼46和73军已经偷偷的跑 了。结果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国军刚到口镇就被6纵的2个师迎头痛击，后面追兵撵着屁股也上来了，只能又往博山跑。
这个时候只三、四千人还有勇气跟着跑了，到了夜里，在雪后的青石关——1个距离博山仅仅20里的地方，饥寒交迫的国军残部1000多人被华野包围在山下，信号弹四起。国军残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73军军长韩浚只好带领部下投降。至此李仙洲部73军和46军近5万部队全军覆没，其中阵 亡6400人，解放军只伤亡6千人。 莱芜战役大胜，华野立刻乘胜追击，收复了县城十三座、重镇数十处，控制铁路线五百余里。国军集全国之力花了半年才打通的胶济线，不得不弃于一旦。国军大量物资无法运走，仅周村一地即丢下三个满储弹药的仓库和百万多斤粮食。 莱芜战役在当时造成很大的影响。 欧震兵团攻占临沂后，曾大肆宣传歼灭华野主力十四个旅，但不到十天，解放军即予以歼灭其七个师的严重打击。对此，美国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国军占领临沂未及十日，解放军又包围济南。”新闻记者访问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质问鲁中形势时，彭答：“你们勿轻信共方宣传，只要看国军在各战场始终是前进的，即可知道。”记者又问：“解放军既被消灭十几个旅，又有何力量包围济南？”彭哑口无言。 因为莱芜战役惨败，徐州绥署撤销，薛岳被撤职，由顾祝同率陆军总部移驻徐州，统一指挥徐、郑两绥署部队。薛岳在国军中用兵机敏果断，在苏北战事中曾取得两淮、涟水等重大战役胜利。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
以庸才代替干才，临阵换帅直接导致国军在莱芜战役后再次收获孟良崮战役的惨败。 莱芜战役对国民党前线将领打击很大。王耀武写给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信中说：“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敌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要求休整，并说：“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李天霞则屡次装病请假要求不干。莱芜战役的胜利，在精神上的确给了国军一个严重打击。
孟良崮战役 后世对这场战役描写很多，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完全真实描述这场战役，下面让我们根据双方第一手史料，还原一个真实的孟良崮战役。 长期以来，一般人通常都认为，孟良崮战前，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较大。曾在央视热播的纪录片《孟良崮》这样解说道:“从兵力上讲，我方是27万；敌方是45万；兵力对比几乎是一比二。从装备上看，我方还基本是小米加步枪；敌方已是青一色的美式装备，双方几乎没有可比性。”
就连国民党一方也认为自己在军事上是占优的。当整74师被歼的噩耗传来，蒋介石哀叹:“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那么，双方在战前的真实对比，究竟是怎样的呢？双方力量对比 首先，从人数看，国军并不占优。莱芜战役后国民党急调王敬久兵团加入山东战场，所以，当时国军用于山东战场的机动兵团共有3个，即汤恩伯第一兵团（辖整74、83、65、25、28、57师以及桂系第7军、整48师），王敬久第二兵团 （辖第5军、整85、75、72师），欧震第三兵团（辖整11、9、20、64、84师），共17个整编师、43个旅、25万人；另以7个整编师、17个旅、20万人配置在徐州和济南担任守备和策应任务，总兵力共计24个整编师、45万余人。 而这时候的华野以及华东军区通过收编国民党战俘以及补充新兵，总兵力已达64万人，大幅超过山东国军。 这里所说的双方人数，均出自于《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华东野战军征战录》也提到:敌以7 个整编师20万人守备重点线，以17个整编师25万人组成3个机动兵团。 而在以孟良崮为核心的战场周边，从莱芜到河阳，百余公里内，国军虽有8个整编师，但只有13.5万人，而我不计
地方部队，仅野战军主力就有步兵9个纵队和特种兵1个纵队，约27万余人。国共双方兵力是1：2。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力量对比。正因为华野实力雄♘，所以孟良崮战役打响后，毗邻74师最近的83师、25师不是立 即派兵接应74师突围而是收缩防守，后期在蒋介石、顾祝同的严令下，虽然勉强出动增援，但是并用上全力，而是将主力摆在出发基地严密防守。原因倒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而是战区内华野优势太大了，2—3个整编师加入孟良崮战场完全无法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就是战区内8个整编师全赶到，与华野的兵力对比还是1：2。所以，83师与25师如果增援过猛很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事实上，华野在5 月12日发布战役命令时，歼灭目标除74师外还包括25师。 只是25师缩得太快，才挽救了自己的命运。 从武器上看，华野因为收缴日伪武器，加上战场缴获以及东北的军火援助，其野战部队武器装备并不逊于国军主力。以八纵为例:下辖3个师，炮兵团、新兵团各1个；69团的3个步兵营中，1个全日械，1个捷克式装备，1个全美式装备；每连9挺轻机枪，每营1个机炮连，3门迫击炮，6 挺重机枪。团有迫击炮连4-6门炮，师有炮兵营（山炮9门）。火力与国军主力不相上下。所以陈毅才会底气十足的宣称:“现在我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国民党差，也不比抗战时期日寇差。”
其他方面的装备情况，华东解放区也不差:电台从前指一直配备到团，长途线路由原来的4千公里增加到1.5万公里。某些时候，我军也不是“两条腿赛过敌人的汽车轮子”，1946年9月间，为增援淮阴，皮旅从高邮乘汽车一路北上。同年冬，为便于调动坦克、榴弹炮和辎重车辆，华野兵站部科长钱正英还专门在沂水县主持建造沂河大桥，负荷量每平方米300吨。 在重武器方面，1947年2月1日华野已经有了特纵（军一 级）编制，下辖炮兵4个团以及坦克、汽车等大量技术装备。而国军，以五大主力为例。 整11师有榴弹炮营，旅有山炮营，团有100余挺轻重机枪、300余枝冲锋枪、62门八二、六零迫击炮以及战防炮4门、火箭筒6个、火焰喷射器4部。 第5军共约3.5万人，1个师1.3万人，1个步兵团3200 人，按3师9团制计算，全军有榴弹炮1个营（12门），山 炮3个营（1个师1个，每营12门，共36门）；战防炮9个 连（每个步兵团1个，每连6门，共54门），迫击炮9个连 （每个步兵团1个，每连8门，共72门）。此外，每个步兵 连还有4门六零炮，全军81个连共324门，总计各类火炮 498门，火箭筒45具、火焰喷射器24具。 整74师作为头号主力，除官兵待遇高、师直编制大、拥 有战车1个连、以及冲锋枪和小炮数量较多以外，榴弹炮、
山炮、迫击炮、战防炮以及轻重机枪的数量并不突出。 重武器国军最大编制不过炮兵团，其实力仅相当于华野特纵的1/6。 了解了双方实力对比，能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役，下面回顾战役经过。 莱芜战役后，我军南下，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等地，但国军立即调集部队，加强防御，我军即改变决心，北上围泰（安）打援，守敌呼救数日，各路敌军始终按兵不动，我军遂于26日攻克泰安，歼灭了整72师主力，接着乘胜南下，攻克宁阳城，歼敌二千余，主力则回师鲁中。28日，汤恩伯兵团进占河阳、青驼寺、垛庄、桃墟、蒙阴等地，我以4个纵队向桃墟、青驼寺地段之敌出击，拟歼灭其一部，敌一经接触即后缩。5月3日，进占新泰之敌整编第11师立足未稳， 我军以4个纵队达成对新泰的包围。王敬久兵团主力急忙来援，根据当时情况，不易速决取胜，我军即主动撤围。
急躁的蒋介石——国军露出破绽 从4月到5月，除整72师孤军深入，被华野歼灭外。一
个月来，华野并没有找到大的战机。因为莱芜战役的失败，国军吸取的教训，采取了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部队前进非常谨慎，一天推进不足十公里。最慢的时候，一天只推进二、三公里。所以，虽然华野先后几次出击都没找到战机，泰安一战虽然歼灭72师，但也未能改变战场态势。 战场上双方都没机会时，比的就是耐心。这方面解放军因为才取得胜利，根据地稳定，自然不会着急。而国民党支撑山东作战财政压力很大，耐心就差多了。 5月2日，蒋介石嫌国军行动缓慢，迟迟没有进展而火冒三丈地在电话上质问前线总指挥顾祝同:“敌人到了，你不知道，敌人退了，你也不知道？打仗无计划，浪费时间，不知你打的什么仗！？限定25日以前攻下莒城、沂水！”随后， 顾祝同急令各部迅速出击，又因整编11师遭华野主力围攻而手忙脚乱。 5月2日晚，参谋总长陈诚、国防部次长刘斐、主管情报的第二厅厅长侯腾以及国防部主管作战的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来到蒋介石官邸，汇报和研究山东战局。最后，蒋介石指示:以汤恩伯兵团攻莒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次日，徐州陆总接到命令后，认为须先攻占坦埠，再进攻沂水，这个意见取得蒋介石同意后，于是作出攻占坦埠的作战部署。 5月10日，顾祝同发出电令:“(一)匪主力退据莒县、沂
水、坦埠、南麻、淄博，其一部流窜大店镇以东及太平邑。(二)国军决跟踪迫剿，进出于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之线。(三)第一兵团应以主力于明（真）日开始进剿，以一部控制于后方各要地，扫荡残匪。”汤恩伯根据这份命令，于当日下午作出各部于5月11日进攻坦埠的计划，即“兵团遵照上令，当以辰蒸申电令各部于十一日开始先行攻略坦埠”。 情报泄露，华野获得千载难逢的战机 按照国防部的计划，虽然国军三个兵团协调行动，但是攻击范围太大。汤恩伯兵团在整个坦埠地区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相邻国军与汤兵团最近距离也有100公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更致命的是，国防部制定作战计划的刘斐、郭汝瑰是地下党。国民党国防部绝密计划很快就泄露给我军。中共地下党再次为我军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 5月10日，汤兵团第7军和整48师从河阳出动，准备进占苗家区、界湖。鉴于这路敌军位于右翼，比较孤立，华野遂于第二天发出首歼该敌并视机打援的作战命令，但就在这天夜晚，高度机密的汤兵团作战部署送到粟裕的案头:以整74师为中心，第25师、第83师分别为其左右翼；又以第 65师保障第25翼侧；第7军和第48师保障第83师翼侧， 限于12日(后又改为14日)攻占坦埠。 鉴于整74师担任中央突破，华野兵力无需作较大调整即可形成5:1的合围优势；74师虽为美械装备，但受地形限制
难以发挥作用，因此，粟裕果断更改计划，决定以第1、第4、第6、第8、第9共5个纵队将整74师围歼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并以第2、第3、第7、第10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 为什么说这份情报为华野创造了很好的战机呢？因为这份情报不仅泄露了国军的部署，而且精确指明了74师与友邻各部的确切位置和结合部位置。于是，华野根据这份情报做出了针对性部署： 1纵以1个师攻占曹庄，阻敌65师，主力从敌74师与25师结合部楔入，割断两师联系，从左侧后实施攻击；8纵从敌74师与83师结合部楔入，割断两师联系，攻占万泉山、芦山，从右侧后实施攻击；4纵首先控制北楼以北山地，阻敌进攻坦埠，尔后抢占孟良崮，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敌74师；9纵控制坦埠及以南山地，抗敌进攻，尔后攻占雕窝，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隐伏在鲁南敌后的6纵，取捷径兼程北上，攻占垛庄，断敌退路，尔后 协同友邻攻歼敌74师。 如果把华野指挥员比成庖丁，那么汤恩伯兵团就是那头牛 ——不但牛的外形一目了然，甚至连肌理、骨骼都被华野看得清清楚楚。作战部署自然游刃有余。 汤恩伯断送74师生机 而此时74师还茫然不知，正按照已经泄密的作战计划一
步步踏进华野的口袋。 这里再啰嗦几句，关于孟良崮战役主角——74师长张灵甫。后世文学把张灵甫描述成一个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的人物。把孟良崮战役的战机归结为张灵甫因为狂妄自大、求功心切，擅自脱离友军掩护，孤军深入结果被华野团团围住。这样的描述既不符合史实，也过于将国民党将领脸谱化。 内战爆发后，国军因为孤军深入而频频受挫的战例屡见不鲜。血的教训摆在面前，张灵甫不是无能之辈，岂能无动于衷？特别是莱芜战役后，李仙洲因为孤军突进结果被华野全部吃掉，这个结果对国军一线将领刺激很大。 孟良崮战役前，张灵甫对进攻坦埠的任务非常不情愿。国防部在制定进攻坦埠的方案时，张灵甫多次以情况、目标、地形等问题向上陈述困难，并建议将主力控制在平原地区，先以小部队搜查敌情后再主力推进，但都被陈诚否决。据时任汤兵团第二处处长毛森的回忆，张灵甫在战前曾很气愤地对他说:“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能应付；现在迫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 从张灵甫战前态度可以看出。对进攻坦埠的计划，张灵甫不仅不看好甚至有很悲观的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怎么可能狂妄自大，擅自脱离友军掩护呢？
74师孤军深入的态势形成，源于友军的畏缩。 根据国防部进攻坦埠的部署，5月10日汤恩伯给所属部队发布命令：“整七十四师、整二十五师为攻击部队，归第四纵队黄司令统一指挥，除以一部控制孟良崮、北桃圩要点外，主力真日（5月11日）攻略三角山、水塘固、杨家寨、黄鹿寨、黄斗顶山、卢家山坡、凤凰山各高地.” 5月11日当天，整25师进占黄斗顶山、卢家山坡、凤凰 山，整74师前锋抵达盘龙山庄、新兴、葛墟和圈里，而主力止于戴庄至冯家庄一线，两个整编师的占位大体平行，并不存在“甩开两翼掩护部队，孤军深入”的问题。5月12日，整74师以51旅和58旅为左右两路越过汶河，向坦埠推进， 经1天战斗，分别占领三角山、杨家寨、佛山、黄鹿寨、三 角山和马牧池、董家庄、窑窝沟、王山庄等地，但左翼整25 师主力仍停留在界牌、桃圩停滞不前，右翼整83师也只以1 个团在孤山附近游动。使得整74师的位置突出友军约5公里远。 张灵甫将情况上报后，汤恩伯于当晚23时补发命令:第7 军应在13日进占苗家区、界湖，并向苏村、朝阳庄、鲁家 庄、凤凰山之线进攻；整83师应以一个旅确实控制盘龙山、大老峪、牧虎山以及孟良崮各高地，并以有力一部向大庵子庄、青阳圩、团园（山曼）之线进攻；整74师继续击破当 面之敌，占领坦埠；第4纵队继续执行原任务。
接到汤令，整74师在冯家庄召集团以上指挥官，研究尔后行动方针，其部下对友军这种协同不力、阳奉阴违的行为非常不满。51旅旅长陈传钧、58旅旅长卢醒说:由于友军迟滞不进，我们的进攻显然形成突出之势。还有人主张:只派1个加强团出击坦埠，以应付上峰，主力等待友军齐头时再行前进。最后，张灵甫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指令必须执行。至于两翼方面，可提请汤司令饬令友军前进。由于情报部门的失误，张以为当面解放军只有两个纵队，2 —3个纵队的解放军张灵甫不认为对国军头号主力74师有什么威胁。 5月13日，整74师全军投入战斗，猛烈冲击之下，相继 攻克大箭、马山和佛山，距坦埠不到6公里。在74师按照汤恩伯的军令向前攻击的同时，两翼友军依然没有积极行动，第7军只以一小部推至苗家区、界湖，整83师只派出1个 团，整25师仍未前进一步，其主力甚至还在原地构筑工事。由于友邻部队畏缩不前，74师在战场上孤军突出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张灵甫连电汤恩伯，请求督促友军前进，协同进攻，但都无济于事。为避免自己的位置过于突出，整74师入夜后遂放弃好不容易打下的前沿阵地，主动后撤，以收缩战线、向友军靠拢。与此同时，一张大网也悄然张开，华野的1纵、 6纵和8纵开始向预定目标分别进击。
当晚21时，汤恩伯下发补充指令:第3纵队寒日（5月14日）以有力一部向埠前庄、鲁家庄及以西山地搜剿，策应整74师之作战；整83以有力一部占领黄石山、牧虎山、孟良 崮各要点，并向马牧池东北方向搜剿，掩护整74师右翼； 整74师务于寒午前占领坦埠。汤恩伯纸上谈兵，以为一纸命令就可以恢复国军齐头并进的态势，实际上当晚战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半夜时分，综合各方战况，张灵甫发现形势严峻:首先，当面之敌远不止两到三个纵队。据俘虏交代，华野在马牧池东北有20万人，在岸堤以北有10万人——这至少是9个纵 队的实力。其次，入夜后华野有向整74师两侧迂回包围的 迹象，而整83和25师甚至分别放弃盘龙山和黄斗顶山、尧山，导致左右两侧空档越来越大。 张灵甫再次向上反映情况，但都答复没有此事。黄百韬一口咬定，他的部队丝毫没有动，汤恩伯和国防部都不相信整74师有遭攻击的危险，要74师继续推进，汤司令还在电话中安慰张灵甫说:副司令官李延年明天就来前线，有关友军协同问题，定可顺利解决，望安心勿躁。 汤恩伯的解释让张灵甫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他不知道，自己与74师最后可以避免覆灭的机会已经被汤恩伯以及国防部官僚们白白断送了。
74师被合围 5月14日，天刚破晓，华野发起强大攻势，而整74师左 右两侧又被解放军大纵深插入，张灵甫遂于9时许下令全线后撤，并将自己的处置电告汤恩伯:㈠、57旅就地掩护师主力撤回垛庄，待58旅到达孟良崮，再受其掩护，撤至万泉山、小埠地区，与李天霞部取得联系；㈡、51旅自我掩护，逐次转移到垛庄、大山场、北庄、刘山庄，与黄百韬部取得联系；㈢、58旅以1个团占领孟良崮，主力控制于垛庄、北瞳地区。 汤恩伯还不知道前方事态的严重性，当即指示张灵甫:要在转移的同时与整25师协力向西夹击入侵之敌，并与该师会合。而原计划来前线督战的李延年到达垛庄，接到张灵甫的报警电话，得知情况有变，叮嘱了一句“站稳脚跟，沉着应战”后返回临沂。 1个小时后，整74师各部开始向汶河以南且战且退，并于行军途中报告汤恩伯:“职师正越汶河南移，其先头部队已驱逐石旺崖、冯家庄之匪，比令其以一部控制孟良崮高地，主力到达后，占领垛庄及其附近要点，继续向西夹击，与整
二十五师取得联系。” 中午时分，当74师师部走到孟良崮西北的面梨沟时，通 往垛庄的285高地被截断，孟良崮北面山头也发现被解放军 占领，张灵甫见形势危急，急令58旅抢占芦山、雕窝、孟 良崮等核心高地，以51旅和57旅分别抢占孟良崮周边的旺崖、大腿山、连埠峪和石旺圈、风门、当阳等村落要地。就这样74师在华野合围中被迫占领以孟良崮为中心的山区负隅顽抗。 国军“中间开花”的设想 74师形势危急，国民党国防部竟然一片喧哗，以为是“千载难逢歼灭共军主力的良机。” 14日黄昏，汤恩伯来电:“匪来犯我，实难得之歼匪良机。我钟军即由界湖附近向西，王、胡两师由常路经蒙阴向东，求匪夹击。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沈毅，固守孟良崮，并以一部占领垛庄，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 入夜后，徐州陆总也电令张灵甫固守两天，以待外线兵团实现反包围；接着，蒋介石发给顾祝同的电报，也转发给了整74师。电文如下:“今已得知灵甫之七十四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国军寻找了一个歼解放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现令七十四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解放军主
力，再调十个师之兵力，增援七十四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解放军，决战一场。” 鉴于整74师各部均已抢占孟良崮周围有利地形，虽然垛庄被攻占，粮弹无法补给，但张灵甫还是给部下打气:“依此有利地形，只要友军来得快，有可能打好。” 那么，他的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呢？ 从地形上看，孟良崮主峰海拔近600米，北陡南缓，向北一面，正面对华野来袭方向，近似断壁，的确险峻，加之四周都是平地，一览无余。占住这个制高点，华野不管从哪个方向来，都将遭到整74师的火力阻击。 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孟良崮上水源不足，且石质坚硬，无法做掩体，因而事后来看，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守山。如原整74师57旅旅长陈嘘云在《整编第七十四师孟良崮就歼亲历记》中所说:“像孟良崮这样缺水无柴的险恶荒山，最为兵家所忌，张灵甫既没有考虑及此，副参谋长李运良却极力主张屯兵坚守，以致遭到全军覆灭之命运。” 但在解放军围攻的紧急关头，附近无一理想地形，只有这么一个怪石嶙峋的孤山。74师不少人都觉得上孟良崮是安全的。例如，张灵甫将师部和58旅全部撤上主峰，而将孟良 崮以西阵地交给51旅，旅长陈传钧对别人发牢骚道:“只管他们上高山去保险了。”即使是在我方将领中，也认为孟良崮是有利于防守的。如《粟裕战争回忆录》写道:“孟良崮
及其周围山地，山峰陡峭，主峰海拔在五百米以上，岩石累累，土质坚硬，易守难攻。”正因为如此，陈毅才在5月16 日上午8时命令叶飞放敌下山，以主力歼74师于山沟内。 而且，孟良崮如被对方占领，整74师的处境将更为不利，一是全师将被压缩于孟良崮与天马山之间约的狭长地带，一举一动都将暴露在枪口下而陷入灭顶之灾，连构筑工事的时间都没有；二是因华野居高临下，友军如来援，则又会被迫仰攻，进一步加大增援的难度。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张灵甫最初的部署并非全在光秃秃的孟良崮上，而是1个旅守主峰，两个旅守周边的山脚和村庄，师直位于业家沟、杨家庄、大山场一线，山下当然是有水有柴草的，也是可以构筑工事的。那种整74师全军一开始就上了孟良崮，而将车辆、辎重扔在山下的说法，显然是以讹传讹。 关于友军位置也非常有利，左边的黄百韬整25师位于界 牌以西，右边的李天霞整83师位于青驼以北，距孟良崮都 在10公里以内；地形也不是很复杂，从界牌到孟良崮，仅 隔1座海拔328米、面积1平方公里的天马山；从青驼到孟良崮，中间虽有几座山，但可绕道，走一马平川的临蒙公路到垛庄。再远一点，还有驻蒙阴的整65师和驻河阳的敌7 军等部，顶多1天路程，“来得快”是完全可行的。 当然，有人认为，张灵甫事先没想到友军都不来增援，这
是他的失算。不过，通过他在战前写给蒋介石的信，痛诉彼此之间“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的这段话，足以证明他对国军内部的一盘散沙是非常清醒的。但74师已经深陷重围，友军来援是74师唯一的希望。这个时候也只有指望在蒋、顾等督战下，友军能创造奇迹了。
苦苦挣扎的74师 当日夜，华野攻势如排山倒海，未稍停止，孟良崮周边的垛庄、万泉山、老猫窝、叶家沟、后封门等要地相继失守。虽然74师从整51和58两旅各抽调的一部兵力，反击285高地成功，但终因华野兵力雄♘而未能进一步打通垛庄通道。 整74师至此彻底放弃突围愿望，只能坚守待援。 5月15日，战斗空前激烈，我军攻势极其旺盛，炮火犹如 大雨倾盆，敌防线四面被突破。据74师151团团长王奎昌战后回临沂报告:“十五日拂晓前，匪军陆续增加，不断扑犯，枪炮如雨，火光触天，发射烧夷弹极多。我军所据村落工事，尽皆着火燃烧，战斗惨烈，素未所见。匪我死伤枕藉，致射击孔为之堵塞。”
上午8时，51旅方面大腿山制高点和孟良崮东北相继失守，张灵甫在师指挥所感到威胁太大，与旅长陈传钧研究，使用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并以全师山炮火力支援，冲杀数次，始将阵地夺回，但损失相当大。此后，整74师因兵力和弹药都有限，只能在关键要点投入兵力火力，其它阵地一旦无法坚持就只好放弃。 坑爹的援军 74师形势越来越不妙，那么，友军在做什么呢？ 15日上午，准备来垛庄亲自指挥战斗的汤恩伯，半路上遇 见从前线逃回的李延年。两人一见面，李延年首先为整74 师鸣不平，说他们孤军奋战4昼夜，现在很艰苦，接着又说，前方不能去了，垛庄失守了。汤恩伯调头回到临沂，命令第三纵队司令张淦统一指挥第7军、整48师和整83师，以主力迅速进出孤山、磊石山之线，与黄百韬纵队协力解围。 但这一命令，各部均未执行。张淦的理由是当面情况紧张，部队受到敌军牵制，不能调动。而黄百韬除派108旅一部与华野保持接触外，主力徘徊不前，当张灵甫催得紧急时，他让炮兵向孟良崮方向射击一通，然后敷衍道:“不用急，我的部队已接近你的边缘了。” 与张灵甫素来不和的李天霞，也玩弄了一套老手法:当整74师攻击坦埠时，勉强派1个团守备孟良崮部分要点；整 74师退守孟良崮后，师主力即向沂水以东收缩，仅以小部队
冒充1个旅的番号游动在沂水西岸而应付上级。 据整83师19旅57团团长罗文浪后来的回忆:李天霞先是 令他派兵1个连、携带报话机，冒充旅部番号，在孟良崮东侧敷衍了事，后来才令他率全团进至桃花山老猫窝，掩护整七十四师右后方。14日上午，与旅部的联络还一切正常，旅部称:已奉命令进击解围，望安心固守，听好消息云云，但到傍晚，报话机要加上天线才能和旅部通话，主力的位置显然更远了。 57团是在苏中战役被歼后重建的，内有伪军1个营，编制和装备都不齐全，战斗力薄弱。这也就是说，李天霞压根都没服从汤恩伯关于“应以主力占领黄石山、牧虎山、孟良崮各要点”的部署。 74师全军覆没 援军观望延拓，74师也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15日正午时分，大碾庄、冯家庄、横山以及520、527高地相继失守，大腿山也再次失守。战至黄昏，情势愈发严重，整74师先后向东、西、南3个方向的突围都未成功，无奈之下张灵甫只能死守待援。随后，58旅全部收缩到主峰，51旅接替58旅520至540之间的高地，一部防守山脚要点， 57旅也于当天深夜撤上孟良崮。由于防守地域缩小，再加上山势陡峭，空投下来的补给品大都飘向华野阵地或落进峡谷里，74师自此断水断炊，弹药也所剩无几。
夜10点多钟，陈毅在电话中向1纵司令员叶飞通报了敌 整9师、11师已靠近蒙阴、第5军已到新泰、整64师已到青驼寺、如明天拂晓前拿不下孟良崮就遭到反包围的严重敌情后，授权叶飞统一指挥前线各部，总攻孟良崮，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74师，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16日零时，总攻开始，无数发炮弹划破夜空，激烈的枪声、爆炸声和嘶哑的喊叫声、呻吟声响成一起，惊天动地，火光和硝烟经久不熄。由于整74师人马、车辆大都暴露在外，一发炮弹落地，弹片和炸起的碎石便火光四射，血肉横飞，伤亡迅速增加。被带上山的4000匹骡马也炸了群，四处冲撞，相互践踏，给74师的防御阵型造成极大混乱，58旅旅长卢醒这时候也被弹片击中下颚。 在伤无医、饥无食、渴无水的绝境中，整74师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终于在天亮之前守住孟良崮，而陈毅所担心的反包围局面却并未出现。 16日上午8时，蒋介石下达手令:“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齐向当面解放军猛攻，务期歼灭共匪，以告慰总理及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如有萎靡犹豫，梭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共匪漏网逃脱，
定必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勿误。” 10时左右，整11师攻破大小方山，但华野3纵预备队随 即赶到，又堵住缺口。此时此刻，唯一拼命救援的11师距 整74师仍有50多公里。 与此同时，张灵甫接到作战科长的报告，说携带弹药已经用光，空投下来的粮弹都落在包围圈外面，根本收不到。 到11时，整74师被进一步压缩到孟良崮、大崮顶及610、 东西540高地等少数几个山头上。大崮顶西侧的惊魂谷中，尸体重叠达7层之多，57旅长陈嘘云也在悬崖边上被击中左肩胛，张灵甫遂指定明灿为代理旅长指挥战斗。 中午时分，痛哭流涕的整74师参谋长魏振钺通过电台苦 苦求援，要整25师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 把，而对方参谋长李世镜则要整74师向他们靠拢。此时，东西540两个高地又告失守，51旅旅长陈传钧被俘，情形已是万分危殆。张灵甫接过电台话筒说:“本人张某，我有一份电报给汤司令，请即转接。” 这是整74师向汤恩伯发去的最后一电。电文大意如下“:战
况恶化，钧座与黄百韬、李天霞应负全责。弹药不必再投，速令空军轰炸孟良崮600高地以西周围阵地。” 随后不久，芦山和孟良崮主峰又告失守。 孟良崮山地群峰相连，烟雾迷茫，尽管P51战斗机、B25
轰炸机频频出动，倾尽全力进行空中掩护，但终因战区狭小、能见度差和遭受地面高炮、高射机枪的猛烈射击而很难奏效。下午3点，再三严令之下，整25师以1个旅加1个团的 兵力再度攻击天马山、覆浮山、蛤蟆山一线，并终于拿下界牌，孟良崮就在5公里外。 此时此刻，距整74师覆灭仅两个小时。 如果，黄百韬倾全师之力继续猛攻；如果，李天霞也在孟良崮另一边积极配合，也许还能救出74师一些残部。然而， 就是这短短5公里的一马平川，却比登天还难。黄百韬拿起望远镜，看了看被笼罩在一片战火与雾霭之中的孟良崮最后一眼，再次停滞不前；而李天霞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既不敢、又不愿解围的心态驱使下，无视命令、不顾大局，带着整83师继续在孟良崮以东的大官庄、垭子庄、张庄集之间迟滞不前…… 5月16日下午5时，74师全军覆灭，除张灵甫、蔡仁杰、 卢醒等自杀外，华野共击毙敌军7000余名，俘获15000人。孟良崮战役简析 孟良崮战役的惨败是继莱芜战役后再一次证明了国民党军事战略的严重错误。以劣势兵力深入解放区寻求与优势解放军作主力会战，这本身就是军事上极大的冒险。加上情报上的绝对劣势，让国民党军队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 首先，华野可以自由选择对我军最有利的预设战场作战。
莱芜战役，预设战场是莱芜小城，即无坚固工事，也无粮弹储备，让李仙洲部无法坚守，只得选择最危险的敌前撤退，最后被华野在野外歼灭。孟良崮战役，预设战场是孟良崮山区，让重装备74师无法发挥自己的装备优势（孟良崮战前， 因山路崎岖，整74师还将战车和榴弹炮撤回临沂，并未参战），加上孟良崮缺水、无法构筑工事的特点，让华野在最有利的形势下歼灭了这个国军头号主力。反之，在预设战场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华野并不恋战。孟良崮战役前，华野在新泰围住整11师，但是新泰周围地势开阔，易于整11师展开火力，所以，当王敬久兵团一靠近，华野立刻撤围离去。 其次，当国军一部被解放军抓住后，周围友邻部队很难全力增援——因为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华野可以在“围点”与“打援”中任意选择，援军不增援就吃掉“围点”国军；援军增援过猛就掉头“打援”。实际上在孟良崮战役前，泰安战役已见征兆，华野围住泰安72师一开始准备“围点打援”，但是，国军慑于华野的雄♘实力，没敢增援，结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72师被白白吃掉。 在当时的态势下，国军最好的策略是收缩防御。以有力部队坚守若干要点，吸引解放军前来围攻。这样预设战场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是有备防守，解放军进攻时就很难轻易歼灭国军，再集中强大的机动部队，待解放军攻击
不利时，投放战场以赢得战役的胜利。
华野7月分兵与战局逆转 7月分兵，是1947年华野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也是中共中央根据对全国形势的判断所做的重大战略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世对这次分兵争议很大。支持者认为，华野7月 分兵有力支援了刘邓挺进中原作战；反对者认为，华野7月分兵让孟良崮战役后的有利形势逆转，不仅外线出击兵团屡屡受挫，内线作战也节节败退，不仅丢掉沂蒙山根据地，还直接导致最重要的胶东解放区沦陷，7月分兵后让华野进入最黑暗最艰苦时期。 功过姑且不论，让我们先看看华野7月分兵的时代背景。毛泽东的黄河战略 国民党组织重点进攻，中共当然要考虑反击。而反击最好的方向是国民党防御的弱点——”哑铃“的中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想到，
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扮演刀子角色的就是刘邓的中野。 早在孟良崮战役发起以前，中央军委就在致刘、邓、陈、粟的电报中指示，刘邓军于6月1日以前休整完毕，6月10 日以前南渡黄河，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军在巳灰（即6 月10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这个指示还只是笼统要求华野“配合”刘邓出击。 孟良崮战役后，让我军上下都产生乐观的情绪。所以，中央军委对之前的部署作了大幅度调整，虽然仍指出山东仍是主要战场，但是目标已经大大提高。中央军委5月22日的电报指出：“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这个指示要求华野在“六七个月时间”全歼“济南、临沂、
海州之线”之敌——也就是山东国军大部，以获得“全局大胜”。按照这个指示，华野无异要提前打一场淮海战役规模的战役才能达到中央军委的要求，这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了华野的能力。 6月22日，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指出：“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这个电报还是把华野是否外线出击建立在“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 6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出现重大变化：“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
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这个电报不仅放弃了一周前要求外线出击建立在“有胜利把握”的基础立场，而且明确提出出击方向与使用部队规模。 华野分兵寻找战机 中央军委明确做出了分兵的指示，那么华野面临怎样的形势呢？ 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调整了策略。经过多次会议，检讨战局，研究战法，提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新战术。按照这个策略国军在莱芜至蒙阴不足100里的正面布置9个师25个旅，形成一个方阵，抱成一团，步步为营，平行直推，向鲁中山区推进。与此同时，驻青岛的第五十四军进犯胶县，潍县的第八军南犯临朐，驻济南的九十六军进犯明水。国军的目标就是利用华野孟良崮战役中伤亡过大，逼迫挤压，以求与华野决战或将华野赶出鲁中。 面对国军渭集一团的挤压战术，华野一时也找不到分割歼敌的机会。客观上也希望通过分兵出击分化国民党的重兵集团，制造歼敌的良机。 于是华野改变坚持内线作战的部署，做出了分兵出击外线的决定。具体部署是，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3个纵队向鲁西挺进，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2个纵队向鲁南出击，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二、第六、
第七、第九4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沂水地区待机出击。这 一部署于6月30日上报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各部队7月1 日开始执行。中央军委7月2日复电，认为“布置甚好”，并指出：“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迟缓，则来不及。”
七月分兵导致战局逆转 虽然中央军委对形势很乐观，认为刘邓跃进中原加上华野最强的5个纵队外线出击，将带来全国局势的迅速改观。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刘邓为了跃进大别山付出惨重代价— —重武器全丢掉，部队损失惨重，在白崇禧围攻下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直到1948年3月中野撤出大别山，进入中原腹地才改变困境。 华野外线出击兵团更不顺利。 深入鲁南的叶飞兵团首先陷入困境。第一、四纵队进入鲁南后，在围攻沂北南麻、鲁村之敌时，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弹药均被淋湿，不得不撤出战斗。其后又攻打滕县四昼夜未
下，一、四纵队分别减员5000余人，每个师所辖实际兵力只有一个团。战局如同棋局，一着失利，全盘陷入被动。转眼间，一、四兵团陷入了国民党5个整编师的重兵包围之中。国民党部队得意忘形，通话根本不用密码，直接称叶飞部为”面包”，称陶勇为”西瓜”，把两位将军气得半死：“老子打了半辈子仗，竟然打成含在别人嘴里的面包和西瓜了。“叶陶只得冒死突围，损失惨重。 挺进鲁西南的陈唐兵团同样处境艰难。部队天天行军，时时打仗。差不多每天都要走七八十里。一到宿营地，连休息、吃饭都顾不上，就要顶风冒雨修工事。常常是工事还没有修好，就响起尾追敌人的枪炮声，接着就是一场激战。稍一接战，马上就要转移……在这些日子里，行军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连营干部到团部来，开始还打听：“有什么任务？“慢慢地改成了：“今天走不走？“后来连这话也改了，一见面就是：“今天走多少？“行军也不能痛痛快快地走。这时正值雨季，这年雨水特别多，而我军行动的地区正处于运河两岸、独山湖畔的低畦地带，遍地是水，大小道路全被淹没，浅处没胫，深处及腰。部队整天在阴雨乱泥中跋涉，下部全泡在泥水里，上身衣服被汗水和雨水湿透，不能更换，不能洗晒。连续的行动，疲劳、艰苦，加上频繁的战斗，伤病员和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经过38天的无后方转战，陈唐兵团被拖 垮了，伤亡最小的第十纵队也损失2000余人，许多纵队实
际兵力只有一个师。 8月1日，叶飞兵团终于与陈唐兵团会合。相见时情景令人心酸。老战士王昊回忆道：“见面时疲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战士们倒在路边的泥坑里睡着了，炮弹和炸弹的交替爆炸也唤不醒他们。女同志就更为艰苦，政治部的、后勤部的、加上野政文工团的，为数不少，一个个憔悴不堪，面黄肌瘦，披头散发，令人目不忍睹。” 客观的评价，1947年解放军尚不具备外线进攻的实力。脱离根据地后，解放军后勤补充、伤病安置都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其运动能力也大幅度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外线作战中，由于缺乏民众基础解放军情报优势基本丧失，国军可以轻易掌握解放军动向，从而让外线作战的解放军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形势。 外线出击不顺利，内线作战更不顺利。7月分兵后，留在解放区华野仅5个纵队约15万人，实力下降一半。此消彼长之下，小心翼翼的国民党军队变得大胆起来。 因为要分兵堵截华野外线出击部队，国军在与华野对持前线仅仅留下4个整编师，其中整编11师态势最为突出，其在沂蒙山根据地中心南麻大肆修建工事，一副准备长期固守的态势。为了策应外线出击兵团，华野决定集中内线5个纵 队，发起南麻战役，企图一举歼灭孤悬在外的整编11师。
华野受挫之南麻临朐战役国军战术调整 国军自对山东发起重点进攻后，先后经历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失败。失败后国民党也组织多次会议检讨教训。虽然其在山东总的作战指导方针依然是压迫华野在狭小的地域内决战，妄想一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但是作战策略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即一改过去只注重攻城略地、长驱直入的战法，放弃了对面的占领，转而采取守点以吸引华野进攻，进而谋求与华野进行主力决战。正是在这样策略指导下，整编11师占领南麻后，摆出一幅长期固守的姿态。 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记载，南麻战役国军企图为“国军统帅部为彻底摧毁沂河上游匪军巢穴，有利于分别追剿，并参照过去之经验教训，一反以往外线会攻或两翼包围的方式，而以主力集中在一处，实施中央突破，期一举深入匪军心脏，迫匪放弃其根据地后造成分散，再行追剿。“为贯彻这一新的战术，胡琏指挥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迅速攻占南麻地区。据《胡链评传》记载，国军具体部署为“这次国军迸剿，选定以南麻周边为决战的战场，并配合全盘外线部队的
战略念势，遵奉先总统‘诱敌作战，逼敌会战’的‘捣匪巢穴’的战略指导，以诱敌决战为目的。乃先以战力强大的整编第十一师为锥端，锲入南麻，其他进剿部队，则远离南麻，把整十一师形成为孤立的诱饵，诱使陈毅主力回头反扑，待其发起攻击形成胶着时，外线各部队即迅速向南麻合围，迫敌决战而歼灭之。” 由此可见，国军这次的作战方针即是以整编十一师为诱饵，孤军突入南麻地区，吸引华野主力末攻，依靠坚固的工事和整十一师顽强的战斗力消耗华野的有生力量，等华野筋疲力尽之时，对华野形成反包围，一举消灭华野主力于沂蒙山地区，解决山东战事。 华野轻敌大意 国民党在检讨策略调整部署，而华野上下自孟良崮战役后反而产生了自大心理，认为华野战斗力已经达到和任何一支国民党军王牌部队作战并能战而胜之的水平。这种轻敌自大的心理直接导致了华野在战役中侦查不周、战役目的贪大等失误，最终导致作战失利。 7月14日，华野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写道“我决心乘敌未全部后撤前，先歼南麻十一师五个团(另一个团已接鲁村防务；十八旅在凤凰寨，与六十四师在一起)。得手后，即以一部向西，攻占鲁村；一部围歼大张庄之六十四师之一个旅。主力则切断第九师、六十五师、六十四师及十一师之十
八旅退路。此时叶(飞)陶(勇)向东北前进，至蒙阴、新泰问会合，求歼灭二十五、六十五等师。” 可见华野的胃口很大，战役目标不仅要歼灭南麻地区的整编十一师，还要歼灭整编第二十五、六十五师等国民党部队，力求再打一个战果超过孟良崮3倍的战役，彻底打破国民党 军的重点进攻。实际上孟良崮战役华野集中10个纵队的主 力，才歼灭74师，现在华野内线只有5个纵队，却企图吃 掉3个国军整编师，战役目标未免设定太大。 依据战役目标，华野很快做出了南麻战役的部署：“以第九纵队一个师进至 南麻、鲁村之间，断敌退路，除对鲁村的警戒外，控制北布东、西庄以北高地。 该纵主力自三俞店经南、北刘市向北麻、南麻攻击前进；第六纵队王必成、江渭 清部，以一个师绕过马头崮，控制凤凰山、桑家峪一线，阻止南麻突围之敌，并 配合友邻阻击由大张庄来援之敌。该纵队主力由铜陵关西北经石桥、消水向马头 崮、北刘家庄、南麻攻击；第二纵队以一部沿悦庄向儒林集攻击。该纵队主力沿 南北鲍庄、青龙山向沙沟庄、吴家官庄、南麻攻击；第七纵队成钧、赵启民部，
由东早店以北地区，进至刁村、南北安乐一带，以一个师控制清泉山、九顶山、 于家崮、狼茂顶一线，另以一部配合渤海军区地方武装三个团，控制东罩店以北 的前后大泉庄、石桥地区，阻止二十五、六十四师来援，保证主攻南麻部队侧翼 安全。鲁中军区地方武装两个团进入鲁村以西地区，积极出击，破坏交通。胶东、 渤海军区各一部继续围困昌乐、潍县外围据点，钳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华野将手中的四个纵队主力用于攻击南麻的整编十一师，而承担南线阻援任 务的只有第七纵队，要阻击的对象是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五师、整编六十四师等部 队，根据孟良崮战役的经验，以1个纵队抗击2个整编师进攻应该很轻松。从部署中也可看出，虽然华野实力只有孟良崮战役的一半，但是华野指挥员依然对取得战役胜利充满信心。 南麻(现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境内)位于当时的沂蒙山根据地的腹地，抗战 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沂蒙山根据地的首府。蒋介石将南麻地区看作与中共
中央所在地延安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地区，他曾经明确说过：“共匪在长江以北，只有两个老巢，一个是政治的老巢——陕北的延安，一个是军事的老巢——鲁中的南麻。“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即在沂蒙山区发动群众抗日，展开游击战争，经过长期的经营，逐渐形成了以南麻为中心的沂蒙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山东野战军和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将南麻地区作为作战的大后方和人员物资的集散地，并依据南麻地区的有利地形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不断给来犯的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南麻踞在一高地上，地形较易防守，北西南三面是山地，东面通向悦庄的是小丘陵地带，北面高地有一隘通向博山，南靠沂河。 国军整编十一师占领南麻地区后，除以一部挺进占领南麻周边高地扩 大观测射界外，主力利用村落构成据点阵地。以整编十一旅、整编一一八旅共 四个团驻守于南麻地区，在靠近南麻东面的村庄派驻1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任 务，南面凭借沂河占领阵地，并派出一个加强连占领沂河南岸的一个小围寨，作 为前沿阵地。国民党军在通往博山的隘口高地配备一个加强营防守，封锁住隘口， 阻止北面来的华东野战军向南麻地区运动。西面通过山地
就是鲁村，通往南麻的 公路蜿蜒在山脚下，进入南麻平地不远处有一个叫高庄的小村子，由高庄到南麻 大约有4公罩，靠近高庄有一个独立的小高地，国军以整编第十八旅所属两 个团占领高庄，横跨沂河两岸防守，并以独立高地为依托，封锁公路交通。
南麻血战 1947年7月17日晚，南麻战役打响。战役一开始就非常不顺手，华野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村落防御工事，而是国军新发明的子母堡防御体系。 子母堡是国军整编十一师在长期作战中的一项发明创造，专门防御解放 军的人海战术。这一战术的核心是构筑一个坚固大碉堡，即母堡，周围配以数量 不等小型地堡，即子堡。母堡中一般驻有一个班的战斗人员，子堡中有2至3人
不等，子堡如同触角一样分散在母堡周围，战斗中，迫使对手不得不在到达母堡 前提前展开兵力，形不成攻击的突然性，同时坚固的母堡也给子堡提供了强大火 力支援，两者配合，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火力据点，如果数个子母堡紧密相连， 那就形成子母堡群，令对手很难在短时间内攻克。 整编十一师在南麻及其附近地区修筑了大量的子母堡。6月底整编十一师占领南麻后，胡琏即以南麻为中心，利用其所控制的村庄及大小山头，构筑了大大小小1200多个地堡， 每5个大堡和20或30多个小堡构成一组子母堡，堡体多是依山贴崖、顺沟就坑而筑，坚固而隐蔽，堡群外围都设置了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堡堡相连，纵横交错，形成密集的地堡群。 面对乌龟壳一样的防御阵地，华野打得十分艰难。 7月17日晚，华野二、六、九纵队在特纵一部的炮火掩护 下，连续发起英勇冲锋。至18日晨，第九纵队主力攻占荆山，并向历山、永兴官庄、塔山进攻，其第二十六师向上下豆腐峪以南高地进攻；第六纵队一部控制凤凰山阵地，主力进至重喜官庄、埠下庄一线，并向中马头崮、太平顶攻击；第二纵队进达埠东南北一线，除以一部配合第六纵队攻击太平项外，主力继续向西攻击前进。
经过18日一天的战斗，华野三个纵队占领了整十一师大部分外围警戒阵地。 因大雨不停，华野弹药淋湿，赖以攻坚的炸药包等爆炸物大多失效，且因山洪爆 发，道路泥泞，重炮拉不上前线，这些严重影响了华野的攻击行动。而整十一师 则占据有利地形，以少量兵力坚守坚固堡垒，多次出动部队反击。华野常以重大 代价攻占一个地堡群，仅取得歼灭整十一师一个班或一个排的战绩。 从19日开始，华野各纵队对整编十—师开始发起全面进攻：西线第九纵队 向高庄、南北埠东、田庄，南线第六纵队向中马头崮、连冒山、古泉庄，东线第 二纵队向吴家官庄、石钱山等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防守南麻西线的是整编十一师第十八旅覃道善部，从17日开始，华野战第 九纵队便展开了对此地之整十一师的猛烈进攻。国军以一个团据守沂河南岸 据点，并依靠北岸炮火支援，顽强抵抗华东野战军的进攻，这成为整个战场的 一个热点地区。
西线的另一个双方争夺的要点是高庄西北的一个孤立高地。此高地四周地势 开阔，易守难攻，是国军阵地的一个主要支撑点。整编十八旅旅长覃善道以 为此地有险可凭，忽略了它的战术重要性，仅仅派了该旅工兵营担任该地的守备。 该工兵营主要装备为工兵器材，战斗武器少，以前没有和华野直接作战过，也没 有什么战斗经验。当华野九纵部队开始发起攻击后，该营前两天还能勉强抗击华 野的攻击。后来华野加大了攻击强度，很快攻上高地，国军工兵营长惊慌失措，在没有动用所控制的预备队进行反击的情况下便迅速逃下山，其余国民党士兵也随之溃逃，华野随即占领此高地。但是这一逃跑的营长被胡琏枪决以肃军纪， 鉴于此阵地的重要性，整编十一师很快组织反击，并将阵地夺回。 南线华野第六纵队及第七纵队一部，冒雨向沂河岸边攻进，准备强渡东西横 贯的沂河，进攻南麻。第六纵队第十八师被据守河南岸柴粮山的国军十八旅五十三团第三营(欠一个连)所阻，虽遭重大伤亡但无进展。第七纵队第五十七 团用绳索牵引强渡沂河，但绳索被浪头冲断，大部人马被
洪水卷走。第六纵队第 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则在彭团长、张政委率领下绕道连夜翻过险峻的燕崖南山。于 19日凌晨2时抵达沂河南岸南刘家庄，并乘隙强渡宽1000米的沂河，攻占北岸 的北刘家庄山岭制高点，尔后向周围扩展，控制了一里纵深、一里半宽的阵地， 切断了南麻十一师师部与高庄第十八旅旅部的联系。国军随即以十一旅和十 八旅在空中掩护下，从两面向五十一团反击。双方各自伤亡四、五百人，战至当 夜，第五十一团因后援不继、伤亡太大，被迫突围撤回河南岸，沂河防线一度被 打丌的缺口又被国军封闭。 华野第六纵队的十六师四十六团主攻马头崮连冒山。该处仅由十一师的一个 搜索连、一个便衣队和一个火器排据守，总共只有200多人，但该处地势险要， 三面是陡坡，北面靠沂河，为南麻整编十一师师部南面的屏障。四十六团进攻两 只，竟无进展。为加强攻击火力，调来刚刚缴获的两门重炮参战，一时找不到炮
手，即在俘虏里找了4名。俘虏有意不打山顶，专打山腰的华野突击部队，结果 被当场处决1名。21日晨，四十六团动用两个营的优势兵力，以一部佯攻、一 部攀岩偷袭，攻上了崮顶。战斗中国军因副营长阵亡，失去指挥，阵地丢失。 这是南麻攻坚战中，华野唯一占领的并得以巩固的国军阵地。 这样，经过3天4夜的血战，至7月20同，西线第九纵队占领崮山、高庄、西山，南北埠东、时庄、永兴官庄，并一度攻入第十八旅旅部驻地高庄；南线第 六纵队攻占马头崮，并一度攻过沂河；东线第二纵队攻占沙沟、涝坡河，进至吴 家官庄外围，进展不大而伤亡不小。连续作战的国军方面也很困难，第十八、一一八旅弹药消耗将尽，每天空投的弹药还不够夜里2个小时战斗的消耗，不但师的储备弹药用完，就是守南麻城的第十一旅的储备弹药也都发光。无奈之下，胡琏下令第十一旅旅长杨伯涛将其全部弹药除留少量外，其余全部补充给第十八、第一一八旅。这天总算坚持了下来。在战斗最紧张的20日，胡琏更为焦虑，他又下令将师直属部队和师司令部传令兵的弹药搜集起柬，送往前线，并通知第十八、第一一八旅两旅长，按同样办法最大限度地把弹药
补充到第一线。 至2l日，随着南面来援的三个整编师的靠近，胡琏为争取主动，下令全线反击。双方攻防最为激烈的仍是西线，国军十八旅在炮火支援下，实施多次反冲击。下午，九纵七十三团守高庄西山的连长，在十八旅的反击面前，贪生怕死，躲到后面小沟里，以至阵地失手。九纵七十三团重新组织兵力火力反击，以较大的伤亡再一次夺回西山高地。 整十一师的反击打乱了华野原计划于21日晚进行的总攻击计划。此时整编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师突破华野阻援阵地右翼，攻占于家崮和750高地(牛心崮)；整编第九师攻至高庄附近：莱芜第五军也逼近南麻；潍县的整编第八师也正向临朐开进中，威胁华野后方。鉴于国军各部援军己近，而南麻外围的阵地尚未全部攻占，攻取南麻尚需时间。华野指挥员粟裕于21日黄昏下令撤围，各纵队分别向临朐县以南及西南地区转移。22日，整十一师开始追击，至悦庄以西之北张良、北石臼之线，和北援的整编第九师会合。
华野阻援失利
南麻之战刚刚打响，蒋介石便急令整编第二十五师黄百韬部由东罩店，整编第六十四师黄国梁部由五罩沟，整编第九师王凌云部由沂水，整编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由新泰，第五军邱清泉部由莱芜，迅速向南麻攻击前进，对华野实施反包围；同时命令在潍县的整编第八师李弥部星夜赶往临朐，以截断华东野战军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国军显然是企图以整编十一师为诱饵，将华野内线主力吸引到南麻地区并一举歼灭。当时蒋介石命令极为严厉，称整编第十一师如像整编七十四师一般被解放军消灭，将对以上各师主官按革命军人连坐法严惩不贷。所以这次解围的各国民党军部队较孟良崮战役时作战更为卖力。 最近的三个整编师解围路线及华野的阻援部署是： 整编第六十四师第一三一、第一五六旅，由东旱店附近十字峪进至牛心崮、 南马头崮以南，攻击南马头崮以西至于家崮一线；第一五九旅由大张庄北攻，占 领门子顶、寨山以掩护师侧的安全。整编第二十五师攻击马头崮及以东至莲花山 一线，重点攻击南马头崮。整编第九师除留第七十六旅第二三八团守卫沂水城外， 其余全部出动，沿东里店、石桥北攻。而华野第七纵队及渤海军区武装三个团从
东罩店以北地区，由东向西楔入，在牛心崮、于家崮、南马头崮、牛栏、莲花山 一线设下阻援阵地。 7月18日黄昏，国军整编第六十四师第一三一旅第三九一团占领牛心崮，第一五六旅占领牛心崮以西、南马头崮以南高地。华东野战军为夺占要点牛 心崮，于当晚发起攻击，激战竟夜，伤亡惨重。7月19日晨，华野第七纵队第 十九师集结一个团的优势兵力，向崮顶国民党守军再次发起强攻，终于攻占崮顶， 消灭守军两个排，从而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当日，整六十四师对牛心崮的七纵一 个团发动数次反击，均未成功，双方伤亡惨重。七纵另一部渡过沂河，向一三一 旅守备之高崖项攻击，双方争夺终日。 20日拂晓，国军第一三一旅除留一个营守卫韩旺崮、凤凰崮、龙王崮 外，主力向胡庄、河东攻击；第一五六旅向柳树峪、胡庄、于家崮、南马头崮攻 击；第一五九旅以一部进攻门子顶，以掩护师主力左侧。9时，一三一旅占领胡 庄，续向牛新崮进攻；不久，整编第二十五师先头一团超
越六十四师，加入对牛 心崮的攻击，双方在牛心崮争夺至夜。一五六旅移兵进攻于家崮及崮东侧柳树峪， 下午2时攻占柳树峪，攻击于家崮数次，至当夜9时方克。 21日凌晨3时，华野七纵集中第二十师五十九团发动夜战突袭，再次克复于家崮。拂晓后，一五六旅在强大火力支援下进行反击，并以四六八团三营向石门峪、刘家庄问钻隙前进，威胁于家崮侧后。中午12时左右，华野被迫放弃于家崮 后撤，第一五六旅旅部 及第四六八团进占于家崮，第四六六团进占南马头以西的鞍部，与南马头崮的华 野守军对峙。 进攻于家崮以西牛心崮的第一三一旅和进攻于家崮北面南马头崮的整编第 二十五师，激战两同，进展不大但伤亡重大。整六十四师遂责令取得进展的刘镇 湘第一五六旅迅速向南麻插进应援。第一五六旅绕开阻援解放军，于7月22口拂晓进至中马头崮，与整十一师会师，此时华野七纵也已奉命放弃阵地撤出了战斗。 沂水的整编第九师方向。7月19日夜，该师除以二三八团守卫沂水城外，其余向南麻增援，前锋为第九旅旅长陈克非部。沿途击退华野地方部队的阻击，于20日晨该旅攻占东
罩店，尔后继续向悦庄以南地区进击。21只下午，整九师在悦庄以南一带遭七纵一部阻击。当晚华野全线撤退，整编第九师先头部队占领悦庄，次日与南麻整编第十一师会合。 攻城不克，阻援阵地又被国军突破，华野面临被国民党军反包围的危险 境地，且阴雨连绵，道路冲毁．华野如不尽快撤出战斗，将被南麻之敌和来援之 敌拖住，出现歼敌不成反被歼的状况。7月22日，华野指挥部给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结束南麻战役的电报：“对南麻作战，从十八号早晨开始攻击，经过三天三晚恶战，只把包围圈缩小到纵横十里。其主要阵地之高庄、吴家官庄、石钱山均未攻入。主要是敌密御地堡，仅高庄一地，即有八十个。经九纵两天两晚攻击，占领地堡五十余个。九纵是经验较多一些，尚且如此，二纵进展就较少，估计如再打下去，尚需五天至七天，甚至十天才能完全歼灭敌人。一个地堡只能歼灭敌一个班或两个班。九纵在三天三晚中共歼敌约五个连，六纵也只歼敌四个连，二纵更少。敌人之援兵二十五、六十四两个师共六个旅，从十九日晚开始向我七纵阵地攻击，连续十余次，其展开兵力约四个旅，至今上午十时有两个阵地被突破。因此，如再打下去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天，否则就必须增加打援兵力，我们手中已无预备队。为了不被迫后撤，决定于今晚停止攻击，把部队撒至临朐以南、东南、西南地
区，休整补充，再寻机作战。”这样，22日晚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临朐方向撤退，南麻战役结束。
临朐战役 整编8师断了华野后路 当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在南麻地区展开对整编十一师的围攻时，驻昌乐、潍 县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师(欠第十二旅)及保安第一师等部，共约9个团 的兵力，趁机攻占了临朐，威胁华东野战军的后方安全，策应南麻整编十一师的 作战。 临朐(现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位于鲁中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中间的咽喉要 道，位置相当重要。它北邻胶济铁路，西面山路隘口是通往沂蒙山根据地的必经 之地，是连接黄河以北解放区和沂蒙山解放区的重要枢纽。所以华东野战军不顾南麻战斗伤亡和大雨遍地的不利条件，
决心打下临朐，打开通往华野后方的通道。 7月25日，粟裕、陈毅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的电报：“顽因我攻南麻未克，乘我疲劳未复，伤亡未补前，以十一、二十五、六十四、九师等约八个旅以上的兵力，向临朐增援。我对临朐之战，要本晚才能正式开始，求得在明结束战斗。’’报告临朐战役将于当晚开始，争取于27日结束战斗。 国军整编第八师占领临朐后，随即构筑防御工事，部署兵力把守，其部 署与整编十一师在南麻的部署如出一辙，即以临朐城为核心，构筑大量的子母堡 阵地，并占领四周高地。整编第八师师长李弥，亲率5个团驻在城里，师部设在 城东门以北的外城隍庙，南关和北关派以重兵防守，城外粟山、龙山、尼姑山、 朐山等山头制高点，各派了1个营的兵力。 7月24日下午，华东野战军第二、六、七、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以及渤海军区部队，冒雨行军，开赴临朐，对攻占临朐的整编第八师合围。 此战，华东野战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二纵队以一个师，并由该师指挥第七纵 队的两个团，在三岔店及其以东地区，阻击由南来的增援
之敌；主力以上五井、 下五井、冶源为基地，从城南和城西攻击。特种兵纵队的一个加强野炮团，配合 第二纵队主力部队主攻。第七纵队除一个师在铜陵关、大诸葛一线和另外两个团 于三岔店以东，协同第二纵队打援以外，其余兵力进至冶源以东的南流一带待命。 第六纵队由王家圈村、大桃花村直插郑母一带，断敌后路，并配属警备四团和警 备五团由东向西突击。第九纵队的一个师在城西和城北一线，直插龙岗村与第六 纵队会合，形成对敌合围之势，然后由北向南攻城。渤海军区部队三个团，在临 朐城东董家崖头一带，准备切断整八师的后路。华野冒雨攻击 完成对整编第八师的包围后，华野指挥员随即命令部队展开攻击，本以为整8师占领临朐不久，防御没有完善，很容 易突破。谁知道整8师抢占临朐后立刻开始修筑子母堡。平 均4个小时1个班就修好一个地堡。华野展开攻击时，整8师已经修建好几百个地堡，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即使华野攻击中整8师也在拼命修筑地堡，加上攻击时暴雨仍未停止，大雨严重影响了华野部队的展开。华野攻击再次很不
顺利。 24日晚，第二纵队一部迫近临朐城，并对南关守军发起攻击。但因弥河河水漫溢，围墙外壕沟及南关周围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过膝，华野攻击行动受阻，几次进攻都未能逾越城壕。九纵队主力25日拂晓发起攻击，突入北关。二纵队在九纵第二十七师的配合下，向龙岗村、尼姑山守军攻击后，歼灭该地国民党守军两个营，切断了整编第八师向潍县方向的退路。渤海军区部队在24日黄昏开始攻击。在攻占郑母、龙岗时，整编第八师外围一个营企图向昌乐撤退，被华野特务团截击，被歼百余人，华野缴获六0炮2门、重机枪2挺、 轻机枪14挺、冲锋枪14支。 25日，仍大雨滂沱。华野查明整编第八师主力已集中临朐城后，命令第二、 第九纵队冒雨攻城。具体部署为，以第九纵队攻歼临朐东北外围之敌，并准备歼击可能由昌乐西援的国军。以第七纵一个师向朐山攻击。第九纵二十五师以两个团向北关发起攻击。华野特纵榴炮团之炮兵连配属九纵，在城北赤涧一带，先对南北大街进行7000米远距离急袭，继而压制北门附近国军炮兵阵地。 在炮火支援下，华野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团向南推进，因城关的国军未被肃清，故未能发起对城区的攻击。九纵二十七师东渡弥河，由北向南配合六纵歼灭河东之
敌，首取寨虎山，歼灭国军一部。25日夜，华野第七纵队十九师五十六团对朐山守军冒雨攻击数次，都因国军居高临下，火力太猛，华野遭受很大损失，被迫于天明退下来，返 回郎家洼村进行休整。 26日，华野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配合第六纵队冒着倾盆大雨包围了临朐城东北的盘龙山。山顶上的国军凭借着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但在华野的猛攻下，山顶一个营的守军很快被歼灭。拿下盘龙山后，华野又转攻粟山的国民党军。粟山的国民党军因盘龙山已被华野攻克，附近又无援兵，与华野接火后，无心恋战，其营长率余部撤往城里，向师长李弥求援。李弥为严肃战场纪律，当即将粟山守军营长枪决。 在炮火掩护下，华野第二纵队第五师十四团副团长宋延年率领7个连的兵力，冒着整八师密集的炮火，从城西突入城内，但因突破口很快被国军火力封锁，接着两翼被国军封闭，攻入城里的部队反倒被国军合围。西门内是一个大空场，周围全是国民党军修筑的梅花式子母堡。地堡暗道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宋延年部虽然突入城内，但遭到国军立体火力的交叉覆盖，经过顽强战斗后因后援不继，全部牺牲。 此时，南边国民党援军第六十四师、第九师等也已向华野阻援阵地展开猛烈 攻击，进达银矿峪、豹头崮东西一线。华野即增调第七纵一部加强阻援力量，以
渤海军区部队对潍县警戒，调第六纵队主力西渡弥河参加攻城。当时，弥河水涨 两岸且无桥无舟，华野战士将两岸扯上粗绳，或把裹腿接起来，沿绳攀扯而过。 但水流湍急，冲力很大，一次渡过人数太多，绳超负荷，绳索扯断，许多战士被 洪水卷走牺牲。最后，华野转到弥河上游绕过两条小河，从孔村到了弥河西的冶 源镇，至28日夜才到达城西衣家庄子村。 26日19时，华野九纵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从城西北角发起攻击，在一夜的激 战中，均因炸药潮湿，连送数次均未爆炸，攻击未成。27日上午10时，夜间退回城里的国军组织反扑。并和朐 山之守军形成夹击之势，国军凭借有利地形，用日式迫击炮、手榴弹、轻重机枪向华野南关阵地猛烈射击，并呼叫飞机配合轰炸扫射。南关阵地大量房屋被炸倒，我军伤亡很大，被迫又撤出南关。 为集中兵力歼灭北关之敌，华野第九纵队二十六师两个团及二十五师之七十 四团，统归二十六师指挥，继续攻击。由于连日大雨，给攻城带来极大困难。北 关的南面是高大的城墙，其他三面全是高达四、五米的土
围墙。土围墙被雨水整 天泡着，土成了泥巴，土围子也泡塌，无法架设梯子，爬不上去。即使爬上土围 子，腿插进没膝盖的稠泥里拔不出来，也无法行动，这使华野的攻城受到了极大 的影响。华野攻击北关部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未能占领北关。 华野和整编第八师在临朐城下打成胶着，一时谁也难以赢得优势。战役的重心很自然转就到阻援战斗方面。
华野阻援再次失利 临朐战役打响后，国军统帅部急令整编第九师并指挥整编第六十四师及整编第十一师一部北援临朐。为策应临朐作战，国军整编五十四师向胶县、高密进攻；国军山东第十四区保安司令张景月部向寿光进攻。华野第二纵队第四师并指挥第七纵队两个团在三岔店以东，第七纵队一个师在铜陵关、大诸葛一线阻击国民党军援兵，临朐战役南线打援战斗很快打晌。从7月24日开始，国军整编第九、六十四师四个旅沿
着三岔店宽达40里的战线上猛烈进攻，华野以第二纵队第四师及七纵两个团的兵力冒雨顽强抗击，将国民党援军阻止在三岔店一线无法北援，并付出了惨重代价。 华野四师所处阵地三贫店地区在沂源县境内，位于南麻、临朐之间，南临公 路南北贯通，是通往临朐的要道，也是国民党援军的必经之地。该地群山连绵起 伏，人烟稀少，北高南低，嵩山为北部最高峰。24日夜，华野四师冒雨进入防 御阵地，经勘察地形后，随即利用有利地形，有重点地组织梯次防御，逐次使用 兵力，以坚决而有弹性的阻击来挫败国军的北援计划。当国军整编第六十四师、第九师沿着南(麻)临(朐)公路北上增援，进至三贫店一带时，华野进行了顽强阻击。25日拂晓，华野四师前沿警戒部队和国军首先接触，整编六十四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公路两侧高地发起猛烈进攻，妄图一举突破四师阻击阵地，直捣临朐。华野四师以一个师抗击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实则两个军)的兵力，又是在雨水中同敌人战斗，战斗十分艰苦。 28日清晨，国军即以旅为单位，在三公面宽的正面上进行猛攻。华野四师十团五连二排击退了约一个团的国军十数次进攻，歼敌200余名。坚守在880高地前方阵地的华野战士，
当敌人最后组织一次冲锋时，该排仅还有副连长赵庆余和1个战士。他俩面对蜂搠上来的敌人，拿起最后的两颗手榴弹，拉开手榴弹环，冲向敌群，用鲜血谱写了壮烈的诗篇。守在880高地西面的十一团三连30多个战士，连续打退了敌人三 次冲锋后，只剩下了11人。他们在子弹耗尽的情况下，用石头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正是由于华野四师的顽强抗击，才迟滞了国军对临朐的增援，为攻坚部队赢得了时间。国军整编二十五师于28日全部投入对华野四师的战斗， 在华野四师不 到3公里的防御正面上，以密集炮火和整团整营的兵力向华野阻击阵地发起猛烈 攻击。华野四师十团二营峰守在南横岭南侧无名高地，抗击国军1个团兵力 的轮番攻击。子弹打光了，战士就用石头砸，用枪托砸，敌人一次次进攻均被我击退，我伤亡也很大。双方都认识到了南线战斗对整个战役的重要性，所以都全力去争夺，使这一战场的战斗尤为激烈。由于华野四师的顽强阻击，国军久攻不克，遂改变战术，绕开解放军阻击正面，向纵深穿插。在华野四师十一团正面，由于各营间隙较大，三岔店一线阵地部分被国军突破，十团二营被迫转守松山，十二团转守金葫芦山及铁寨北侧无名高地，十一团主力退至桥头村南高地。 30日，暴雨过后，临朐地区天气晴朗，给国民党空军支援
临朐守军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10余架国民党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与地面国民党军炮火一起 协同掩护步兵向华野阻击部队进攻。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中，国民党军的空军部 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临朐战役的后期，由于天气条件转好，国民 党的空军拼命地支援临朐守军，不仅空投了大量的弹药物资，还大大增加了守 军的士气，给毫无防空能力的华野造成巨大的伤亡。 华野四师十团与国军展开激战，奋勇冲杀，始终坚守松山阵地；十二团 在金葫芦山与国军整编二十五师两团的兵力激战终日，大量歼灭了国军的有生力量。在30日16时华野指挥部下令四师撤出阵地之前，抗击了国军整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师七个旅的兵力长达6昼夜。目前军史对于华野二纵四师的三俞店阻击战这样评价：“在与敌打成平手的临朐战役中，打得最苦、守得最好、完成任务最出色的当数三贫店阻击战中的二纵四师。” 正是华野南线的顽强阻击才为华野的撤退赢得了时间。担负南线阻击国民党援军任务的华野七纵二十和二十一 师，在上雕窝村至上
程子村之间、后程子村至金葫芦山之间和九子山、孤山、箕子山、七宝山等地， 顽强地阻击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师和整编十一师的北进。整编十一师因在南麻战 役中消耗过大，并没有派出主力参与北援临朐的战斗，整编第九师联合整编第十 一师一部猛烈向华野阻击阵地进攻，虽多次进攻，但均被击退。 截止到29日，在华野不断猛烈攻击下，城内的国军第八师伤亡惨重。华野在弥河以东及城区周围共歼灭整八师一个多团，南关和北关大部为华野占领，整八师被压缩在城内狭小地区，形势一度对华野非常有利。 29日晚，华野以3个纵队的兵力全力发起总攻，虽奋勇作战，但仍未能突破城垣。由南而来的援敌，以四个师(军)的兵力向华野压来。由于华野兵力不足，三岔店东西一线阵地被敌突破。国军占三岔店、西井、银葫芦山等地后继续北犯。华野鉴于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伤亡又大，同时受山洪暴发影响，粮食物资前运及伤员后运等均感困难，于是决定撤出战斗。 30日晚，华野指挥部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结束临朐战役的电报：“顽八军等部 共六个团，均固守临朐，如再攻击，尚须五天以上时问，
而南线整九师、六十四 师在蒋严令下，日夜猛攻，二十五师亦已由东晕店北进，昨晚敌先头已占西井、 杨楼、韩王、李家庄之线。因此，我们放弃临朐，谭率二、七纵先到马站以东地 区休整，军直及六、九纵第一步撤到青州以北休整数日后，再由潍县地区向东南 转移，与二、七纵队会合。”于是30日晚，华野各部队分别向胶济铁路以北及 诸城地区转移。战役以华野主动撤围而告结束。
南麻临朐战役评述 华野南麻临朐战役的失利有多种原因，从国民党角度来看：首先，整编十一师和整编第八师整体战力强大是南麻、临朐未被华野攻破的主要原因。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对这两只部队的评述，“部队战力较强，且均有对匪军作战经验。整十一师及整八师均系国军中能征贯战部队，战力坚强，绥靖作战以来，屡屡获胜，故士气高昂；在历次攻势作战中，
均担任主要方面之任务，故各级干部，均具有丰富之对匪军作战经验。” 对于这两支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很强的特点，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有7篇电文专门针对整编十一师及胡琏的，一支国军能够引起中共中央如此频繁地重视，足以说踢胡琏及其整编十—师不同于国军的其他部队，是华野的强劲对手。而整编八师整体战力虽不及整编十一师，但相差不大。 其次，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和整八师师长李弥的个人指挥才能突出是其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评价，“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将军整八师师长李弥将军，均系胆识具备，身经百战，善于统御指挥之将才，对于匪军之各种行动，均有适当之对策，始终使匪军无法得逞。”从胡琏、李弥两人在后来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表现确实不同一般。胡琏是淮海战役中唯一一个安全逃回南京的高级将领，也是后来金门岛战役的指挥者；李弥是解放战争后残余国民党军队在中缅边境作战的主要指挥者，两人对华野的战略战术有很深的研究，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那些昏庸的国民党军指挥官。 再次，地理位置有利于国民党军的防御，而不利于华野的进攻——从这点可以看出，预设有利战场对战争成败有多么重要！“南麻、临朐各附近地形，有利于国军大部队之对匪
防御作战，旦具有相当回转空间，具有长时间生存条件及作战。一胡琏之所以选择南麻作为其驻地而不是鲁村，也正是看好了南麻利于防御的地形。南麻镇较大，周围分在着高庄、悦庄、吴家官庄等村落，建筑物密集，适合防御作战，且南麻北有历山、西有石钱山等高地，南有沂河，均可以作为其外围的防御支撑点。临朐也是同样有利于防御而不利于进攻，临朐当时便是临朐县县政府所在地，人口、房屋更为密集，城墙更为峰固，并且四周除粟山外几乎都是平原，地势开阔，有利于国民党军发挥火力优势，这是华野人海战术的一个致命克星；此外，地势平坦开阔，还有利于国民党军的空投，能够得到空中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这也是为什么整八师在华野重重包围下不同于孟良崮战役中整编七十四师那样急于突围的原因。除此之外，整十一师和整八师防御周密、战术灵活、战场纪律严明、解围部队得力，这些都是国军获胜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国军独特的子母堡防御体系对抵御华野的攻击非常有效。 子母堡防御战术源于‘触角碉堡’战术的发展。城寨和村落防御的‘触角碉堡’是国军两年来实战经验中的创意。而后从‘触角碉堡’创新为‘小而坚’的子母地堡群，一个子母堡群大致能容纳一个排或者是加强排的兵力，这种工事不仅易于展开火力给攻击方大量的杀伤，而且能给防御方提供
很好的掩护，让攻击双方呈现一种不对称交战状态，确实是攻击方的噩梦。 在南麻临朐战役子母堡防御体系给华野的攻击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所有参加南麻战役的华东野战军部队，都不曾想到子母堡竟如此难攻。战后粟裕也对整编十一师的堡垒政策进行了总结：“敌人普遍构筑子母堡，每连至少在十五个以上(每班一至两个)，采取菱形配置，各堡之间可互以火力支援，每个子堡仅以战斗小组(三至五人)守备，并配以轻机或手提。因其矮小，且数量太多，非我炮兵火力所能摧毁。而我步兵以过去之三猛作风，仍以密集队形猛扑，伤亡甚大，仍未能攻克；即或攻克，均系以数十人甚至百人之伤亡，仅能歼敌一个战斗小组，至多歼敌一个班。此中损失，为我战术笨拙所致。直至战役末期，才以爆破小组对付敌之地堡，但所费时问甚多，如无足够打援部队，仍难有充分之时间，以攻克敌人数以千计之地堡群。此为攻击之最大问题。” 整编11师在防御战术方面很有特色，早在张凤集战役里， 整编11师已经开始采用采取“大纵深弹性防御’战术，其特点就是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村落防御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
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过猛时，守军全部收回，在对方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又可反弹回来。 针对解放军村落城镇巷战特点(用炸药包先爆破房屋，然后突击组迅速冲锋，一般国民党军不降亦跑。)，胡琏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即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就遭到十一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边。 从华野的角度，南麻、临朐战役失利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兵力不足。由于华野的“七月分兵”，造成主力分散。南 麻、临朐战役中都是因为打援兵力不足，阻击阵地被国军突破，攻击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粟裕在战后总结到：“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陈唐、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战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兵团不充实)；此次分兵(七月分兵)之后，由于过分乐观与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 因此，正是由于前面论及的“七月分兵”造成了华野兵力的分散，在战役当中，既不能集中兵力展开围歼作战，又没有足够兵力进行打援。
大意轻敌。华野分兵后，国民党军即调第五军及欧震兵团尾追华野外线兵团，在沂蒙山区仅留下第十一师等少数部队固守要点，华野指挥部即错误判断国民党军已放弃了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大意轻敌。对此粟裕总结为：“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而对蒋顾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而国军方面对战役的总结与粟裕基本一致：“检讨南麻战斗，由于匪军自孟良崮得手后骄盈自满，致战略指导过低估计我军。兵力使用，复违背集中原则，致遭各个击破。尤以南麻、临朐之攻击，均系逐次参加，未能集中使用，致攻击难以奏攻。 侦察不力。南麻战役发起前，华东野战军侦察认为南麻地区的整编十一师虽然筑有工事，但是并不坚固。临朐战役前认为整编第八师因刚刚进驻临朐，根本没有修筑工事，正是这种情报的失误，导致华野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堡垒阵地发起盲目进攻，付出了巨大代价。情报不明。整编十一师进驻南麻以后，即将南麻地区的居民驱赶到自己的阵地之外，对外严加封锁消息，使华野很难侦察到国民党军布防的准确情报，给战役失利埋下了隐患。气候不利。7、8月份是沂蒙山区的雨季，一年中大部分的降水都集中在这个季节。整个南麻、临朐战役进行期间，大雨下个不停，华野都是冒雨进行行军作战，山洪冲毁道路，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展开，尤其是华野的炮兵纵队由于道路的
毁坏而无法参战，对华野步兵的攻击行动影响巨大。恶劣的天气严重影响了华野的攻击行动，使攻击效果大打折扣。 南麻临朐战役的失利，后果十分严重。华野不仅丢掉了沂蒙山根据地，而且让国民党打开了进攻胶东解放区的通道。
胶东解放区的沦陷 胶东解放区是山东乃至整个华北中共最重要的解放区。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这个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很大部分人员物资是通过烟台到东北的。胶东半岛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跳板，又是山东我军最后一块根据地，医院、伤员、兵工厂、后方机关（伤员和后勤机关人员超过5万人）都集中在胶东。所以国军确定三大目标即为占领政治根据地延安，占领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占领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及烟台。 战争开始后，烟台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航运往来频繁，东北我军兵工厂制造的炮弹、炸药、枪支和药品、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海运烟台，再由陆路运到山东和冀鲁豫解放区，支持关内解放战争，华野从北朝鲜采购的军火弹药亦从大连转运胶东半岛，胶东已成为重要的交通要冲。而且胶东还是抗
战时期就开始建立的老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华东和东北野战军中有5个主力纵队是胶东子弟兵组成的，胶东十几万民兵组成的地方武装是华野主要的后备兵源。加上胶东本身就设有十几处兵工厂和被服厂，1947年8月，胶东为华野当时仅存的兵源、军火、医药、电料及各种军需器材补给地，胶东是华野的总后方，也是华东局机关所在地，如胶东被国军占领或破坏对华野影响简直无法估量。 因为南麻临朐战役连战连败，中共中央对华野指挥机关也日趋不满。8月初，中共直接下达指示要求华野分兵两个兵团： 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向鲁西南和豫、皖、苏边区推进，配合大别山的刘邓之军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包括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辖第1、第2、第3师)，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师)，司令员何以样、政委丁秋生；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2师)，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师)，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8纵队(辖第22、第23、第24师)，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第10纵队(辖第28、第29师)，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和划归华东野战军指挥的晋冀鲁豫第11纵队。 西兵团由陈毅、粟裕直接指挥，没有组织兵团机构与任命指挥员，因此，通称陈粟大军。
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包括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师)司令员兼政委韦国清；第7纵队(辖第19、第20、第21师)，司令员成均、政委赵启民，第9纵队(辖第25、第26、第27师)，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以及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的第13纵队(至8月17日正式成立，辖第37、第38、第39师)，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还有第1纵队独立师、第4纵队10师。 许世友任东兵团司令员，谭震林兼兵团政委，任务是坚持山东内线作战。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一般只在战略层面给予各个解放区指导，类似这样直接干预部队编制划分工作十分罕见。作为华野的最高指挥者陈粟在中央指示下却只能指挥西兵团，相当于变相剥夺了陈粟一半的兵权。 华东局大本营机关在饶漱石、黎玉、张云逸、曾山等带领下，随许世友指挥的9纵先期进入胶东，集结到平度招远间的郭家店夏甸一带。8月4日，谭震林率2纵、7纵、1纵独立师和4纵10师（共22个团）向诸城方面转移休整。 华野主力退出鲁中地区后，国军迅速打通济南至青岛的铁路线，8月6日占领胶县，15日克高密，21日占昌邑，完成对胶东半岛的战略包围。蒋介石认为解放军在山东大势已去，急于结束战事。8月18日，蒋飞到青岛，部署九月攻势。为完成“统帅部的第三个目标——截断解放军国际交通线”，
国军决定以“占领胶东为作战目标”，国民党国防部调集整编第8、第9、第25、第45、第54、第64师及重建的74师57旅等部，共6个整编师20个旅，并配属重炮第13团、工 兵第2、第15团、装甲炮营、战车营、宪兵第17团及4个 保安总队，共51个团组成胶东兵团。 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兼司令官，采取所谓“锥形突进，分段攻击；并在海、空军有效支援下，求中共主力于胶东半岛尖端，予以歼灭”的战术，力争1个月内结束胶东战事，妄图消灭中共山东兵团，切断山东与东北的海上联系，破坏胶东兵工基地，彻底摧毁关内解放军战略大后方。胶东解放区主力山东兵团虽然下辖2、7、9纵，与由胶东军区部队新组成的13纵等4个纵队以及8个团左右的地方 部队，但2、7、9纵遭南麻、临朐战役重创，部队大伤元气，损失很多骨干，战斗力一时难以恢复。当时华野政治部在诸城2纵6师18团7连调查，战前全连131人，其中党员59 人；战后全连仅剩39人，其中党员22人。 由于7月分兵后华野连战连败，加上作战环境艰苦，生活条件非常困难。面对国军强势进攻，解放军内部情绪低落，思想相当混乱，对能否保住胶东持怀疑态度。面对国军的攻势，山东兵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先安排13纵和其他地方武装节节阻击，集结2、7、9纵主力，等待国军露出破绽再相机反攻。
9月6日，国军整编第25师由南、第9师由西进击平度， 第8师一部进至平度北昌邑配合作战。激战至8日，9师占领平度。9日，华野2、7纵队发动诸城战役，围攻64师156旅，至11日战役失败，不但自身伤亡惨重，而且也没遏制国军对胶东腹地的继续推进。
9月13日，整编第8师占领掖县，15日整编第54师领灵 山。16日，54师198旅配合25师40旅，向胶东中心城市、中共胶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莱阳进攻，经2日激战，18日，整编第25师攻占莱阳……至此，国军已经连续占领胶县、 高密、平度、昌邑、掖县、灵山、招远、诸城、莱阳等15座县城。
由于连战连败，解放军几乎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中共山东指挥机关在胶东开会，指出“胶东可能沦陷”，“要用三四个月的时间相机改变局面”，要求各地政权机关和武装“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就地坚持游击，作到“人不离区，枪不离人”。在国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范汉杰踌躇满志，认为“胶东胜利”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国军步步推进，这时的中共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七十
公里、南北不到四十公里的狭小地区。国军的炮声隐约于耳，解放军已经失去战略回旋余地。
在胶东最后的解放区聚集着中共华东局大本营，以及胶东军区机关、部队、伤病员、随军撤退的群众和大量军用物资，形势危在旦夕。在严峻的形势下，部队情绪出现波动，“反攻，反攻，反到胶东”，“被人赶下海喂鱼”等言论四起，甚至不少干部认为胶东会发生第二个“皖南事变”。华东局开始组织突击掩埋兵工厂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疏散安插部队家属和伤员，很多区县的政权机关、部队及家属，已经开始通过海路向大连转移。
在危急时刻，华野东兵团按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留13纵 39师协同各军分区独立团等地方武装，继续坚持胶东抵抗 （其实是等于彻底放弃这些部队和胶东）；9纵、13纵主力则放弃胶东，掩护华东局及机关单位向外突围。最后，选择从国军整9师、8师的结合部夏甸、道头一带做为突破口。
9月22日晚，华野东兵团开始兵分两路行动，在平度大泽 山东北的道头附近，整8师和9师差点合围9纵及中共华东 局，在13纵顽强阻击和9纵拼死冲锋下，解放军付出重大 代价，一昼夜连撤180公里才摆脱险境。（当时情况极其危
急，许世友亲自率部突围，说“不怕死的跟我冲，冲出去就是胜利”）突围部队转到敌后的大泽山区，13纵留在大泽山继续游击阻扰国军，9纵则继续向西南推进，于10月1日在高密西北的朱阳与2、7纵会合。
范汉杰以整9师、64师分两路尾追9、13纵，其余3个整编师继续向胶东腹地攻击前进。整编8师9月26日克龙口， 27日占黄县，30日占蓬莱；整54师和25师齐头并进，9月 27日占领栖霞，29日占领福山，10月1日攻占最终目标原胶东解放区最重要的城市---烟台。
自此，国军彻底切断东北中共与山东中共的海上通道，烟台作为中共与东北的战略物资转运的最重要之枢纽，国军攻占后，各类物资缴获巨大。10月2日攻占牟平。10月13日，国军25师一个团海运占领威海卫。
除残存零星武装抵抗之外，至此，中共胶东解放区已全面沦陷。华野进入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达到其军事胜利的顶点。
华野被取消番号 华野连战连败，丢失沂蒙山根据地后，又丢掉最重要的胶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对华野的不满也到达顶点。 1947年9月22日，在胶东保卫战最紧张的时刻，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解放区及渤海区重新划分如下： （一）陈粟西兵团改为冀鲁豫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辖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及王秉璋纵队。 （二）渤海区暂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 （三）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负责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 （四）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 （五）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负责指挥，受华东局直接领导。 从中央这份电文中可知，军委已确认要撤销华东野战军番号，并对华东局及华东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肢解。至此，成立
仅仅8个多月的原华东野战军建制已不复存在。 但是，军委的意图遭到了华东局和华野的抵制，对外仍继续使用华野名称。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粟，重新确认“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
陈粟： （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
（三）因胶东、渤海、鲁中三区现在已可打通，渤海武装应即向黄河以南发展，故将原决定改变，渤海仍归华东局管辖，但该区对于你们的补给事宜，则仍归邯郸局统一筹划，
以免分歧。
（四）战局可能发展得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当你们派部出皖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四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西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决定，现时不要通知他们。 （五）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此时胶东、鲁中南根据地皆入敌手，而渤海区又给了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军委的意图很明确，不仅华野的番号要裁撤，连华东局机关也不打算保留，只是为了照顾华东局以及华野领导人的情绪，允许其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但在实际上则坚持“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 所以，从47年9月22日起，原“华东野战军”就建制与 指挥系统而言，实际已不复存在；从47年10月15日起，“对外号称华野”的只是隶属晋冀鲁豫建制的陈粟西兵团。 而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东兵团，则改为“华东野战兵团”
（作战命令均为“华作字**号”）。此时东、西两部各自独立、亙不隶属，陈、粟管不着华东野战兵团，事实上剥夺了陈粟对东兵团的指挥权。 48年1月26日，中央计划成立华中分局，由陈毅任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华中分局隶属华东局。中央实际意图应是以此为后盾，为粟兵团（为1、4、6三个纵队）进军江南作准备。 同时，华东野战兵团的七、九、十三纵三个纵队组建成山东兵团，由原来负责保卫胶东根据地任务，其任务也改为全力解决山东问题。以华东野战兵团的二纵加在苏北的华东军区十一纵、十二纵组建苏北兵团，支援陈粟部队下江南。 中央于2月2日确认在华东地区成立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 （实际范围仍在山东南部一带），指出苏北兵团由陈粟指挥，山东兵团受华东局节制。此次编制调整，主要是让苏北兵团策应粟兵团过江作战。 但是，48年3月苏北兵团组建完毕后，一直接受华东局、华东军区直接指挥。而原计划成立的华中分局也未能实现，原因是提前渡江的作战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48年5月底，为加强中原地区作战力量，中原局得以强化配置，陈毅到中原局任第二书记（邓任第一书记，刘邓陈以及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粟裕等任中原局委员）。粟裕代理了陈在西兵
团的职务。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由于西兵团“对外号称华野”，粟裕因此也就成了晋冀鲁豫局建制（后属中原局建制）下的华野代司令，同时兼任中原局下属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华东野战军被裁撤，实力最雄♘的华东野战军被肢解，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解放战争中各个解放区不是没打过败仗——林彪在东北有四平战役的失利，聂荣臻在华北有集宁、张家口战役失利。但是都没有华野先丢掉苏北再丢掉山东根据地对中央军委刺激大。华野作为当时各个解放区兵力最多（64万人），武器装备最好，战略纵深最大的野战集团，却在孟良崮战役后屡战屡败，实在让中央军委无法接受。 不仅中央对华野指挥机关不满，7月分兵后外线出击的一线将领更是牢骚满腹。 9月4日，陈粟一到西兵团，就成为众矢之的。对分兵作战久怀不满的将领们将满腔怒火倾泻到两位首长身上。 “两位运筹于帷幄，大概还不知道外线疲于奔命之苦吧？“陈士榘历述他们进入鲁西南后一路被国民党军队撵着屁股打的情景，转述部队流行的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圆圈，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昼夜不停，疲劳不堪。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
叶飞的俏皮话也来了：“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龙过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见到我军是闻风而遁。现在倒好，他竟然敢跟着我们追。我叶飞现在有了一个外号，你们知不知道?我叫面包。” “面包虽然稀松了点，却是干货。我陶勇英名全逝，被人家点着名叫西瓜，这简直是奇耻大辱。”陶勇说话不客气，他直接点到了根上：“7月分兵，开始我就不赞成。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一只手，是握成拳头打人有力，还是伸开指头打人有力？” 虎将王必成作战凶猛，说话的火药味也能呛死人：“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追得我们东奔西跑，到处躲藏。真他娘的丢人现眼！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是粟裕同志。‘常胜将军’怎么也打败仗？！陈毅同志也有责任！“丁秋生立刻接过王必成的话，对陈粟提出尖锐的批评：“现在倒好。山东大片根据地丢失了不说，大量的百姓惨遭屠杀。过去他们都用乳汁养活我们，我们再在这里打转转，不说对不起其他的人，我们对得起那些因分兵后死去或者遭到污辱的乡亲们吗？” 客观的评价，7月分兵是山东战场的重大转折点。孟良崮战役后，华野上下对自身实力估计过高，内线仅仅5个纵队 却要将战役目标设定为歼灭3个整编师，南麻失利后还要接 着打整编8师。外线出击不过5个纵队还要兵分两路。兵力
分散导致处处受挫。结果不仅没能策应刘邓，反而丢掉沂蒙山根据地以及胶东解放区，部队损兵折将达6万人，是华野最大的挫折。 因为华野外线出击兵团被打残，刘邓身困大别山；陈唐成了掩护刘邓的消防队。1947年下半年可谓中共形势最严峻的时刻。正是在这个时期，连毛泽东也悲观的预计，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有十几年。 鲁西南战役后，华野确实应该分兵，但不应该分得那么碎，一半主力留山东，另一半5个纵队集中南下鲁南，从东北边威胁徐州；中野更不必去贫瘠的大别山，而是直出豫皖苏，从西南边威胁徐州。徐州是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总后方，一旦有失，前方的部队岂不是一下子成了浮棋？按照这样的策略，则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将提前失败，中野也不至于在大别山战果寥寥却损失过半了。
国民党再次失误与山东战局逆转 国民党占领胶东解放区，实现了其重点进攻的战略目标。其军事胜利在1947年达到顶峰。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国
军占领胶东解放区后分兵把守立刻陷入机动兵力不足的窘境。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为了加强围攻大别山中野的兵力，急调刚刚占领烟台的整编25师海运上海转用于大别山区， 整编9师经潍县空运中原。范汉杰兵团不过6个整编师，一下子调走1/3的兵力，国军彻底丧失战场主动权，只能被动防御，等待解放军进攻。 这里多罗嗦几句。蒋介石调走整编25师与9师是又一次重大战略失误。大别山中野虽然从战略层面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刚刚进入大别山的中野还没能立足，其重武器全部丢失，部队也损失很大。由于实力不足，实际上对国民党重要城市威胁并不大。为了围攻中野蒋介石不顾一切的从其它战场大量调兵，代价实在过于昂贵。 首先是鲁西战场调兵。8月1日，华野外线出击部队——叶陶兵团与陈唐兵团在山东加祥会师。但是由于长期在外线作战，部队已经极度疲劳，伤病无法安置、粮弹得不到补充，不仅部队大量减员实力只有出击前的一半，而且经过长途奔波和反复征战，部队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解放军最强的机动能力也基本丧失。甚至有人认为，此时这5个纵队的局面比长征时期更艰难。因为长征时红军还可以钻进山沟里躲藏休息。而这时华野外线部队，上有空中打击，下有地面追逐。部队位置完全暴露，在湖泊河岔之间挣扎，已经接近崩溃的极限。
而国军却背靠徐州、郑州、济南灯重要城市枢纽，凭借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条大动脉，兵力雄♘、调动快捷，先后集中了11个整编师，不仅切断了鲁西与外界的联系，并且杀到运河边，压迫包围圈里的叶陶陈唐兵团一步步退到黄河边。 就在这个国军军事形势十分有利，华野外线兵团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时。8月13日中野突然突破陇海铁路，向长江流域挺进。蒋介石遂不顾一切从鲁西战场抽调兵力去围攻中野，鲁西包围圈自动瓦解，华野外线兵团不仅脱困，反而在豫皖苏获得巨大的发展。 其次是胶东战场调兵。国民党虽然占领胶东，但是解放军实力犹存。蒋介石不仅不利用占领胶东后的有利军事形势，集中兵力追歼失去根据地的解放军胶东部队，反而从胶东战场调走1/3的兵力，将好不容易获得的战场主动权拱手让出，坐等解放军反攻。 胶东是什么地方？它不仅是华野的兵员基地、兵工生产基地，更是从东北向关内解放军输血的大动脉。占领胶东，华野、中野不要说获得发展，就是维持现有规模的部队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发起济南、淮海这样规模的战役了！整编25 师与9师不过4万多人部队，加入到大别山战场并没有决定 性作用，而留在胶东将发挥其它战场20个整编师都不能发挥的作用。
力量使用本末倒置，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胶东解放军反攻 国军兵力不足，解放军立刻反攻。 11月6日，奉命东调的整9师由高密进至丈岭地区时，东 兵团第7、第9纵队突然出击，双方激战数日。13日，整9师回头向大沽河以东撤退。东兵团发起追击，先后收复高密、胶县、平度等城镇和广大地区，使胶东、滨海、鲁中三区再度连成一片。 胶高追击战后，范汉杰兵团被迫退守青岛、龙口、蓬莱、福山、烟台、威海等沿海点线；由于兵力不足，位于胶东腹地的重要枢纽莱阳县城仅以整54师一部及保安部队5000人 困守。12月4日许世友兵团以第7纵队发起莱阳战役，至 10日歼灭国民党守军大部，残部为第13纵队第37师全歼，在此期间，第2、第9、第7纵队以绝对优势兵力击退由青岛出援的国民党军8个旅的援军，莱阳攻克后，海阳国民党 守军在第13纵队围困打击下，于11日从海上逃跑，海阳遂 为第13纵队收复。 胶东战场如此窘境，蒋介石不但不增兵，反而在12月中旬调54师主力赴援锦州，64师开赴苏北战场，范汉杰兵团只剩下2个师，勉强保持着烟台、蓬莱、青岛、即墨等城市要点，至此，国民党在胶东获得的全部战果丢失殆尽。解放军大动脉被切断仅仅2个月，又恢复畅通。
如果不是蒋介石不合时机的撤兵，许世友兵团很可能被全歼或被迫渡海远撤辽东半岛。失去了胶东半岛，华东野战军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后方保障，以后的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将失去了支撑。 胶东战场国军先胜后败是关内军事形势在48年逆转的关键。
1948：急转而下的战局导读： 战局逆转：解放军反守为攻转折点之析 小三大战役：国军作战意志被摧毁豫东战役：国军最后的回光返照
第一节：中野走出大别山，中原战局逆转 1948年3月，由于中野在大别山实在无法立足，被迫转出 大别山。1948年5月9日中原军区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正式改称中原野战军。这是解放战争真正的转折点。中野走
出大别山，战局立刻出现重大变化。 首先华野外线兵团、陈谢兵团卸下了策应中野的包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可以任意选择最有利的预选战场作战，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中野进入中原，彻底摆脱在大别山即无法立足又处处被围攻的窘境，在下辖7大军区31个军分区支援下，如鱼得水。在中原纵横驰聘，既独立作战，又与华野外线兵团、陈谢兵团相互呼应，中原棋路一下子走活了。 中野、华野外线兵团、陈谢兵团等三只大军在中原纵横驰聘，或围点，或打援、或断“线”、中原大地处处烽火，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被搅得稀烂。由于国民党高层反应迟钝，面对解放军的反攻进退失据，处处被动挨打，用兵思路一变，整个解放战争局势就在短短几个月发生颠覆性逆转。
转折点之析 毫无疑问，1948年是解放战争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里国军精锐部队基本丧失殆尽。国民党失去大陆也成定局。但是，关于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历来有不少说法。八九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流宣传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多的时候则认为是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当然也有一些少数人的看法，例如认为是“三大战役”之前的济南战役，或者更早得多的孟良崮战役，等等。这些观点都经不
起推敲。所谓转折点，当然是指战场形势出现关键和实质转变的时间。既然称为“转折点”，那么在这个点之前，蒋介石应该仍有战略上取胜的可能；而在这个点之后，国民党就败局已定，区别只是败多败少，败早败晚，败得难不难看的问题了。 由是观之，“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确败局已定，但这是智力正常的普通人都能一眼看到的事实，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如果国军将领都是这个时候才知道败局已定，那他们就真的太饭桶，解放战争也不用打4年，1年就够了。分析“三大战役”的过程可以发现，不仅这三个大战役，而且几乎所有的小战役和战斗都是由解放军主动发起，积极求战，国军则是被动应战，甚至消极避战。这和解放战争前期和中期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解放军是尽量避免主力决战的，国军也敢于主动进攻，积极寻求决战的机会。这就说明在三大战役前，甚至在济南战役之前，这场战争就已经达到了转折点，大多数国军将领和部队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转折点，感觉到前途的阴暗和渺茫，失去了打赢的信心。当然，解放军上下更能感觉到这个转折点，因而士气高涨，信心爆棚。双方以这样的状态进行决战，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在济南战役和三大战役中，国军绝大多数部队，包括那些曾经战功赫赫的部队的表现简直一团糟，不仅输，而且输得十分窝囊，投诚和“起义”的也数倍于前，只有黄百韬等少数部队还算
打出了应有的水准。 济南战役很明显地就是解放军主动求战，国军守军被动应战，援军消极避战，而就战役规模和济南的重要性来说完全不应如此。那么显然，真正的转折点肯定是在济南战役之前。1948年8月是双方休整和总结的时间，这个转折点只能出现 在1948年3月—7月间，主要由三个“小三大战役”组成。这三个“小三大战役”分别是：四战四平、临汾-晋中战役、豫东-兖州战役，下面我们来回顾这些重大战役过程及 其深远影响。
第二节：转折点之四战四平 在解放战争期间，四平的争夺绝对是决定东北局势的风向标。1946年3月一战四平，我军消灭了国民党收编的东北土匪，拿到了这个战略要地。1946年4月二战四平，我军被杜聿明集团击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优势地位。1947年6月三战四平，陈明仁血战守住四平，让我军夏季攻势提前终止，国军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撑住了东北的局势。 1948年3月，我军在冬季攻势中势若破竹，先后占领彰武、
鞍山、营口、法库、开原等中小城市，累计歼灭国民党军五万余人，争取一个师起义。在此情况下，林彪第二次决定攻打四平。1948年2月27日，林彪下达作战命令，以1纵、7 纵及3纵一部、独立第2师、总部直属炮兵团承担攻城任务， 由1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统一指挥。 此时东北我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东野已有12个主力纵 队，加上地方部队共有105万人，而东北国军不仅实力只有东野的一半，而且龟缩在若干个孤立城市据点里，态势非常不利。更奇葩的是，48年1月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到任后基本无所作为，对国民党任何军队或城市遭受攻击一律不管不问，任其自身自灭。 当时的四平守军仅有一个在第三次四平争夺战中伤亡惨重仍未恢复元气的第88师，以及第71军和新1军的留守人员、地方民团，计一万九千余人。 外无必救之军，内无必守之城。四战四平也就没有的悬念。1948年3月4日，东野攻城部队开始外围战斗，集中力量 扫清四平守军的外围支撑点。各部队分头进攻，先后攻占了海丰屯、徐家窑、新立屯飞机场、师道学校、红嘴子，东门外地堡群以及城北制高点三道林子，到1948年3月10日国民党军外围支撑点全部被东北人民解放军肃清。1948年3月12日7时40分，总攻开始。第一纵队从西北、正北两个突破点向城里攻，第三纵队从东北、东南向城里攻，第七纵队
从西南往城里攻。8点钟，三个纵队相继突破国民党军之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突入路东的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采取迂回穿插战术，把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打乱，随即组织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激战至深夜国民党部分残兵缩到两个据点。守军指挥官彭锷仓皇间带着一千余人向北突围而去，扔下了仍然坚持在阵地上的大部分国民党第88师官兵。1948年3月13日晨，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重新组织和准备，对国民 党军残部发起最后猛攻。7点整战斗全部结束。 这次战斗攻歼灭国民党军1.9万余人，其中生俘1.56万 余人，毙伤3780人。攻占四平意义甚大。 1948年3月之前，国军在东北战场上虽然形势不利，但真正成为“死棋”却是在四平陷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国军要撤出东北，收缩到关内，所面临的只是政治上的压力，军事上仍然是可行的——因为国军占据四平，就控制着长春到沈阳的主要交通线。 蒋介石在1948年初就有撤出东北的打算，只是还想观望一段时间。由于东北事实上由国民政府管治的时间很短，东北的政治势力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并不大，因而实质的政治压力也不会很大，主要是面子问题。如果军事上的确危急，面子还是会让位于军事的，蒋介石不会蠢到连这个轻重缓急也分不清。
但四平陷落后情况变得复杂了。长春断了后路，而被包围在长春的有整整十万国军，里面包括中央军新7军以及地方 部队60军。这么多为“党国”效忠的军人如果撒手不管，必将让其他国军官兵为之心寒。军心一散，后面的仗就更没法打了。因此48年3月后蒋介石对东北虽有撤退的想法，却一直犹豫不决，没有真正付之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解放军攻克四平对东北以至全局的意义，实际上比攻克锦州还要大。 反观卫立煌对解放军攻击四平居然不管不问，实在是陷东北国民党军队于死地的愚蠢之举。
第三节：转折点之临汾-晋中战役临汾战役 1947年12月，解放军三打运城后终于攻陷该城，国军防 守部队13000余人全军覆没。运城解放后，国民党军在晋南仅剩下临汾孤城。 运城攻克以后，徐向前决心把攻占临汾作为1948年春季的第一个战役。夺取临汾，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地区
连成一片，并可下一步北上晋中，围攻太原。徐向前指挥解放军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太岳军区8个团和吕梁部队一部，发动临汾战役。 临汾古称平阳，位于晋南平原的汾河谷地，相传是古帝尧王建都的地方，因此又有“尧都”之称。它东扼太岳，西临汾河，北接晋阳，南通豫陕，既是山西南北相通的咽喉，又是太岳和吕梁两大山脉东西联结的枢纽。城池依自然地形建在一个大土丘上，内高外低，墙高壕深，东关亦有城墙，规模仅次于古城。整个城郭状似卧牛，易守难攻，故人称“卧牛城”。 日军侵华期间，曾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阎锡山在原日军城防工事基础上，又精心构筑了防御工事，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第一道防线是外围警戒阵地，以城东城南城北2.5公里、 城西7.4公里内的较大村镇的据点和主要建筑物的据点构成，各个据点都筑有高碉、明暗火力点及外壕、劈坡、鹿砦、电网、雷区等障碍物，形成独立的支撑点。其中，城南尧庙据点，主要是为了防守飞机场和城南一线，火车站据点，是突出东关的一个据点，电灯公司据点，成为东关第二个前进阵地；城北的郭家庄，地势较高，在这里修起了护卫城北一线的外围据点，临汾城西，紧接汾河，城的西门正对汾河渡口，且城西居高临下，攻城部队不易接近，为此于西门外左侧高
地，也筑了一个据点，以护卫西城防和掩护渡口。 第二道防线是护城阵地(也叫环城阵地)，以环城周围的27组碉堡构成，每组三碉，品字形配备。每组又以一个以水泥、片石构筑的较大的坚碉为主碉。此种据点，一般距城50-80米。每组碉堡的四周还有地堡和暗火力点，并挖有外壕，设有铁丝网、鹿砦、雷区等副防御物，有的还有暗道通向城内。这些明雕、暗堡相互之间、与城墙之间又构成严密的立体交叉火力网。 第三道防线是外壕和城墙阵地。外壕在旧护城壕基础上挖成，深20米，宽30米，紧贴古型青砖砌成的城墙。城墙高 15米，上♘10米，基♘20-30米。城墙的上中下三层分别设置了火力点，可对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实施全天候火力控制。第一层叫上层阵地，即在城墙四角和四个城门楼上构成火炮、轻重机枪、步枪、火焰喷射器等多种火器联合使用的据点工事；第二层叫伏射工事，即把城墙半腰挖空，构成轻机枪、步枪和火焰喷射器的暗掩体；第三层叫下层阵地，即在城墙根周围向外挖出低矮的地堡，对城墙外只有射击口，没有出入口。 第四道防线是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城墙之内有一道宽、深均为3-6米的内壕，壕内每隔15米有一个伏地堡。 城内沿街各要道和高大建筑物上，筑有11个巷战据点。交战中，国军还在鼓楼东侧挖了一道战壕和许多步枪、机枪掩
体。除此以外，在城东偏南与主城相连的东关，相当于主城的l/4，东关城墙的高度、♘度及周围的工事，仅次于主城。对这样坚固的设防，国军守城总指挥梁培璜曾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多胜少，我们把临汾城周工事，筑成法国的‘马奇诺’，来他个以少胜多。” 临汾国军最高指挥机关为“保卫临汾总指挥部”，除总指挥阎锡山第6集团军中将副司令、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外，副总指挥为阎锡山61军副军长娄福生、66师少将师长徐其昌、胡宗南部30旅少将代旅长谢锡昌。守军有胡宗南部30 旅(欠89团)和27旅炮兵营，阎锡山部61军66师、补充1 团、2团，以及保安团、保警队、爱乡团等。总兵力约2.5万人。梁培璜为固守临汾，长期固守，战前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 蒋介石在运城被攻克后，为了保住临汾，牵制晋南解放军对西北战场的支援，除令胡宗南的第30旅留守临汾并不断 派飞机助战外，又令阎锡山在晋中的66师增援临汾。阎锡山也视临汾是太原的南部屏障，号召“保卫临汾，就是保卫太原”，要求部下“与城共存亡”。 临汾工事很坚固，守军也顽强。临汾攻击战整整打了72天，但是援军却连人影都没看到。外无必救之军，内无必守之城。再坚固的城市，没有援军总有被攻克的时候。如此战略要点阎锡山居然没有动用全部力量增援，其战略眼光实在
太差。 为加强临汾防卫力量，阎锡山作出决定，由参谋长郭宗玢起草命令，派驻介休的国军66师徐其昌率部接防。同时， 为了统一指挥调动临汾守军，任命临汾守备军第6集团军中将副司令梁培璜兼任晋南武装总指挥。 1948年2月21日至23日，解放军在翼城召开了营以上含工兵连排干部动员大会。徐向前指出春季攻势第一个战役计划，目标就是打临汾。一场大仗恶仗即将打响了。 战役第一阶段是扫清外围、形成三面攻城之势。经过一周的激战，解放军夺取了城外的大部主要阵地。徐向前的指挥所随即前移进驻东堡头村。 国军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字太璞，河南光山县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旅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是王靖国系的骨干成员，又是阎锡山的“铁军组织”的二十八宿之一。面临解放军的铁壁合围，他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坚守待援。在高级军官的会上宣布“八杀”的命令：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城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 解放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城垣附近实施猛烈突击，
国军依托集团工事组成密集的火网，部队前进受阻。临汾城池呈“吕”字形。上部的小“口”朝东，没有设关，不仅有密集的居民建筑，而且有坚♘的高大城墙护卫；下部的大“口”座西，背靠汾河，其西、南、北三面设有城垣、城门，设有城关。城西紧靠汾河，解放军无法展开；城南为开阔地带，国军设防严密，形成体系，使进攻部队很难接近城垣；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国军守备薄弱，但开阔地深广，解放军无法隐蔽接近国军；只有东关是攻城解放军实施突破的有利地段。梁培璜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将东关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将战斗力比较强的第66师放在这里扼守。 解放军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把城东与城北作为重点攻击方向。命令以十三纵向东关突击，力争打击第66师主力，并策应城北解放军攻城；以八纵第23、24两旅位于城北北门及以西地段，主攻兴隆殿等要点，以太 岳部队4个团位于北门以东地段，主攻日本坟等要点。战斗打响后，两支解放军注意协同，在攻击过程中形成合力，破垣人城；以八纵第22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位于城南助攻，牵制国军。 3月22日子夜，解放军攻城部队炮兵开始实施火力准备，为数不多的大炮小炮一齐向城墙部位轰击。3月23日，解放军发起全线进攻。 十三纵39旅突击东关屏障-电灯公司。电灯公司这个要点
被国军视为“生命线”，它紧靠城垣北侧外壕边沿，筑有一道道的围墙，挖掘了不少暗道和外壕，明碉暗堡加多种类型的铁丝网，构成了独立的“小城堡”。 解放军破国军3道战壕，陷两座碉堡，国军前沿阵地被突破。 国军66师师长徐其昌亲到东关地道口督战。炮群猛轰，援兵蜂拥而上。解放军与国军展开逐屋逐地争夺。房塌墙倒，工事被打平了，国军用弹药箱装土垒起来，继续抗击。 血战数日，国军7次反冲锋失败，解放军攻占了电灯公司阵地。 解放军38旅从东南方向猛攻东关城垣。坑道爆破，炮火轰击，城垣上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敢死队登上城头，国军拼死抵抗。解放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来，敢死队被国军压下城头。 4天后，38旅向东关发起第二次攻击。城垣被炸开了。数支敢死队冲向城头。国军凭借交叉火力死命抵抗。狭窄的缺口上，解放军兵力施展不开，炮火支援不上，死伤者众多，被逐下城垣。 与此同时，国军在城北与解放军反复争夺，虽失掉4号碉堡等阵地，但仍与解放军形成对峙状态。 激战20余天，解放军在伤亡巨大后，基本扫清临汾外围国军之据点，但攻城却在国军的顽强反击下未能实现。
战斗中解放军八纵24旅王墉旅长到城北看地形，被击中阵亡。
3月31日，解放军决定采用爆破方式炸开东关城门城垣后攻城，随即安排两个团进行此项隐蔽工程作业。具体的方法是：在控制外壕的同时，都进行破关的坑道作业。坑道作业完成后，由工兵指导传装炸药和安放雷管。爆破成功即并肩登城，将国军66师歼灭。为了确保结果，解放军工兵连连长到东关电灯公司侦察，选择坑道作业的具体位置。 十三纵39旅3月23日及27日两攻东关后，东关外东北角，除剩下电灯公司的烟囱和残缺不全的围墙外，其他建筑已成一片废墟。决定以电灯公司的断墙为遮蔽，向东关墙底下挖掘坑道。为防备国军破坏坑道，需挖掘四条。从电灯公司的南墙位置往外挖两条。定了坑道掘进位置后。尽快在电灯公司的外壕挖一条交通壕，再从交通壕挖一条坑道通到东关外壕，以便把东关外壕控制起来。 夜里，国军防备解放军再攻东关，不停地发射照明弹，解
放军挖掘作业只得等国军的照明弹灭时才挖，照明弹一亮就停下来。这样停停挖挖，挖挖停停，进度很慢。后步兵在正面垒一道30米长的隐蔽土墙，挡住国军的视线。 当天晚上，解放军挖掘多条有掩盖的交通壕。4月5日，坑道顺利地挖到东关外壕边。 4月8目，破关坑道完工。 4月9日，装炸药，安放导火索和装置炸药雷管16000斤。 4月10日上午，进行坑道爆破前最后一次检查。 阎锡山命娄福生乘飞机飞抵临汾城，降落在刚修好的飞机简易跑道上。 61军副军长娄福生来到团以上军官会议上，传达了阎锡山的手令：“援兵不日即到，援兵未到之前要靠现有武装死守临汾，全体将士要与城共存亡，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4月10日，解放军92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开火，对国军阵地实施射击。一小时后，营连的各种火器同时射击，火力准备持续两小时，国军东关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接着，升起了两颗信号弹，司号员吹响了一长两短的号令 -这是爆破城墙的信号。两声巨响，地动城摇，石块、砖土铺天盖地而来，落在人们附近，16,000多斤炸药把城墙突出部炸成了两个不规则的大缺口。霎时间，解放军在坑道爆炸后的烟尘下，分别从两个爆破口向城头冲锋。在东关城楼东北角突击部位置的解放军30名敢死队员由于隐蔽点离爆炸
现场太近，除10人幸免外其余全部被炸死了。解放军敢死队员跃上城墙和内壕，迅速抢占春牛巷，突击成功。 当敢死队员冲到东大街街口时，被国军火力压制住。这里的碉堡四周挖有树米深的内壕。碉堡机枪与内壕边沿的火力点组成交叉火力网。经过解放军的爆破，碉堡被炸毁。当敢死队员正要进碉堡取枪时，东大街的国军忽然端着刺刀反冲锋，双方在街巷中近距离撕杀在一起。 夜间战斗，国共两军形同捉迷藏，谁也看不清谁。当解放军从突破口冲向春牛巷时，挤在伍边有一群人，抬着一挺重机枪，随着飞速前进。一个战士问，“哪部分的?”该队中的一个人不耐烦地回答，“2营机炮连的!”解放军都以为是兄弟部队机炮连的，遂相安无事。当炸药包燃烧升起的火光把东大街口照得和白天一样明亮时，才发现和他们挤在一起的那个重机枪班的人，左臂未缠白毛巾，穿的是灰军衣，帽子上有洞，是国军！ 东大街口两侧是内壕，只留街口通道，是进入东大街的关口。大街上国军修建大小碉堡几十个，每碉配备机枪，构成既能够互相策应、又能够独立守备的纵深防御体系。 这些碉堡里的国军用机枪封锁着大街口，一场艰苦的巷战开始了。解放军爆破组未到达目标就被打了回来，于是又重新组织火力爆破，院墙内掩体被炸垮，部队冲了进去，占领了东大街的一座院落。这就为进一步向守军指挥部进攻找到
了一个立足点。爆破组实行强行爆破地堡的办法，占据了半条东大街。后又占领了国军66师师部。 4月15日，双方攻守护城壕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了。攻城部队每一块阵地都要遭到国军拼死抵抗和反复争夺。 太原的空军飞机一次又一次的轰炸，连续轰炸使解放军刚挖开的坑道又被塌埋，伤亡惨重…… 这一带国军想利用房屋进行抵抗，于是解放军就用炸药炸掉房子，国军只好退到城墙下的三个大土堡阵地。解放军连夜挖了三条堑壕，并多条暗道挖到敌人尚控制的外壕的中部和底部，把腰部作为火力点，把底部作为出击洞口。当出击暗道挖好后，解放军即集中全部火炮和轻、重机枪，压住国军城墙上的火力点。同时打开已挖好的暗道口，多路多组同时进入外壕。在腰部火力点的掩护下，以炸药包、手榴弹和连续爆破的手段进攻，并抬来火车铁轨，在外壕壕底构筑起上、中、下三层火网，并设置附防御物。准备再次攻打国军1号碉。敢死队跃进到国军1号碉阵地50米的几个坟冢前面停下来，一字长蛇阵向后延伸，卧倒在地，使着铁锹挖掘战壕。凌晨3时，一条150多米长的锯齿形交通壕挖成了。并 向左右两边挖筑了两个加盖的机枪掩体。工兵班乘机潜入1 号碉下的窑洞内埋放500公斤炸药。下午5点又一次大规模的爆破后，1号碉阵地东面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临汾保安团第一营被打垮了。
5月上旬，解放军攻城部队已经挖掘好了15条进攻坑道， 40余条掩护坑道，除被国军发现破坏以外，还有三条主坑道保存完好，硕大的爆破洞已经挖到城墙的墙基下。 国军赶忙加强反坑道作战，组织了由狙击手和工兵构成的反坑道部队，在城东、南、北三面沿城墙脚下及外壕外沿通挖Y和T型反坑道，仅从东大门到东南城角630米宽的区域就挖设了36条反坑道。 5月16日，解放军已经在坑道中安放了黑色炸药124000 斤，黄色炸药6000斤。当晚19时，临汾城墙被炸出了两处 40宽的豁口，解放军突击营冲进豁口后，就步入了国军设置的电发连环地雷区，没有多时，突击营就被炸倒了一半。但后续部队的兵员滚滚的轮番进攻和爆破作业不久就把国军第二道防线-内壕和第三道防线-暗堡群给突破了。此时城内国军已经失去控制，各自为战，到凌晨2时左右，城防指挥部也被占领。到此，临汾攻防战基本结束了，解放军为此伤亡15000多人。 国军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在5月 17日晚，率6名随从人员从临汾西门突围到马务村北后，18日被俘。徐其昌、谢锡昌也在城内被俘。只有娄福生突围成功，返回太原。 临汾战役历时72天，共毙伤俘国民党军2.5万余人，俘梁培璜。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
成一片。第8纵队第23旅战功卓著，晋冀鲁豫军区前指授予其“临汾旅”称号。
晋中战役 晋中战役可以说是山西版的“莱芜战役”。 1948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攻克晋南军事重镇临汾后，国 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调整部署，以5个军部、14个师、3个暂编总队，以及22个保安团、21个保警大队等，总兵力约13万人，布防于北起忻县、南到灵石、东至榆次、 西至孝义、汾阳等15座城市的狭长地区，构成以太原为中心，以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为骨干的晋中防御地带，并以其第34、第43、第6l军各一部，及阎锡山“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共13个团组成“闪击兵团”，进行机动作战，由于控制区日益减少，粮食成了大问题，所以，“闪击兵团”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掠小麦。 华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为保卫晋中麦收，削弱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的有生力量，创造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以第1兵团第8、第13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北岳、太行军区部
队各一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部队一部，共49个团6万 余人，由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方针，发起晋中战役。 6月11日，吕梁军区3个旅进至汾阳、孝义间打击抢粮的国民党军，并攻占仁岩等地;12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13日，阎锡山令“闪击兵团”分别由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等地出动，企图歼灭吕梁军区部队于高阳镇地区。吕梁军区部队进行奋勇阻击，至17日双方形成对峙。第1兵团为诱使“闪击兵团”回窜，求得在运动中歼其一部，18日以第8、第13纵队从平遥、介休东南山地隐蔽北进，实施迂回，19日逼近平遥、介休间铁路线，并待机歼灭回窜之“闪击兵团”主力。北岳、太行军区部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两个旅分别破击榆次至太谷间与太原至忻县间的铁路，阻止与箝制由太原方向南援之国民党军。20日，“闪击兵团”发觉退路受到威胁，立即星夜夺路回撤。21日，当“亲训师”、“亲训炮兵团”进至张兰镇以北地区时，第8纵队和太岳军 区部队当即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歼其大部，其一部退入张兰镇，24日与驻该镇的暂编第45师新兵团一起被太岳军区部队歼灭，“闪击兵团”余部撤回平遥。 在此期间，吕梁军区部队和第13纵队分别歼灭阎锡山部第70、第71和暂编第37师各一部。23日，继将由平遥北
撤之第19军军部、暂编第40师，压缩于祁县西南北营村， 24日将其主力歼灭于北营村，仅其先头团逃向祁县;阎锡山急令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率暂编第10总队到太谷坐镇指挥，调整兵力，企图在祁县、平遥间与 解放军决战。据此，第1兵团遂以小部队在祁县地区与国民 党军周旋，主力于29日挥师北上，乘虚直捣晋中腹地，在榆次、太谷、徐沟间开辟战场，创造战机。 为了围歼赵承绶集团，徐向前令太岳军区和北岳、太行军区部队于3日大举破击榆次、太谷间铁路，攻克北阳、东阳 车站。赵承绶在后路被切断的情况下，急令第71师、暂编 第46师和暂编第10总队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轮番猛攻 董村阵地，企图打通北撤道路。太岳军区部队坚守阵地4昼夜。与此同时，北岳、太行军区部队也击退了由榆次南下增援的第68师，终于将赵承绶集团全部拦阻在太谷及其附近地区。 6日，陷于困境的赵承绶集团企图由榆次、徐沟间夺路北 逃，正好进入解放军的预设战场。7日晨，第13纵队与第8纵队一部分路追击，切断通向徐沟的道路;北岳、太行军区部队在太岳军区部队的协助下，自东阳镇地区向西猛插，截断了通向榆次的道路;7日晚，第8纵队主力一举歼灭祁县守军后，兼程北上，进入太谷以北地区;吕梁军区部队进到榆次西南永康地区。
至此，将赵承绶集团全部包围于大常、小常等村镇东西约10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域。8日，赵承绶集团为突出重围，分路向榆次、徐沟方向展开猛烈攻击，在解放军各部的坚决打击下，均未得逞。9日晚，第1兵团调整部署，采取紧缩包围，穿插分割，逐村攻歼的战术，于10日发起 总攻。太岳军区部队激战至16日，歼灭赵承绶野战军总司 令部和第33军(欠暂编第38师)全部，俘赵承绶。 赵承绶集团被歼，晋中地区其他各地国民党军纷纷向太原撤退。解放军当即乘胜追击，先后歼灭暂编第9总队和第43 军军部，第70师和第61军军部，第69、暂编第37、第40师各一部。21日，解放军各部队直逼太原城郊，达成了对太原的合围，战役结束。 晋中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徐向前率领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续作战一个月，一举歼灭 阎锡山主力10万之众，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晋中战役历时 40天，解放军连克县城14座，歼灭阎锡山野战军总司令部、 5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及保警团队7.4万人，民卫军等 2.6万人，其中俘敌80770人，毙伤19600，共计100370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晋中战役的成功之处是：我军利用敌人的弱点，有效地调动了敌人，取得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首先，我军抓住敌人粮食极端困难，必然会组织抢收麦子的弱点，
先敌以一部进入汾阳、孝义、灵石产麦区，调动了介休、平遥、祁县敌主力向西，然后以我之主力进击介、平、祁，歼灭了一部分回援之敌，开局一着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战役主动权。接着，我军利用赵承绶惧怕后路被切断而无法北返太原老巢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太谷敌北撤榆次通路，迫敌主力北撤，并在敌北撤途中迅速包围和各个歼灭了赵部主力。
临汾-晋中战役意义重大 临汾-晋中战役的意义在军史中长期被低估，因为它消灭的主要是阎锡山的地方派系部队，而且徐的部队不是四大野战军序列。但临汾-晋中战役对后来国共主力决战的结果乃至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没有该战役，解放军可能还是决战胜利，但会胜得比较艰难，损失会多得多。 对于临汾-晋中战役毛泽东与中央军委给予很高的评价。1948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的原文中写到：“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晋中战役结束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党
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文写道： 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肖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大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什么毛泽东评价“临汾战役”是“很有意义的大胜利”；对“晋中战役”评价是“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当时毛泽东与中央军委相当有战略眼光的。 该战役不仅改变了华北战场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彻底震慑和牵制了傅作义集团。傅集团不仅兵力雄♘，而且在对解放军的作战中一直保持了常胜记录。由绥远起兵到大同-集宁战役，到安定平津，再到奇袭西柏坡，如果以“方面军”的层面来看，傅作义集团对解放军的战绩是所有集团中最好的，优于徐州和武汉集团，更优于东北和西北集团。在1948 年3月之前，由于傅作义集团的战绩，国军在华北战场占据
优势，傅集团也是所有国军集团中唯一对解放军作战有心理优势的部队。虽然华北野通过清风店战役和攻克石家庄稳住了阵脚，但涞水一战华北野再次被击败，只得放弃对京津地区争夺。 如果没有临汾-晋中战役，当解放军发动济南和辽沈战役时，傅作义集团将会积极增援。那么这两个战役的过程就会复杂得多。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锦州战役时，傅部拼命增援，国军葫芦岛如果再增加5-6个傅部主力师，那么塔山还能不能守住是一个问题，如果塔山失守，锦州战役就打不下去了。 再如济南战役时，如果傅部以主力增援，那么徐州剿总一定士气大震，黄百韬、邱清泉、胡链等部如果拼命增援，济南战役还能不能打得如此顺利，甚至吴化文部是否还起义都是一个问题。 临汾-晋中战役之后，阎锡山面临绝境，根本不可能对解放军有何威胁，华北形势急剧恶化，傅集团自顾不暇，也就不可能再增援济南和锦州了。
第四节：转折点之兖州战役许世友兵强马壮 1948年，全国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被迫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由于兵力严重不足，国民党被迫放弃对“面”的争夺，收缩兵力确保对“点”（大中城市）和“线”（铁路线）的控制。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竭力固守“一条臂膊”（津浦铁路）和“三个要点（济南、兖州、青岛），企图以此拖住华野主力，并指挥各点的国民党守军，伺机反攻，扭转局面。 作为三个要点之一的兖州，以第十绥靖区中将司令李玉堂和整编第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十二师师长霍守义及其所属的部队和保安队等11个团共约2.8万人的兵力驻守，守备区东至新泰，西到济宁，南抵滕县，北达南驿。 由于蒋介石在胶东战场的战略失误，许世友率领的华野内线兵团在1947年10月展开反攻，由于国军在胶东战场的机动部队被抽调一空，许世友的反攻屡屡得手。在掖县战役后，中共中央（而不仅是以军委的名义）于1947年10月8日发给内线兵团的电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 各电均悉。庆祝你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
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中央
八日二十四时 中共中央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个多月前，在范汉杰兵团的围攻下，许世友内线兵团差点被围歼，胶东根据地也全部沦陷。现在许世友兵团居然反守为攻，重新掌握了胶东战场的主动权，怎么不令中央军委备感欣慰。要知道，胶东可是整个关内解放军的大动脉呀。 12月收复胶东解放区后，在东北源源不断的军火援助下，许世友内线兵团越打越强，从一支偏师变成了中央军委手里的绝对主力。1948年初成功取得周村战役与潍县战役胜利后，胶济路除济南（济）青岛（胶）的两头外，已经全面打通，山东内地已无战事，成为了解放军的大后方。山东兵团主力休整待机。此情况下，军委电报山东兵团，指示了下一步的任务。 在1948年5月7日，中央军委电报：许谭，并华东局： 辰微电悉。王〔王耀武〕匪西撤必集结谨慎，暂难歼灭。我七、九、十三等纵应集结休整至本月十八日或二十日为止，
准备于十九日或二十一日以后开始向津浦线行动。那时如新泰敌一个旅未退，则以围新泰打援军为第一目标，如该敌已退，则直向济南、徐州间选择某地攻击并打援，以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粟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你们有协助他们作战并供给弹药及新兵之任务。 军委 七日十五时 这个电报之所以直接发给许世友与谭震林，是因为1947 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取消了华东野战军建制，粟裕被剥夺了对山东内线兵团的指挥权。在这份电报中，除了指出山东兵团出击津浦线的任务外，还明确了华野山东兵团与外线兵团的关系：其一，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其二，并有供给弹药及新兵之任务。 由此可见，收复了胶东解放区后，山东内线兵团实力何等雄♘，除了能独立承担一个方向的作战任务外，还能为外线兵团“供给弹药及新兵”。 据此，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针对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与第10“绥靖”区结合部兵力薄弱的弱点，决心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监视济南、青岛等地国民党军，以主力首先攻占泰安及其南北地区，开辟战场，切断济南和兖州的联系，尔后围攻兖州，吸引徐州国民
党军北援予以歼灭。 5月29日晚，山东兵团各部队对津浦铁路中段各要点发起 攻势。泰安国民党守军整编第84师第155旅弃城北逃。至6 月20日，山东兵团各部乘胜向泰安南北扩张战果，先后攻 占泰安、大汶口、曲阜和邹县（今邹城）等地。第7纵队、 鲁中军区部队包围兖州，至25日扫清外围并攻占四关。兖州为津浦铁路中段战略要点，失去兖州则济南不保。 但此时徐州剿总竟无兵可调，勉强令整编第25师由苏北 经徐州沿津浦铁路北援，该师先头部队于28日进抵滕县（今滕州）以北界河地区。 山东兵团当即调第9、第13纵队由济南附近南移打援；令第7纵队撤围兖州，准备协同第9、第13纵队打援。 黄百韬嗅觉敏锐，获知兖州攻城突然停止，感觉情况不妙，怕被围歼，于是迅速南撤。恰好华野外线兵团发起豫东战役，将区寿年兵团围困在豫东睢县、杞县地区，徐州剿总遂令整编第25师改援豫东战场。 山东兵团鉴于兖州国民党军处境孤立，乃决心攻取兖州。是役山东兵团集中主力及地方武装共45个团约14万人的兵力。以第7纵队、13纵队及鲁中军区部队担任攻城任务；以第9纵队集结于兖州以北，以鲁南军区部队位于兖州以南准备分别阻击济南和徐州援军；以渤海纵队位于济南以东牵制济南国民党军。
12日17时发起总攻。山东兵团确实财大气粗，一个炮火 准备就打了3小时40分钟，然后第7、第13纵队向兖州西 关攻击，鲁中南纵队向东关助攻。经一昼夜激战，至13日 19时全歼国民党守军2.7万余人。拿下兖州后，九纵立刻北 上追击济南增援部队，歼灭84师主力一部，济宁、汶上的 守敌迅速弃城逃跑。战役共计歼灭敌人6.3万人，收复和攻 克了济宁、汶上、泰安、曲阜、邹县等城镇12座，俘虏敌 12军军长兼整编12师师长霍守义等!在取得战役胜利的同时，实现了打通鲁中南、鲁西南解放区的战略任务，终于让四处流浪的外线兵团有了一个稳定的“喘息”的地方。山东形势上讲，由于战役的胜利，内线兵团完全控制了徐（州）济（南）之间的700里铁路线，徐州与济南的联系被真正阻断，山东省会的济南城，被彻底孤立。
兖州一下，济南即成死地 兖州战役意义很大。1948年，国民党转入“重点防御”后，其基本策略是控制“点”“线”，以“线”来分割压制“面”的发展。其中，对“线”的控制是策略的关键。“线”一断，
别说压制“面”连“点”都成了死棋。 比如，在东北，四平一失，长春到沈阳的“线”就被掐断。不仅长春成了死棋，还拖累整个东北国军无法撤退。现在兖州失守，津浦线就被掐断，国民党在山东就只剩下济南、青岛、威海等几个孤点。青岛、威海有港口还可以通过海运撤退。济南无路可退，已经陷入绝境。 1948年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高层应对不仅迟钝而且愚蠢，明明兵力不足偏偏还要胡椒面一样撒得到处都是。控制点线的前提是要保持一只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对点线随时增援。如果连对点线遭遇攻击时连基本的增援能力也没有，那所谓的点线就是死线、死点。从战略角度，这样的点线就应该放弃。否则就是将部队白白送入死地。 1948年3月，中野转出大别山后，中原战局已经出现重大变化，在根据地源源不断的补充下，华野外线兵团、中野、陈谢兵团实力大涨，在中原运动作战中不仅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而且与国民党机动兵力相比占据绝对优势。这时候，国民党应该调整策略，收缩防线，最大程度集中机动兵力寻机与解放军一部决战。 但是，面对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国民党反应迟钝，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线”被掐断，“点”被吞掉——洛阳、开封、临汾、四平……东北剿总是不闻不问，任自己的部下自生自灭；徐州剿总干脆把原先的三个靖绥区分成十三个，把战区
划分成一块块“责任田”，处处设防处处分兵，手中几乎不留机动兵力。遇到解放军攻击就由一两个整编师临时组成战略机动单位四处救火。结果遇到小股解放军围不住，遇到解放军重兵集团又吃不消。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几个月下来，不仅损兵折将数十万，而且最能打的主力精锐（如11师、5军、25师）都成了疲军。 国军做得最好的是华北剿总。傅作义以一个绥远小势力一步步坐上华北剿总总司令的位置绝非侥幸。平津战役前傅作义部绝对是国军中的一个奇葩，对华北野几乎是百战百胜无一败绩。即使在解放军战略反攻的1948年，傅作义部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策略，牢牢的控制着平津地区，完全压制住华北野战军。如果没有东野入关，仅靠华北解放军很难独立解放华北。所以，自古无能战之军，只有无能战之将。国民党的溃败是整个组织系统的全面崩溃，一个傅作义也不可能挽救国民党必将失败的命运。 兖州战役时打孤立无救援的据点。胜负基本没有悬念。而最激烈，最紧张，最充满变化的战役当数豫东战役。
第五节：豫东战役：国军最后的回光返照豫东战役第一阶段是开封战役。 华野寻机欲打5军 豫东战役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军委命令粟裕兵团（外线兵团）或者南下，或者在中原地区消灭5军。1948年5月，朱德总司令来到河南省濮阳华野司令部，研究今后的战略行动，与华野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取得了共识，歼灭国军的整五军为今后的首要任务。 在5月21日和22日，军委给陈、粟复电并致刘邓的电报中，明确了外线兵团作战任务、参战部队和指挥关系。电报指出：“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粟裕全权指挥1、3、4、6、8及11纵之作战。” 经过精心策划，华野拿出一个气魄很大的计划。 首先是调刚刚打完宛西战役的陈唐兵团（即华野第三兵团）回来归建。令第三兵团向北行进，吸引驻在鲁西南的邱兵团南下，然后华野外线兵团南渡黄河。渡河后，外线兵团与陈唐兵团进行南北对进，合围邱清泉兵团于豫东至鲁西南地区并将其歼灭。同时，令苏北兵团对陇海路东段进行破袭和反攻；让山东兵团进攻津浦路中段地区，配合在鲁西南的华野外线兵团寻歼整五军；请中野刘邓大军在豫中阻击胡琏、张轸等主力兵团北上。 这个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支持，中央除了让第三兵团归华
野建制，且令山东兵团归华野司令部指挥，山东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攻打津浦路中段沿线各个城市据点，策应外线兵团作战。 5月下旬陈士榘率领的三、八纵队共两个纵队由河南省南部向东北前进。途经许昌市，八纵只花一天功夫，就全歼守敌国军独立二十一旅。陈唐兵团继续北进。 果然，驻鲁西南的邱兵团闻讯后，即率所部南下阻击。鲁西南地区就剩下刘汝明的四绥靖区部队独自驻守。 六月一日，粟裕率华野第一兵团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的荷泽地区，刘汝明急令各部队向中心据点收缩，同时急报国防部。蒋介石即令邱兵团率部回援，同时再急调山东、徐州等地的国军增援鲁西南，企图围歼华野外线兵团。 华野一兵团试图包围在菏泽的刘汝明部队之一部，奈何掌握主要交通线的国军调动迅速，华野还没开始攻击，国军在鲁西南已经云集十个整编师。而解放军只有四个半纵队，再加上刚从渤海区调来的两广纵队（只有几千人），总体实力只有国军的一半，要想围歼任何一支国军都非常困难。 佯攻开封变真打 无奈之下，粟裕只得电令三兵团陈士榘，让其率三兵团佯攻开封，吸引援军，求得在运动中歼援军一部，这时三兵团已到了通许、睢县等地，与开封只有一天的行程。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作战方案后，立刻电令山东兵团的许谭——令其
攻击兖州，吸引国军八十三师和二十五师北上，以减轻华野外线兵团的压力。 1948年6月16日晚陈士榘兵团完成对开封以西以南的包围，抢占了开封城东护城大堤。解放军如此之快就围住了开封，大出国军的意料。 开封，位于河南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路，是一座著名的古都。五代后粱，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都先后建都于此，历来都是军事战略重地。 国民党政府河南省会就设在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尤其注重加强开封城防，现已形成半永久性的防御体系。开封城墙是由砖、石和三合土筑成，高、宽各两丈多，周长达20多公里，有6门4关，即南大门、新南门(小南门)、宋门、曹门、西门、北门和城外的南关、宋关、曹关、西关。国军依托开封高大城垣构成主阵地；城外挖有深、宽丈余的外壕，以子母堡群组成独立支撑点；城内以龙亭、教养院、华北运动场和省政府为核心阵地。各阵地均构筑大量的明暗火力点、堑壕和交通壕，设置有多道混合障碍，整个开封城如铁壁堡垒。国军66师师部率13旅担任城区及曹关和西关的防御。 1948年5月17日刚由兰封调到开封的国军68师119旅 355团，位于城南区为预备队。河南省保安1、2旅及另外3个团，除以一个团守卫省政府外，其余均部署于南关、宋关。解放军根据军事侦察情况和开封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国军
火炮都集中在北关），决意首先攻击南关、西关，然后由南、西两面攻城；然后再攻宋关、曹关及北关，由东、北两面攻城。 开封城防由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指挥。但正规军归66师师长李仲辛指挥。守城兵力号称3万多，但建制混乱。 17日晚解放军攻城战斗开始了。国军在南关农林试验场、东闸口、十六营房、苗圃以东及曹关外围区域被击溃，解放军抢占了宋关。而南关车站、飞机场、十七营房、七营房等地国军经过拼死抵抗后，也向后撤退，新南门防守阵地暴露出来。陈留县保安队守卫开封西门外，该队战斗力有限，抵挡不住解放军洪水般的进攻，一个人潮过来就被冲垮了，西门城垣也暴露了。 刘茂恩、李仲辛仓促应战，凭关抵抗，一面向徐州剿总司令部和南京国防部频频告急：“共军决非佯攻开封。宋关、曹关、南关、西关同时发起猛烈攻势。17时开始，至此攻势仍在加强，意在速战速决，请火速增援!”
蒋介石过于自信导致开封失守
参谋总长顾祝同接到电报后急向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反倒对开封防守非常有信心，对顾称：开封没有援军也能坚守10天，共军这样不顾一切地强攻，伤亡必大，不要多，再有两天，就难以支持下去了。根据蒋的指示，国防部很快拿出了以开封为为核心围歼华野外线兵团的计划：在开封外围国军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向民权对进，区寿年兵团进至商丘以东待命，刘汝明、胡琏进至朱仙镇、陈留一线。邱、孙两兵团见共军动即实行夹击，敌不动即于20日凌晨夹击，最大限度地杀伤溃逃之敌，其他兵团也配合捕杀。邱、孙兵团完成夹击任务时要防共军北窜。粟裕既败、陈士榘即不敢向东退，由刘汝明、胡琏部予以搜剿。计划特别强调：“要注意多部开进不可过早，亦不可过迟，过早则敌遁，过迟则开封有失!” 蒋居然要求救援“不可过早”这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蒋随后直接要通了开封的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和66师师长李仲辛的电话，安慰说：“援军日内即可到达，依城固守，吸住共军攻城部队，当记首功……” 蒋介石又手谕邱清泉、孙元良、胡琏兵团及第4绥靖区刘汝明以及整编第25、83师等部： “豫东大战即将展开，我已有严密布阵计划，各部要绝对遵命行事，勿因小利而盲动。此战由顾祝同协助指挥，刘峙
严防散匪窥测徐州……” 战至18日黄昏，在蒋介石口中“没有援军也能坚守10天”的国军仅仅打了一天，城关守军已经损失过半，主力向城内收缩。国民党空军利用白天能见度高的机会对国军撤退后的道路和地区进行扫射并投掷燃烧弹，解放军攻击部队受到猛烈空袭后，伤亡甚大，不得不退出既得城防阵地。 夜晚后，解放军迅速组织力量，控制和扑灭大火，同时利用夜暗，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当夜23时，攻城部队利用黑夜掩护开始了总攻击。 开封国军判断解放军军主攻方向在北面，故在城北配置了大量火炮。当解放军猛攻南门的时候，国军的火炮只得隔着龙亭向南发射，但由于距离太远，几乎不能命中目标，威力大减。共军利用后方火炮向新南门实施火力突袭的机会，绕过城门外国军两侧火力点，进行连续爆破，炸开了新南门的东门洞，突进城内，登上了南门城楼。 新南门城楼两侧国军迅速组织队伍进行反冲锋，希望夺回南门关口。可随后解放军后续部队从缺口涌进城内，国军已经无法夺回前沿。解放军入城迅速抢占部分民房，两军自此转入激烈巷战。 刘茂恩、李仲辛发现新南门被突破，为整军纪随即枪毙了驻守新南门的营长，并急令保安7旅旅长亲自率部配合66师工兵营、辎重营向新南门进攻，连续冲锋几次未能奏效。
刘茂恩又继续增调兵力，由66师副师长亲自督战，同时国军以密集的炮火封锁新南门外的通路。 在解放军突破新南门时，部队仓促涌进城内，门外两侧国军防守工事未被注意到，所以尚保存完好。不久两侧国军防守工事发挥火力优势将新南门突破口重新封锁住了。涌进城中的共军与城外后续部队失去联系，处于国军夹击之中，伤亡很大，弹药缺乏，困守新南门7小时。 解放军占领宋关后，先用炮火摧毁国军在宋门前有三角地堡群、壕沟、铁丝网、城门楼，乘着烟雾弥漫，爆破队冲向宋门，在火力掩护下以11包炸药实施连续爆破开了城门。涌入宋门，后续部队紧跟入城。 解放军一部向新南门方向突击，一路向北发展，接应部队由曹门人城。向新南门增援的部队，先涉水抢渡惠济河，后逐屋打通墙壁，与其他入城队伍连接。 宋门被突破后，国军火力便集中向宋门，而新南门外侧国军地堡群却遭到共军的摧毁，城垣缺口再次被共军夺了回去，原先被包围在城内的小股共军与城外的后续部队会合。 与此同时，城西华野22师也攻破了西门和大南门。这样，华野三、八纵主力部队全部突进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 20日晨，华野攻城指挥部移进城内理事厅街的天主教堂内。 国军见城防多面失守，堵不胜堵，保安7旅旅长奉命率部 实施最后的冲击，结果被击溃。20日晚，李仲辛下令66师
所部撤至城西北角的龙亭、教养院、华北运动场及北门等地决意死守。刘茂恩也将保安队撤至省政府，收缩防线，固守待援。 此时，打援战斗也在激烈进行。开封一打响，蒋介石立即赴郑州、西安、徐州等地开会督阵，一面电令开封国军与古城共存亡，固守待援；一面抽调重兵，企图对解放军实施反包围。就连原在苏北、淮南的国军第83、72、25、63师都急速往开封方向推进。多路援军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星夜驰援。但是在解放军各部牵制下，援军进展很不顺利。 6月16日下午2时，中野第一、三纵队及华野第十纵队接到于平汉铁路南段及其以东地区阻击命令，距规定的到达阻击地点的时间已不足20个小时了，十纵立即向上蔡开进。行至半夜，得知胡琏兵团已占领上蔡县城，其部队大部已北渡洪河，并向开封方向驰援。17日上午9时，中野出现在上蔡城北近郊。午后，各部猛攻上蔡城。占领了紧靠县城的麦仁店、李庄、西洪桥、刘桥、葛庄、坡赵村等地，在解放军的突然侧击下，胡链担心后路被断，急令已北渡洪河、驰援开封的整编11师返渡洪河，回师救援。 与此同时，邱清泉兵团在兰封以东遭遇华野外线兵团4个纵队阻击，解放军还乘机攻占兰封。郑州孙元良兵团的多次进攻，没能突破解放军的阻援。 20日，蒋介石见开封国军实在力不能支，便乘专机亲临开
封上空督战，为挽颓势，他命令空军加强对开封城进行轰炸。仅6月20日就投弹20吨。 国军为阻挡攻城部队的发展，放火构成一道道火障。退守省政府的刘茂恩，为防解放军夜间偷袭，下令放火燃烧省政府周围的几所房屋，用以照明。 20日黄昏，省政府陷落，刘茂恩化装突围。开封战役接近尾声。守军已退居西北一隅。该地龙亭、教养院、北门和华北运动场是国军的最后防线，尤其是龙亭这个核心阵地，是全城守军总指挥中枢。66师师部及13旅大部就在于此。 华北运动场，是国军在龙亭东面的重要阵地。21日拂晓，共军突入该核心阵地，遭到国军猛烈的反冲击，一时陷入困境。解放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与反冲锋的国军展开肉搏战，最后华北运动场被解放军军占领。 国军困守的阵地只剩下龙亭核心工事了。 龙亭是一座清代建筑，屹立在大型青砖砌成的13米高的台基上。相传这个“台基”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金盔宝殿。它雄踞全城最高点，殿宽阁高，土♘墙坚，上有工事密布的建筑物，下有巨大的地下室，上下连通，有5层火力网。以龙亭为中心，四周是地堡和炮兵阵地，仅钢筋水泥地堡就有12个，大炮数门。龙亭以南是潘、杨二湖，中间只有一条土马路与市区大街相连。龙亭的西、北、东三面有大片的开阔地。国军虽已突围无望，但仍凭借这一有利地形进行抵抗。
20日夜至21日晨，解放军军对国军龙亭主阵地进行了两次攻击，都被击退。 21日，经重新调整部署后，解放军对龙亭发起了最后攻击。 攻击开始前，华野特纵集中600多门火炮轰击龙亭附近的军事目标和运动场，完全压制了国军炮火。解放军从围墙的缺口冲进去，龙亭失守。66师师长李仲辛突围到城墙上被流弹击中阵亡。龙亭被克后，至22日晨，开封战役基本结束。 22日，国军飞机在开封上空盘旋侦察，向国防部报告说：“龙亭附近遗尸甚多，并有汽车向南门开。城西北汽车纵横，似已破坏。体育场附近汽车向北门开，全城已无我军符号，东、南两门开放，城内沉静。” 豫东战役第一阶段开封战役，华野全胜，接下来是第二阶段睢杞战役。
华野作战方向的争议国军送货上门 开封战役虽然胜利，但是对下一步计划，华野外线兵团争议很大。当时增援开封的国军除了南线的胡琏兵团打了退堂鼓外，主要是有三大块：一是从郑州由西向东来援的孙元良
兵团整四十七军；二是鲁西南地区来援的邱兵团和刘汝明四绥靖区部队；三是从民权经睢杞两县来增援的区兵团。区兵团与邱兵团和刘的绥靖区部队都是从东方来的，可把邱、区、刘视为一块。 孙元良兵团从郑州来，中野九纵一个纵队阻击它，它就停滞不前，这说明孙兵团实力不强，是一支弱旅（后来在淮海战役中，孙元良兵团在陈官庄突围，被八纵及一些地方武装联合就消灭掉了。可见其战斗力之低）。如果华野瞄准孙元良兵团，这个兵团是唯一的一支由西边过来的国军，相对较孤立，也是一支相对较弱的兵团，歼灭他一个整编师及至全兵团，都是相对容易的。所以，华野较多人支持去打孙兵团。这个方案可望获得刘邓中野的配合，把握较大。吃掉孙兵团，郑州也举垂手可得。 而粟裕的方案却相反，他的计划是放弃开封南下，引诱邱、区、刘跟踪南下，伺机歼敌一部。这个方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邱、区、刘3个兵团十几万人，实力很强，如果粘在一起，经历连番恶战的华野外线兵团根本啃不动，如果打成胶着，我军自己也有很大危险，毕竟身处国统区，国民党调兵方便快捷。 在粟裕坚持下，华野外线兵团最后按照南下方案执行。但是解放军运气太好，或者说国民党气数已尽，战机很快 就出现了。
6月26日晨，第3、第8纵队撤出开封,向通许县方向转移。国军占领开封后，刘汝明缩在开封不动，邱清泉兵团与区寿年兵团尾追第3、第8纵队；而区寿年兵团在进抵睢杞地区后，却踌躇不前，与向南急进的邱兵团形成40公里的间隙。3部国军自动分成互不相联系的三块。这个情报立刻被我军内线人员送给华野。 华野外线兵团抓住这一战机，于27日晚对区寿年兵团进 行合围，并以一部楔入纵深，割裂其部署，至29日晨，将 区寿年兵团的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新编第21旅分割包围 于龙王店，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寺地区。阻援集团控制了杞县王堌集一线，隔绝邱、区兵团。 区寿年被围国军拼命增援 区兵团被围，邱清泉、胡链都急红了眼——这里有一个特殊原因。区寿年兵团官方名称是“第7兵团”。豫东战役爆发前，国民党高层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决战阶段即将到来，以往的小兵团编制（2个整编师左右）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所以，已经决定把杂牌性质的区兵团撤销，将区部合并到邱清泉或胡链的兵团中，组成一个4个整编师的大兵团。但是把区部给邱还是胡蒋介石还没拿定主意。现在区兵团被围，邱清泉、胡链立刻拼命增援，大有谁先救出区兵团就归谁的意思。 29日晚，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监视整编第72师，以主力
攻占龙王店外围各村落，经两昼夜激战，于7月1日午后, 歼灭新编第21旅及整编第75师第6旅。接着，对龙王店守 军发起总攻，激战至2日凌晨，歼灭区兵团兵团部和整编第 75师师部，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 接下来华野该打72师了。在中央军委给粟裕电文中“七十二师弹尽粮绝，师长哭脸，部队动摇”，应该不难歼灭。但黄百韬却突然杀到，华野遇到麻烦了。
意外的变数，黄百韬加入战场 本来对国军可能的增援，华野早有预案。中野在淮阳拖住胡链，以三纵、八纵、十纵全部，两广纵队，四纵的十师，陈唐兵团的直属部队炮兵团，特纵部份炮兵——差不多粟裕手上一半的部队去阻击邱清泉，以中野九纵阻击孙元良兵团，由于孙兵团实力弱，九纵还分兵一部袭扰开封，让刘汝明不敢去增援区兵团。 什么都算到了，偏偏漏算了一个黄百韬。当时黄百韬的25师在去援救兖州的路上，许世友兵团布下一个口袋准备围歼黄百韬的25师。而黄百韬嗅觉很灵，得知解放军突然停止进攻兖州，立刻停止不前。这时候，黄百韬的老长官顾祝同提出让也黄竞争“7兵团司令长官”，蒋介石一高兴就答应了。于是黄百韬星夜南下，在汇合第二交警总队与第三快速纵队后组成一个黄兵团，迅速投入到睢杞战场。
华野根本没料到黄兵团会参战。正所谓“准备的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7月1日黄兵团兵不血刃就推进到帝丘店。而帝丘店距离区兵团总部龙王店，72师驻守的铁佛寺仅十五六华里。这时候邱清泉兵团也已经推进到龙王店、铁佛寺以西20公里的过庄、张阁一带。也就是说，包围圈中区部的大炮如果向东打，可以直接掩护黄百韬进攻，如果向西打，又可以与邱清泉兵团的炮火连成一片。 形势错综复杂，打还是撤全在粟裕一念之间。据粟裕将军回忆，其一生曾经有三次最紧张的时候，一次是宿北战役，一次是淮海战役，还有一次就是这场豫东战役。粟裕之所以紧张，是因为这时的态势对华野十分不利。内有区兵团还未解决，外有黄兵团、邱兵团已经赶到，如果打成胶着，胡链、孙元良、甚至刘汝明都可能赶到战场对华野合围，华野外线兵团有被全歼的危险。 打！性格坚毅的粟裕下定决心。华野发布命令，号召全军克服疲劳、不怕牺牲、顽强战斗，不仅要全歼区兵团，还要痛击邱清泉兵团，消灭黄百韬兵团，夺取豫东战役的全面胜利。 客观的评价，实际上经历开封攻坚战、围歼区兵团等连番恶战，华野部队已经疲惫不堪，现在还要以一博三，不但要歼灭区兵团，连黄兵团也要一口吞下，已经远远超过了华野的能力。
强弩之末华野再打黄百韬 7月2日，黄兵团发动全面进攻。经过1天激战，黄兵团 大获全胜。到2日晚整编师25师40旅占领王集村，108旅占领董口，第三快速纵队攻占何庄、刘楼、马口。前锋距龙王店、铁佛寺已近在咫尺。担任阻击的中野11纵伤亡惨重， 当夜被迫退出战场，转到后方休整。其33旅被取消番号。夜幕降临后，睢杞战场风云突变。 7月2日，区寿年除铁佛寺72师外全军覆没。区寿年被俘，虽然区寿年能力一般，但是资历却很老。说出来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区寿年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24师70团团长，那是粟裕还不过是一个普通小兵。所以，区寿年被俘后粟裕还请这个老长官吃了顿饭，老长官倚老卖老，开口就批评粟裕：“你的胃口太大了！吃掉我的兵团已经是极限，再打黄百韬违反了兵家之道，快撤吧，否则接下来肯定要失败。” 连被俘的区寿年都看出华野的疲态，可惜粟裕不以为然。7月2日夜，华野以一部监视72师，主力1、4、6、8以及两广纵队开始向黄百韬兵团左右穿插，企图围歼黄兵团。 7月3日拂晓，4纵攻占田花园，切断了黄兵团的后路。
黄百韬逆袭，邱清泉迂回攻击，战局逆转 黄兵团四面被围，后路被切断。7月3日华野发动全面攻势，一时黄兵团形势岌岌可危。换国民党一般部队可能也就崩溃了。但黄百韬确实是国军一员悍将。7月4日晨，黄将25师特务营和108旅的2个营拼凑成一个团，在4辆坦克掩护下，亲自带队向田花园攻击，创造了国军战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唯一战例。面对绝对优势解放军，他的部队伤亡重大，团长李景春重伤倒地，黄本人也受伤，仍死战不退，站在坦克上高呼口号。部队受其激励，拼死猛冲猛打，一举攻占田花园并乘胜夺回4、5个村庄，黄兵团逆袭遏制了华野进攻势头，给华野造成重大伤亡，稳定了阵线。 华野与黄百韬杀红了眼。而外线的邱清泉兵团却悄悄的绕开了华野的阻击部队，迂回到围攻黄兵团的解放军后方。7月6日邱兵团突然发动猛烈进攻。华野腹背受敌，麻烦大了。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华野各部与黄、邱兵团搅成一团。一旦被国军粘住，等外线各路国军赶到睢杞战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日，中央军委给中野急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唐：
微未电悉。为保障粟军胜利，你们行动有二方案：（一）
全军（一、二、三、四纵）尾敌北进，直达睢杞地区。（二）以四纵尾十八军北进直达睢杞，以一、二、三纵歼灭吴绍周。以上方案望择一施行。如果不取第一案，则必须取第二案。务使十八军于午灰前不超过睢杞，争取歼灭七十二师（是否续歼七十二师，由粟裕按当面情况临机定），并使粟军于战役结束后有十天左右喘息时间，北移休整，立于主动地位（此点甚为重要），是为至盼。全军进展情形望逐日电告。 军委鱼丑 在军委的电文中可见当时华野形势危急，要求中野或者以主力“直达睢杞地区”救援华野，或者以四纵“直达睢杞”，并以主力歼灭吴绍周（85军）吸引国军增援。不管如何都要中野派一个以上纵队到睢杞战场。让华野可以“北移休整”“有十天左右喘息时间”，甚至特别强调“是为至盼。全军进展情形望逐日电告” 6日，华野抽调兵力对邱兵团反击，总算勉强挡住邱兵团攻击。邱兵团停止攻击后，华野立刻撤退，战场都来不急打扫，匆忙撤走，由于连战疲惫，在邱兵团追击下，有3000多民工和伤员成为国军俘虏。 豫东战役，国军最后的回光返照 豫东战役我军伤亡惨重。据官方史料我军伤亡约33000人。实际伤亡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郭化若在其《四纵队淮海战役之经过与初步检讨》一文的开篇中说到：纵队自濮阳整训
后，渡河南下参加豫东战役，部队伤亡四千余，非战斗减员亦四千余，共减员九千余。一个四纵伤亡已经近万，那么其他纵队呢？据《皮定均日记》透露，“此次战役，我们杀伤敌军也很大，要谈起来，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75师），但是我们‘三弟兄’（指粟裕麾下外线兵团的主力的1、4、6纵）都残废了。”这样看来，1、4、6纵伤亡差不多，都是打“残废了”。3个主力纵队伤亡已经有3万，当时华野共有7个纵队参战，其余纵队伤亡也不小。 粟裕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午时报军委，并致管文蔚、陈丕显、韦国清、吉洛的电报中说：“我西兵团之七个纵队，除三、八纵队比较完整外（该两纵队每纵亦只二万三至二万五），其余各纵既不充实，也不完整的。”（见《粟裕军事文集》） 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晨报军委的电报中，粟裕又说：“西兵团七个纵队，自开封、睢杞两战役后，所补俘虏不 够补偿伤亡，部队极不充实（每连只四至六个步枪班），尤其干部伤亡太大，至今无法补充，许多营连有政干无军干，有军干无政干，而营连排干部太新太弱，班排干部俘虏成份不少，因此团级与营以下脱节现象甚严重。” 综合上述因素，豫东战役，我军虽然取得歼敌9万的胜利 （包括外线阻击歼敌），但是自身伤亡不下5万，这还不包括外线配合作战中野的伤亡。
虽然代价很大，但是豫东战役总体而言也是我军与国军主力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战果包括攻克河南省会城市开封 （其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对区兵团给予歼灭性打击，重创黄兵团。战役目的基本实现。 在豫东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国民党徐州剿总已经开始装运行李，如果战役失败，国民党只有提前撤退到江南地区，也就没有后来的淮海战役，解放战争就是另一种进程。不过因为黄百韬拼死逆袭以及邱清泉迂回攻击才让国军在豫东战役最后阶段反败为胜。据此黄百韬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豫东战役时国军虽然在最后关头侥幸获胜，但是代价过于惨重——区兵团大部被歼，黄兵团被重创，邱兵团伤亡惨重，还搭上一个开封。获得的战果不过重创华野外线兵团。解放军在根据地大力支援下，损失很容易弥补。而国民党因为窘迫的财政，让一线部队的损失很难得到及时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豫东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不仅没能逆转战局，反而让其高层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只要集中主力与解放军会战，国军完全可以取得胜利。这种心理对国民党后期的战略部署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国军集中徐州剿总主力准备与解放军会战，而不是收缩主力退守淮河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机会。这就为我军在淮海全歼国民党徐州剿总主力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也促进了解放战争的加速胜利。
第六节：小三大战役的意义 解放军经过四战四平、临汾-晋中战役、豫东-兖州战役后，战争形势其实已经明朗。毛泽东在1948年7月就说，“解放 战争就象爬山，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粟裕在1948年 8月给中央军委的汇报中则说，“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严重，因为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却不知道自己何时报销，很想尽快回到大后方享福”。这就证明，解放军团以下最基层的干部在1948年8月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相反，国民党方面在同年8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上则是哀鸿遍地，怨声载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合格的职业军人，不管他属于哪一方，这个时候都应该估计到战争的结局了。 国军作战意志被摧毁 如果说，在小三大战役前，国军还多少保留着一定的战斗意志，还能主动寻找解放军作主力会战，小三大战役后国军仅存的战斗意志也被摧毁。 黄百韬，国军中绝对悍将。其领导的整编25师本属杂牌部队拼凑而成，战斗力很弱。但在他调教下，居然成为国军
一只劲旅，在对中野、华野屡次作战中均有不俗表现。豫东战役如果没有黄百韬拼命救援，区兵团早就全军覆没，后来面对华野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甚至亲自率军冲锋，是国军最后能反败为胜的关键。就这样的将领在豫东战役后也意志消沉。 济南战役时，黄奉命前去援救济南。按理才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并被提拔为7兵团司令长官的黄应该更加卖力。但是，黄百韬在无线电中听到王耀武细细叮嘱家事，就对部下说“王没有死战的决心”，“此行必是白忙一场”，意即不必当真去救了，应付一下即可。这与黄此前的表现可谓大相径庭。结果华野准备了整整70个团的打援部队没放一枪，济南就已经解放。这在几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 廖耀湘，东北国军的主力战将。其1946年才进入东北时何等骄狂。一个威远堡战斗的胜利就让其志得意满的宣称：一个22师就可以击破任何共军！1948年前廖率领的新六军还锐气十足，几乎就是东北战场国军的救火队，陈明仁能够在坚守四平最后时刻获得胜利，根本原因还是新六军突破了东野阻击，让林彪无奈撤军。但是四战四平后廖耀湘却绝足不出沈阳，即使在锦州战役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候，他率领的国军最强大的机械化兵团只敢在彰武一带徘徊不前，眼睁睁的看着锦州失守。 邱清泉，蒋介石心腹爱将。其率领的5军一直是华野的头
号劲敌。华野几度集中优势兵力向吃掉这个王牌军都没有成功。豫东战役后也意志消沉，在淮海战役中几乎平庸无为，后被包围在陈官庄后整天酗酒作乐不问战事，直到被击毙。 高级将领意志消沉，一线官兵士气更是一落千丈。 整编11师，国军全美械装备的5大主力之一。在1948年 8月之前与华野几乎所有部队、中野大部分部队交战记录保 持全胜。这样一只王牌部队编入黄维12兵团，该兵团还包 括85军这只很能打的部队（就是在民权战役中击溃中野的 部队）。整个黄维兵团10余万人，结果在双堆集被中野包围。 当时中野不过17万，加上地方部队约有30万。兵力虽然较多，但是装备差距很大，中野自身经过大别山战斗部队损失很大，还没恢复元气。地方部队数量虽多，但战斗力非常有限。 黄维兵团被中野围住竟然动弹不得。要知道仅一个整编11 师，过去就多次遇到解放军优势兵力围攻而表现出色。如47 年黄麻战役，华野5个纵队围攻不但没有歼灭11师自己受到巨大的伤亡。土山集战役，华野集中1、3、4、6、8等5个主力纵队准备围歼11师，结果打了整整2天，反倒被11师逆袭击败。现在被弱小的中野围住，黄兵团附近固镇还有6、8两个兵团10万人接应。但无论18军（即整编11师）、 还是85军均暮气沉沉无所作为，实在是士气低落、作战意志已丧失殆尽。
为什么小三大战役对国军上下打击如此之大？如果仅看歼敌数量，这几场战役并不多。四战四平歼敌2万，豫东战 役连上开封不过7—8万人（其中国军正规部队仅5万左右）， 兖州战役也不到2万，临汾-晋中战役虽然歼敌达10万之众 但大都是阎锡山的地方部队。这样的歼敌数量在48年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其实并不太耀眼。小三大战役对国军的震撼其实另有原因。 国民党防御策略的全面溃败 战争的博弈从某种角度上看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对点、线、面的争夺。1946年——1947年国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其基本策略可以总结为：占据点（大城市），打通线，恢复面。进攻失败后，到了1947年下半年开始，国军转入防御态势，其基本策略调整为: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如果国军能有效执行这个策略，国军就能稳定军事形势，甚至还有获胜的希望。 执行这个策略最成功的例子当属日军。日本中国派遣军其兵力最高峰时期也不过百万，却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兵力严重不足，但是在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的策略下，不管是正面数百万国军，还是敌后八路军都被压制得无法动弹。其核心就是“确保线”。战争中谁能掌握主要交通线，谁就能更迅捷的调动兵力，在关键战场形成局部优势击败对手。 但是，国军这个策略执行还不到半年，就被解放军攻势瓦
解。小三大战役让国军看到，面对解放军的攻击，不仅“线”无法确保（如四平、兖州），连“点”也无法坚守（临汾、洛阳、襄阳、开封），豫东战役实际上是国军拼死一搏——以放弃救援“线”（兖州）甚至预期未来还要放弃重要的“点” （济南）为代价，最大程度集中兵力企图吃掉华野外线兵团。结果却是，再次丢掉一个“点”（开封），丢掉一个兵团（区寿年），一个兵团被重创（黄兵团），只是让华野受伤而已，距离歼灭华野还差得很远。 线保不住，点守不住，解放军外线兵团在最虚弱的时候也吃不住——战争还有什么希望？ 这样的结果如何不能让国军上下意志消沉，战意全无。所以，小三大战役之后，解放战争我军胜利基本已成定局， 国民党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第六章：气数已尽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是解放军在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都即将崩溃的时候一次总摊牌。战争的结果并没有悬念。唯一的悬念只是解放军以多大的代价获得多少的战果。也许是国民党确实
气数已尽，在三大战役过程中，国军指挥层对策略选择最后竟然都是最差的选项。 第一节：辽沈战役——廖耀湘在想什么？ 战役概述：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 军在辽宁省义县至河北省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 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危，组成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葫 芦岛和沈阳地区东西对进，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以2个纵 队另2个独立师位塔山地区，阻击东进兵团;以6个纵队共 16个师计25万人攻击锦州;以1个纵队主力为战役总预备队; 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彰武、新立屯地区，阻击西进兵团; 以11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围困长春。1948年10月14日， 攻锦集团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于15日攻克锦州，全 歼守军10万余人，俘范汉杰及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在锦州攻坚战的同时，南北两线阻援部队分别采取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粉碎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图谋。锦州被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 曾泽生，于1948年10月17日率所部2.6万余人起义。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1948年10月18日，蒋介石飞赴沈阳部署“总退却”，严令西进兵团继续前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重占锦州。19日东
北野战军10个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无 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对西进 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各部大胆穿插，分割围歼。至28 日拂晓，辽西围歼战结束，全歼西进兵团5个军12个师(旅) 共10万余人，生俘中将司令官廖耀湘。 从10月29日起，东北野战军乘胜东进，先后解放新民、 抚顺、辽阳、鞍山、海城等沈阳外围据点。1948年11月2 日，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守军13万余人全部被歼。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9日，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从海上撤至关内。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战役评述 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基本已经缩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点上。态势、兵力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国民党唯一的策略只能是撤退。虽然长春国军已经无法救出来，但是丢掉长春一部国军总比东北国军全被一锅端好。如果在四平陷落后，沈阳国军能够果断后撤，加上营口等一些城市的驻军，东北国军大致能撤出来35万人，加上锦州10万国军， 总共45万左右的国军背靠华北剿总支援，在锦州一带以内线防御的态势与东野周旋，如此则国军态势有利，补给、后撤都很方便。东野再强大，打进关内也要颇费一番力气。蒋介石与国民党国防部都主张撤退，结果因为东北剿总以及一线将领集体反对，这个撤退方案成为泡影。历史就是如此吊
诡——卫立煌别有用心，反对撤退倒也能理解，廖耀湘等不可能不知道留在沈阳只能是等死，为什么会反对撤退，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锦州战役打响。当时国军有个南北对进夹击东野的方案。南面是葫芦岛的侯镜如兵团，打塔山确实是用力了。北面廖耀湘兵团是当时国军最强大的机械化兵团。可是这时的廖耀湘已经不是2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新6军军长了，虽然他现 在麾下实力比2年前更为强大，但是其对手与两年前比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畏惧东野实力，廖打下彰武后，就徘徊不前，眼睁睁的看着锦州这个要点被东野攻克。 如果廖耀湘不顾一切向锦州攻击，南线侯镜如兵团必定士气大震，甚至华北傅作义也有可能增加筹码——给葫芦岛增兵。那时东野将压力大增。能否顺利拿下锦州也就是个未知数。 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在东北失败已经是定局。这时总该考虑撤退的问题吧。偏偏这时候蒋介石又昏了头，下令廖耀湘继续南下与侯镜如南北对进收复锦州！没有锦州这个内线支撑点，让廖候两部不到30万兵力去撞东野100万大军——这要什么脑袋才会想出这么疯狂的主意？ 这么一折腾，东野迅速北上，廖耀湘被围，关键时刻指挥部又被小股解放军偷袭，失去大脑，部队建制又被冲乱——稀里哗啦的一个机械化兵团就完蛋了。接着长春、沈阳不战
而降，东北几十万国民党部队几乎没打一场像样的仗就莫名其妙的全军覆没。
第二节：平津战役——傅作义的纠结战役概述：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一百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除有5万余人分驻归绥和大同外，有 兵力50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 张家口的约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 1948年11月23日起，提前结束休整东野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并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十二、九十四、一○五军进到北平地区。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
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1600人，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五军5．4万余人。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 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东头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在 刘亚楼指挥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 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天津国民党守军10个师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南逃。 在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傅作义接受和平条件。22日，北平守军开始撤出城外改编为人民解放军。31日，古都北平宣告解放。 战役评述： 平津战役前，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又是怎么想的呢？平津战役前，华北剿总面临这样的形势。东北已经全部丢 掉，东野随时可能入关。在中原，淮海战役已经进入第二阶段，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兵团被围，徐州剿总虽然还有3个兵团，但是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总而言之，华北剿总南北两个方向的军事形势都非常不利。 所以，华北国军最好的策略也是撤退。 但是，傅作义很不甘心。自己从绥远起家，靠着战功一步
步坐上华北剿总司令长官的位置。对阵华北野战军几乎是百战百胜，基本把华北野战军驱逐出平津地区，只能在山西、察南、绥东等偏远地带活动。虽说形势逼人，但是一枪不放就放弃富庶的平津地区实在是难以甘心。 而且撤退也有个方向问题。向南撤是蒋介石的愿望——不管是加入淮海战场或是直接海运到江南，国民党都将增加一只可靠的精锐力量。但是丢弃地盘到江南去仰人鼻息，与待在华北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甚至傅作义怀疑自己的部队到了南方，很可能会被蒋一口吞掉。这条路不到万不得已，傅作义是不会走的。 向西退回自己的老根据地绥远倒是一个选择。可是现在傅系部队已经发展到17个旅（师）20万人，绥远地瘠民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 所以撤退也是两难，傅作义干脆决定留在华北观望形势。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能不说傅作义多少有点投机心理——东野即使入关，据傅判断大致在50万——60万左右，华北解放军大约有20万，这样解放军实力部超过80万，华北剿总 正规军加地方部队大约有60万，虽然兵力略少，但是依托北平、天津、塘沽等几个重要大城市，以及内线作战的便利，只要华野不北上，傅作义颇有信心在平津地区与解放军打一场攻防战。 但是傅作义也清楚，即使平津打成胶着，只要华野取得淮
海战役的胜利，北上参战时肯定的。所以，准备打一打的同时傅作义又不得不做好撤退的准备。 大军作战最忌统帅首鼠两端。这样简单的道理傅不会不明白。但是，由于南北两方的军事压力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复杂因素让傅作义摆下一个军事上最不利的阵型。 如果要打，国军就应该围绕平津地区构筑环形防御圈，部队梯次布防，以内线防御态势抗击解放军的攻击并伺机反击。如果要撤，就应该明确撤退方向——比如，向南撤，就应该以天津港为核心，构造环形防御圈，掩护部队、机关、物资从天津逐步撤走。如果向西撤，就应该放弃平津，部队向西收缩，部队逐次抵抗以空间换时间，拉长解放军的补给线，寻机反击。 不管打还是撤，大军统帅至少要有个基本目标方向，部队才能按照这个方向设计防御或者作战计划。 而傅作义即想打又想撤，撤还要分成2个方向——傅系向西撤（绥远方向），蒋系向东撤（天津港方向）。为了照顾这三个——你没看错，是三个目标！华北剿总摆出一个长蛇阵 ——以蒋系的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防守北平及其以 东廊坊、天津、塘沽、唐山一线；以傅系的1个兵团4个军 共17个师(旅)，防守北平及其以西怀来、宣化、张家口、 柴沟堡、张北一线。整个战线长达500公里，而且没有任何纵深！
这样一个长蛇阵除了被动挨打，简直没有第二个作用。国军最善战最有头脑的将领，摆出最不利于作战最容易崩溃的阵型——除了国民党气数已尽，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来解释。这样的阵型摆出来，平津战役也就没有了悬念。东野从容的“先打两头，再打中间”，长蛇阵被一段段吃掉，由于没有纵深防御，东野穿插也很顺利，北平、天津、塘沽被分割 包围，天津一下，北平傅作义只能接受和平改编。 整个平津战役，国民党被歼俘52万，解放军自身伤亡不 到4万，是三大战役赢得最轻松的一仗。 如果国民党没有派系倾扎劣迹斑斑的历史，以傅作义的军事素养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南撤。这么一只力量如果投入淮海战场，我军很难取得淮海战役这么巨大的胜利。即使东野入关，席卷整个华北，但是国军在江淮还是可以集中100多万重兵防御，划江而治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第三节：淮海战役——国军不可思议的集体失误战役概述：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分路南下。8日，国民党
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２万余人战场起义。10日，我军把黄百韬兵团分割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经过10天逐村 恶战，至22日全歼敌军7万余人，敌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同时，中原野战军为配合作战，出击徐（州）蚌（埠）线。11月16日，攻克宿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了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12个师。28日，蒋介石被迫决定徐州守军作战略退却。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撤至蚌埠，副总司令杜聿明留在徐州指挥。12月1日，敌弃徐州向西南逃窜。4日，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将徐州逃敌包围。6日，敌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即被歼灭，孙元良只身潜逃。同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集中9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 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战，至15日全歼敌10万余人，生俘黄维。此后，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杜集团围而不歼，部队进行了20天休整。 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４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俘获杜聿明，邱清泉自杀，李弥逃脱。 淮海战役历时65天，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
威胁之下。战役评述 60万对80万之谜 一提到淮海战役，过去的史料一般都是这样介绍：淮海战役我军60万对阵国军80万，在兵力与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少胜多…… 关于双方的力量投入，现在看来颇值得商榷。我军力量：士饱马腾、兵强马壮 淮海战役我军参战力量是华野与中野两大野战军以及华东、中原军区地方部队。我们首先来看华野与华东军区力量。华野成立于1947年1月，成立之初其编制为11个纵队与 1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超过30万，另外当时华东军区总兵 力约30万。也就是说，在1947年1月，仅华野与华东军委 总兵力已经超过60万。 虽然华野作战频繁，战争消耗大。但是在山东解放区的大力支持下，华野与华东军区力量一直在增长。 1948年1月-3月，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随后，根据战争形势发展，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4、第6纵队组成第1兵团(亦称粟裕兵团)，以第7、第9、第13纵队及渤海纵队(1948年2月组建的，袁也烈任司令员)组成第2兵团(亦称山东兵团和许谭兵团)，以第3、第8、第10纵队组成第3兵团(亦称陈唐兵团)，抽调原内线兵团
之第2纵队南下华中，会同原在华中的第l1、第12纵队组 成第4兵团(亦称苏北兵团和韦吉兵团)，这时，华东野战军 36万余人，华东军区部队38万余人。总兵力74万。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打到1949年1月。华野在淮海 战役中已经达到16个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42万 人左右。而此时华东军区部队即使仍保持38万人的规模， 华野加华东军区兵力也已经超过80万人。 1949年2月，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三野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32军(辖第94、第95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山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虽然有2个军划到其他部队，但淮海战役刚刚结束时华东军区 已经达到42万人，第三野战军达到58万余人。总兵力100万。 中野在淮海战役参战时有7个纵队，总兵力约17万，但是，1948年5月重建的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7个军区，军区部队在15万人左右。
所以，在淮海战役期间，华野与华东军区总兵力80万， 中野与中原军区总兵力32万。两者相加总兵力112万。而 传统史料提到的我军60万兵力不过只是华野与中野两只野战军实力。淮海战役是国共双方决定性会战，双方都全力以赴。为了支援前线作战，我军仅动员民工就达543万。很难相信，这样的决定性会战中，我军还有大量的军区部队没有参战。 事实上除了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淮海战役解放区还出动规模很大的民兵参战。华东野战军唐亮回忆中就提到，有130个民兵团负责掩护后勤民工，这就是十几万人的规模，另外战争中从后方还补充新兵10万人。 所以，在淮海战役中我军投入的力量为野战部队：110万 民兵：不祥，但应不低于十几万人的规模后勤民工：534万 总力量：660万以上。
国军力量：战力残破、缺额甚大 与解放军士饱马腾兵强马壮相比，1948年的所谓徐州剿总的国军“精锐”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国军先后有7个兵团 2个绥靖区，34个军86个师参战。 这34个军86个师除了才成立的架子师外，如果都处于满 编状态，倒能凑出80万人的兵力。实际上由于连续作战的消耗以及后方财政的恶化，导致国军几乎没有编制完整的部队，反而缺额很大。 首先是起义的第3绥靖区。这是西北军将领张自忠的老部 队。包括59和77等2个军下辖的4个步兵师。张克侠等人 带领59和77军的军部和3个半师战前起义，人数是23000 人。起义带走了2个军4个师的大部分部队。后来中野的4 纵在三堡歼灭了第3绥靖区司令部和37师残部等4千人。 可以看出第3绥靖区最多3万人。 第一个被歼灭的是第7兵团。先是广东部队第63军1万 多人在窑湾被华野歼灭。随后负责在运河铁桥掩护的第44 师几千人也被歼灭。最后25军的2个师、64军的2个师、 100军的1个师和44军的2个师等4个军7个师被包围在碾 庄。其中44军是1.5万人，100军是几千人，44军2个师中只有42师有实力，19师在济南就被歼灭是刚刚重建的部队，第25军有2个旅（师）在豫东战役中损失严重，到淮
海战役还没有来得及补充实力，也是严重缺编。而广东部队第64军也就1万多人的力量。那么被围在碾庄的第7兵团 也就6万人的兵力。整个第7兵团的5个军（包括63军） 在战前实际总兵力约8万人。 第2个是被中野围住的是第12兵团。听着挺威武——4个 军外加1个快速纵队但实际就是33个团，约10万人. 12兵团4个军共有11个师，分别是18军的11、118、49师，10军的18、75、114师，14军的10、25师和85军的23、110、216师。先看看第18军。该军只有11和118师被 包围在双堆集。49师主力跑到了蚌埠，而快速纵队就是18 军的118师改编的，所以双堆集的第18军是1个军部领导 着1个师。 再看看第14军。他的第83师去了太原，因此另给了一个 303师的空番号，指定的编练地点在湖南耒阳县。而当时的 14军驻扎在河南省驻马店，所以就派遣10师30团、85师 253团和军直补充团到湖南去整训新兵。到淮海的只有4个 团，却顶了1个军2个师的番号。 85军的主力是湖南地方部队改编的第23师和西北军第2 师（察哈尔同盟军）的老底子第110师。而216师只是个架 子师，只来了个第648团，也没什么实力。110师5千5百 人阵前起义，23师也带着包括216师部队在内的5个团和军 直部分1万人投诚了。第85军总共才3个师8个步兵团，
这样就没了6个步兵团和军部大部。只剩下几千人被围在双堆集。 所以12兵团就是11个师，1个快速纵队[就是18军的118 师加战车1团第2营]的规模。还跑了1个师，被包围的就 是10个师外加1个快速纵队，还起义投诚了6个团. 最后就是徐州的2、13、16兵团的72个团总兵力约20万人。 李弥的第13兵团。包括第8、9、64、115军等4个军的番号。实际总兵力只有6万人。在解救第7兵团的时候，损 失了1万人。到包围圈里的时候是5万人。其实后面的第64 和115军都是第13兵团在包围圈里组建的。全是只有军长和师长的空番号部队，部队就是师长领着几个警卫员，就敢顶着1个师的番号，没有任何实力。这4个军只有2个军是有实在部队的。 邱清泉的第2兵团约10万人。主力就是第5军的3个师， 但是其中的暂编24师是过去汪伪改编的。不仅实力很差， 而且缺额更大。粟裕文选就提到”48年7月豫东战役的第5 军严重缺编，各个团普遍只有1个营的实力，最多2个营。 每天都有逃亡，很多鲁西南的壮丁和我军被俘人员从第5军携带武器逃跑。“可以说第5军其实最多只有编制的1/2左右。 第74军是整编74师被歼灭后新组建的部队，80%是新兵，
只训练了4个月，射击教育只完成了初级阶段。而且其中的 第57师是战前1个多月前刚开始组建的只完成了架子的师。 70军的32和139师都是48年刚刚建立的新部队。只有5军拨过来的第96师编制比较满员。72军则是个花架子，兵员严重缺额，其第122师是收容16兵团败兵组建的。第233 师是临时刚组建的，34师是在泰蒙战役被歼灭的川军第34 旅的第2次重建。 第12军是收容在了兖州战役被歼灭的东北军整编第12师 逃回来的人员加地方民团临时组建的。而第116军是国防部 在老杜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以后给的1个空番号。全军只有 1个军长，指挥几个勤务兵、炊事兵。 第3个被堵在陈官庄的是孙元良的第16兵团。包括41军 约1.3万人，47军约1.6万人，兵团直属部队3500人，合 计约3.3万人. 在外围参加解救任务的还有第6、8兵团。 第8兵团是西北军55、68军6个师。在46-48年在豫东、鲁西连续作战，损失很大。没有被补充过，实力很弱，总兵力不超过4万。后来一路跑到福建的时候只剩1万几千人。 第6兵团顶着4个军的番号，但主力只有一个第54军。 就算是主力的54军实力也不强。其第8师在东北伤亡5000， 只残存少量部队。暂编57师在东北被击溃，只一点残兵。198师缺额也很大。39军是第8军的第10、3师刚扩编的。
96军也是刚组建的新部队，兵员还没有补充到位。99军是 46年12月在宿迁被歼灭过，这个99军也是在广州刚成立的 新部队。整个6兵团总兵力不到6万人。 整个淮海战役国军主要参战部队就是上述部队总和，约51 万人，另外还有一些特种部队如蒋纬国的2个装甲营，空军 以及徐州剿总的直属部队。总兵力不超过55万。而被歼灭的是上述部队除6、8兵团的全部约41万，6、8兵团一部，徐州剿总的直属部队共约50万人。 从以上国军部队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徐州剿总的部队或者连战疲惫，编制严重缺额；或被歼后充建，还未形成战斗力；或干脆就只是架子部队，兵员装备都没到位。部队综合战斗力不要说与46年相比，就是与47年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国军部队的构成实际上反映出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现状。 了解了国共在淮海战役的真实力量对比，才能合理的解释战役的过程。比如，如果中野没有规模很大的地方部队配合，怎么可能做出包围黄维兵团的决定？中野7个纵队不过17 万人，黄维兵团10万，17万人4个方向分兵包围，每个方 向仅4万人，这样分兵很容易被国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另外，杜聿明集团从徐州突围，华野将其包围在陈官庄。 华野实力不过40来万，消灭黄百韬损失5万人，就算后方 新兵能补充这个损失，华野在围困杜聿明时还有40万。但
是后来为了歼灭黄维又抽调了5个纵队以及特纵到双堆集参战，也就是说，华野抽调了40%左右的兵力，剩余25万人怎么可能还能将杜聿明20万部队围困？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还有大量军区部队参战，才能协助野战军主力继续围困杜聿明集团。 结论。 淮海战役，双方力量投入方面，我军具有压倒性优势。仅直接军事力量我军112万Vs国军55万，具有2倍以上优势， 加上规模巨大的民兵与543万后勤民工，在人力投入，我军 相对国军有10倍以上的优势。
战役过程：国民党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失误 战争就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像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输得这样不可理喻——国民党几乎所有的举动都朝着解放军最有利最希望的方向发展，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淮海战役的起因是济南战役。济南战役华野以50个团约 14万人攻击济南，以70个团约18万人准备打援。结果国民党竟无一只部队援济，直到济南解放，18万打援部队居然一
枪未放。国军如此战意消沉，自然刺激华野打更大的战役。国民党可笑的长蛇阵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野几十万雄师虎视中原，国民党高层已经预见徐州方向将有大战。徐州孤悬在外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最初曾定下了“全面退守淮河”的战略。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策略，也是国军最可行的策略。当时，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形势都在恶化。这种情况下贸然与解放军决战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唯一的办法只能稳定防御态势，先确保军事形势不恶化，保住江南国统区，再慢慢寻找机会。而“守江必守淮”，集中主力在淮河作为长江防线的屏障，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对于1948年下半年的国民党而言是唯一的出路。可是，这个淮河防御计划被国民党国防部的高参们否决（这群高参的领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拿出一个沿徐蚌线不伦不类的长蛇阵来取代了淮河防御方案。就这么一个长蛇阵居然被一帮高参们得意洋洋吹嘘为常山之蛇，什么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 我们先不论古今中外摆长蛇阵还没有获胜的先例。就算这个“常山之蛇”能做到“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那么，什么地方是让“头”与“尾”发力的关键？毫无疑问是“腰”！那么，国军沿徐蚌线摆出的长蛇阵的“腰”在哪里？只要一看地图就很清楚，这个“腰”就是宿县。当时，
宿县不仅徐州重兵集团最大后勤补给基地，而且是“头”“尾” ——徐蚌、黄维两大集团连接的纽带，更是徐州集团南撤的最佳路线——从地图就可以看到：对国民党而言，在淮海一带，连云港已失，江苏的中北部河网密集。不利于机械化大兵团的行进。河南东部地处解放区的核心地带，距离国民党统治区域较远，从此处突围希望渺茫。 只有宿县最合适徐州集团撤退！这里不仅仅有津浦铁路可以实现兵力的快速输送，而且，宿县到徐州，宿县到蚌埠一带，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形，极其有利于国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 如此关键的战略要地，国军在兵力配备上竟然只布置张绩武一师，总兵力尚不足1.5万人——整整50万国军重兵集团在关键的“腰”竟然只有一支弱旅——典型的“铜头铁尾纸糊的腰”，简直是白送给解放军。后来黄维兵团与杜聿明集团被歼，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宿县丢失——“腰”被打断。“腰”一断，“头”“尾”还能存活吗？ 如能确保宿县不失，淮海战役国民党即使打不赢也不至于输，即使输也不至于输得精光。 国军在防御部署上的失误只是淮海战役中国军众多失误的一个。在这个决定国运的重大战役中，国军犯下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重大失误。
黄百韬连番失误 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是黄百韬兵团被围。前面已经提到，黄百韬兵团被围是中共情报人员在解放战争中最精彩的布局。大致是以44军为饵，在三绥靖区埋下伏兵，一举将国民党一个主力兵团围住。当时在徐州负责军事的顾祝同就象个提线木偶，一举一动都被郭汝瑰操纵。后世电影说：国民党调兵布阵都是跟着共产党指挥棒转——这句话还真是事实。 黄百韬临死前对身边的25军副军长杨廷宴说：“我有三不 解：一为什么这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二既然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为什么没想到在运河上架设浮桥？三李弥既然日后要拼命向东进攻来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晚撤一会，掩护我西撤？” 黄百韬的三不解后来被广为流传。李弥提前撤退的问题暂且不论。其余两不解其实都还不是导致黄兵团覆灭的关键。首先，44军已经属于黄兵团建制。自己兵团的部队如果不留下来接应，以后7兵团其他部队谁会听黄命令？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所以这个不解没有道理。另外，不在运河上架设浮桥是大意疏忽。真正致命的问题在于——既然要留在
新安镇接应44军，那为什么不做针对性的部署？ 整个黄兵团7万人聚集在新安镇等待44军——这不是接应，是在等死！围棋中子力如果凑在一起是愚形，气紧、易受攻击还难以抵抗。军事部署也一样。 即使要等待接应44军，在新安镇留一个师足以，其余主力先渡运河，沿碾庄、曹八集等靠近徐州沿线梯次配备，李弥不守曹八集这个要点，黄兵团为什么不可以提前派部队接防？这样44军即使被解放军粘住，沿途要点都有部队接应，后撤也不至于慌乱。最重要的是，这样梯次配备部队，即使形势危急也不至于将整个兵团主力搭进去。 这样简单的部署以黄百韬的军事素养要在1年前，甚至几个月前都不会想不到，而且不可能犯下忘记在运河上架设浮桥这样的低级错误。根本原因还是小三大战役后，国军高级将领普遍对前途悲观绝望，领兵作战很大程度都是在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对接应44军不做部署，对自己的后路运河不架浮桥，就很容易理解了。 华野大规模南下，刘峙这头蠢猪慌了手脚，以为华野要进攻徐州，毫不犹豫地命令驻守碾庄、曹八集一带的李弥兵团退回徐州。任凭黄百韬苦苦哀求，李弥就是不为所动。你7兵团死活管我卵事！结果李弥急匆匆的赶回徐州，屁股还没坐热又不得不打转和邱清泉一起救援黄伯涛，来了个武装马拉松。这个马拉松代价还不小——为了打回自己原来驻地曹
八集，6万人的李弥13兵团整整折损1万人，最后还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黄兵团覆灭——真正的损人不利己。 如果李弥兵团不提前后撤，或者黄兵团提前派部队占据曹八集这个要点，黄兵团有很大可能可以安全回到徐州。淮海战役就是另一种局面。 黄兵团千辛万苦的渡过运河后，赶到碾庄，本来应该继续按照预定方案向徐州靠拢。当时前方虽有解放军阻击，但是力量并不强大，黄兵团全力攻击还有可能冲出去。这时侯只要靠近徐州，多走一里算一里。以后每里路程可能都要上千条人命来填。这时候64军刘镇湘军长出马了，非要留下来和共军干上一仗，理由是“阵地已经修好，不干一仗实在可惜”。其实，真实原因是黄百韬在徐州附近分配给64军的阵地是土山，相传三国时期关羽就在这里被曹操围困而不得不投降，老刘迷信，嫌这个地名不吉利，所以不想走。另外他的64军很有些战斗力，还想与解放军较量一下。争论不下的关键时刻，徐州剿总又下达命令：“着该兵团就地抵抗。”就这样，在徐州剿总与刘镇湘军长努力下，黄兵团最后一线生机也被断送。 杜聿明的两套方案 黄百韬兵团被困碾庄之后，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回到徐州便迅速拿出两个解救七兵团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
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会合第十二兵团先击破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华东野战军以解黄百韬之围。第二个方案是：以第十六兵团守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之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同时令第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据杜聿明后来回忆，在他内心中认为第一方案是争夺战役 主动权的上策，而第二方案不过是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的下策。但是把这两个方案在总部提出商讨时，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对第一方案摇首反对。刘峙说：“黄百韬决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何况中原解放军的情况尚未完全明白，万一它的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又被吃，责任重大，谁来负呢？”于是第一方案被否决，执行第二方案。 现在，让我们假设，如果当时国军执行第一方案会出现什么结果。 按照这个方案，国军以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会合第十二兵团在涡、蒙附近寻求中野主力决战。三个兵团总兵力36万，加上附近固镇的6、8兵团10万人，总计46万。而中野7个纵队不过17万人，即使加上战斗力很弱的军区部队也不过30来万。46万VS30万，国军不仅兵力、装备有优势而且在态势上也占优，能不能击破中野不好说（因为中野可以选择转移避战），但是在国军重兵集团压迫下，战略要点
宿县一定不会丢失。掌握了宿县，津浦路保持畅通。国军可进可退先就立于不败之地。 接着国军2、16、12与6、8兵团回师东向，救援黄兵团以及与华野决战。即使黄兵团救不出来（黄兵团在碾庄守了12天，如果2、16兵团压向涡、蒙附近，中野选择转移，接应12兵团以及6、8兵团后回师，大致要5—7天，距离黄兵团被歼还有5天左右时间），但是国军已经集中40来万兵力，虽然中野野可能加入华野集团参战，双方打成胶着的可能性最大。即使黄兵团覆灭，徐州集团退守淮河，划江而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淮海的局势对华北也有巨大的影响，华野与中野在淮河无法突破，抽调部分主力北上华北的可能性很大，加上东野即将入关，华北傅作义只能放弃幻想，全力撤退。只要华北国军有个30万左右撤到江南，与徐州集团猬集一团，国民党就能在江淮集中百万军队，即使后面东野南下，东野、华野、中野虽然能集中200万的兵力，但是江淮战场有限，兵力过多也摆不开，解放军要取得突破将非常困难。那么，双方就只能选择划江而治。 所以，如果当时徐州剿总选择第二方案，我军的难度与复杂性将大大增加，淮海战役要取得历史上如此辉煌的战果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
宿县虽小，干系重大 11月10日，黄兵团被围，16日，中野攻占宿县。这是一个战略意义的事件。宿县丢失，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徐州与黄维12兵团的联系也被切断，解放军已经完成对徐州集团战略上的包围。解放军不仅态势十分有利，而且掌握了淮海战场的全部主动权，中野还布下口袋等着黄维来钻。国民党大势去也！ 说起来，1948年最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高层对关系战局成败的战略要点集体忽视： 解放军攻击四平，不闻不问；结果四平丢失，长春10万国军就成瓮中之鳖。 解放军攻击兖州，不闻不问；结果兖州丢失，济南10万国军就成瓮中之鳖。 锦州，何等重要的战略要点，居然一直防御薄弱，直到东野包围锦州才匆匆从沈阳空运2个团加强防御——如果能从 沈阳空运2—3个师，可能锦州战役就是另一种局面。锦州 丢失，东北50万国军就成瓮中之鳖。
宿县，淮海战役的关键要点却任凭中野轻易攻占。杜聿明号称“知兵善战”，难道不知道——兵法云：“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待敌只可胜”！宿县就是确保国军“先为不可胜”的战略要点！宿县丢失，整个徐州集团后路被切断，杜聿明居然无动于衷？！明明态势已经极端不利，还要继续执行解救黄百韬方案——2兵团、16兵团继续攻击优势解放军阻击阵地，黄维12兵团孤军急进，向中野的口袋一头撞进去！ 关于杜聿明的能力这里多罗嗦几句。国民党接收东北之初，蒋介石先是任命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后来因为关的死对头陈诚捣鬼，才由杜聿明接替关职务。但，关麟征对杜的能力并不看好，曾对部下言：中央派杜聿明去东北是失策的，因为杜随我工作多年，我对他知之甚深。每当作战，不是派他去受训，就是留守后方，战场历练较少，作战经验更无。突然要他指挥几十万大军作战，无异是将一副千斤重担加在只能挑一百斤的人肩上，他被打败是意料中事。后来杜竟出人意料的获得四平战役的胜利，时人均认为关对杜看走了眼（实际四平战役胜利，关键还是当时新六军战力大强大）。但是，国民党东北局势大好的形势1947年后在杜手中迅速逆转，在各个战区中东北是我军率先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地区，如果不是陈明仁拼死守住四平，也许国民党在1947年就已经丢掉东北。东北形势逆转蒋介石战略方向选择失误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作为东北国军最高军事长官，杜
聿明绝对难辞其咎。从杜个人经历来看，做战役指挥官还算称职，但担任方面之任时就暴露出不论能力还是魄力皆明显不足的缺陷。 国民党丢掉大陆后，胡琏从台到港探望关麟征，再一次谈起东北战事。胡问：雨公，如果你当年去东北，将采取什么样策略？关自负的说：我的办法很简单，第一，选一位善战的将军，任他为兵团司令官，给3个精锐军，明确指定任务就是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一切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着眼点。第二，对于满洲国留下的20万军队，我不管中央的政策如何，一律给他们以地方保安部队的番号，让其为我们所用。以东北之富饶，他们会自给自足的，待打完仗后再作善后安排。胡琏听罢很是钦服，嗟叹不已，认为蒋当初没有派关去东北，实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误。 与关的策略相比，杜在东北的作为论高下之别，简直不是一个层面。 宿县丢掉时国军还有扭转战局的机会——利用黄兵团牵制华野主力，徐州集团集中兵力南下，协同黄维兵团打通津浦路徐蚌段，夺回宿县。如果这样打，倒给中野出了个难题。宿县要不要守？如果坚决要保住宿县这个要点，中野就要做好与国军4—5个兵团优势兵力在宿县作主力会战的准备，宿县周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如果与优势国军会战，中野有相当的危险。如果放弃宿县，国军就打通了津浦路徐蚌段，
徐州蚌埠联成一线，国军重新恢复可进可退的有利态势，即使黄兵团被歼，淮海战役胜负还是五五之数。 黄维乖乖钻口袋，蒋介石断送杜聿明 黄维兵团进至南坪集，发现中野已经布好口袋阵等着他钻进去。18军军长杨伯涛建议放弃攻击宿县计划，撤向固镇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黄维这个书呆子怕老蒋怪罪，迟迟不敢下决心。等到决定撤退时，又因为一个作战处长失踪推迟行动，白给了中野一天时间。要知道南坪集离固镇也就80里路，黄维的机械化兵团半天就可以赶到。黄维的犹豫不决让中野可以从容部署，将黄维兵团围得水泄不通。 等到黄百韬兵团被歼，宿县丢失，黄维被围，杜聿明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带徐州集团向西南逃命。杜聿明头脑还算清醒，为这次逃跑定下的原则——“要撤就不打，要打就不撤”也算明智，3个兵团加上直属部队20几万人马一旦被拖住了后果不堪设想。好不容易逃到孟集，蒋介石再出昏招，强令杜聿明折回救援黄维兵团。在校长“亡国灭种”的申斥下，杜不得不停止逃命。华野喜从天降，终于在陈官庄将其团团包围。 由于国军一系列重大失误，把长江以北最后的军事力量干净的断送掉了。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输光了自己的军事本钱，也就失去了大陆。
综述：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 前文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层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但是，这些仅仅还是“术”层面的原因。 从“道”的层面来看，国民党的失败实质上是组织系统的全面溃败。 国民党自起家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在推翻满清这个大目标下，尚能团结一致。一旦满清倒台因为缺乏共同目标与信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立刻变成一盘散沙。孙中山虽然后来提出三民主义，但是这个理论由于缺乏可行的实施路径而无法让组织焕发活力。由于组织缺乏凝聚力，所以，在辛亥之后，不管是二次革命或者护法运动，自孙氏以降国民党基本无所作为。 孙中山对国民党最成功的改造是1922年。这一年，孙氏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立刻让国民党焕然一新——联俄联共，让国民党纳入新鲜血液；扶助农工，扩大了国民党的执政基础。加上三民主义基础理论让国民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有理论指导（三民主义），有外部支持（联
俄），有新生力量加入（联共），执政基础广阔而全面（农民与工人）的生机勃勃的政党组织。正是组织的活力才让国民党以广东起家，迅速席卷天下。 四一二蒋介石分共，接着宁汉合流。国民党与苏俄以及中共破脸，江浙财团大力投资，让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从“农工”变成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被蒋氏为主的国民党的高层彻底抛弃。 所以，虽然国民党打下了天下。但是信仰的缺失让国民党上下缺乏基本统一的价值观来凝聚共识，执政基础的变化让不同派系的军头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30年代的国民党已经彻底变成一个信仰缺失的世俗利益集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变成用步枪数目说话——谁的拳头大，谁的军力强，谁就是老大。 所以，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内战反而连绵不断——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织下，自称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将中国打成一片尸山血海！党内斗争达到这个程度，不要说在中国，放眼世界也是空前绝后。这时国民党的组织溃败已见端倪。只是当时中共实力尚小，还不足以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日寇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危机压迫下不但将国民党各个派系捏合在一起，也将全国人民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外敌入侵反而扩大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抗战胜利，外敌一去，国民党组织立刻面临溃败的危机。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腐败蔓延不可抑制，执政者不但不控制反而纵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各方大员涌进沦陷区以“接收”名义大肆掠夺资财，“五子登科”“接收”变“劫收”，沦陷区民怨沸腾，而国民党高层居然不管不问，纵容包庇。 派系争斗加剧甚至相互拆台。淮海战役最紧急关头，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强令扣下增援前线的部队，坐观徐州剿总主力被歼灭；49年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在南京接任总统，而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竟将行政院搬迁到广州。府院分离，各行其事。至于战场上因为派系矛盾而互相拆台导致战役失利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劣币淘汰良币——平庸无能者身居高位，有德有才者反而边缘化。刘峙，平庸无能，内战一起便丢掉3个整编师；顾祝同指挥山东的重点进攻，连续遭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惨败。这些庸才在国民党体系内竟然官运亨通、春风得意— —刘峙绥署主任被撤职，后来竟然担任最重要的徐州剿总总司令。而顾祝同在国民党参谋总长的位置虽然连遭败绩，但是总长宝座稳如泰山。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将国府家底亏空大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中被弹劾下台，居然又担任广东省省主席——这些是“劣币”。那么，“良币”呢？关麟征，国军系统第一流战将，只因陈诚
弄鬼，内战期间原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莫名其妙被杜聿明取代，最后只得到一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闲职。宋希濂，国民系统另一员悍将，在抗日战争中颇多佳绩，因为派系斗争，内战爆发后竟被打发到新疆做警备司令。国民党体系内用人如此失措，足见其组织系统溃败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组织溃败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以史为鉴，办法至少有两个，其一，引进新鲜力量提高组织活力；其二，对组织进行改造。引进新鲜力量来提高组织的活力最成功的例子是满清。1851年洪杨金田起义。当时满清政权腐朽不堪，组织系统已经完全溃败。所以，洪杨领着一群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农民 就可以摧枯拉朽般打到南京。在满清面临严重统治危机之际，满清大胆启用一批汉族儒家精英——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给予体制内重权，不但平息洪杨之乱，还陆续剿灭捻乱、回乱，到1870年满清国内竟然河清海晏，有了中兴气象。做到这些的当然不是靠满清原有腐朽的组织系
统，而是新鲜力量——洪杨乱后，满清十八省督抚绝大部分都是新近崛起的汉族精英。满清以异族统治中国，汉人势力大涨对其统治是有严重威胁的。但是，满清政府能够在危机时以开放的心胸吸纳、包容汉族精英，并能驱使其效力。在这个层面上，国民党高层与满清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可惜满清只引进新鲜力量，对组织与体制不进行改造。所以，同治中兴也就昙花一现。1895年甲午一战，满清大败亏输。从此国运江河日下，直至灭亡。 对组织进行改造最成功的案例就是1922年孙中山对国民党做的大手术。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不管是引进新鲜力量或者对组织进行改造都有一个基本前提——统治者要让出部分权力以扩大统治基础。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的心胸与魄力是不行的。 国民党在组织溃败之际，不仅没有引进新鲜力量提高组织活力；更谈不上对组织进行改造。面对组织的溃败，国民党高层的选择是另一个极端——不仅抱残守缺垄断权力，反而利令智昏自决根基，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黄金捐献案、法币对伪币的汇率政策，金圆券洗劫民众金银。把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推到对立面——这是普通民众。戡乱动员令——打压中间势力，强迫民盟解散。把几乎所 有中间力量推到对立面——这是政治势力。
裁军中大肆兼并异己，对军人复原后安置不管不问，放任复原军人生活窘迫流落街头。♘明事变发动突然袭击，未经任何组织程序就以武力抓捕一个省主席。种种举措将大量旁系部队推到对立面——这是军事力量。 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如同国民党这样——拼命破坏自己的统治基础；拼命给自己制造更多的对立面。如此自掘坟墓，国民党怎能不败？ 抗战胜利后，美、英、苏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吸纳各个民主党派广泛参与政府，扩大其统治基础，建设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个建议对国民党不可谓不是一剂良药。可是，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根本不愿意与其它党派分享权力。虽然在国际压力下勉强签订政协协议，但很快就撕毁协议发动内战。 既不愿改造组织，又不愿吸纳新鲜力量——在组织溃败的危机时刻还要自决根基。这样一个倒行逆施连满清政府也不如的政权，怎能不败？ 与国民党倒行逆施相比，中共的对策颇具针对性。 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就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个总结道出了中共成功的关键。 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工人、农民、城
市中产阶级、学界与知识界、中间势力、杂牌军事力量等等，当国民党把社会各个阶层推到自己对立面时，中共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一个推一个拉——一个统治基础急剧变小，一个社会基础急剧扩大。双方的基础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颠覆性逆转。 武装斗争——中共以自己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最大程度动员资源支持武装斗争，军费开支最高达到解放区政府财政支出的90%。这种空前力度的支持不仅使武装力量能弥补战场的消耗，还能快速增长。而国民党由于组织效率的低下以及日益恶化的财政，导致军事力量日益衰竭。一增一减让解放战争仅仅2年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颠覆性逆转。 党的建设——中共非常重视组织的建设。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以其廉洁、活力而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政党不仅吸引大批青年学生纷纷赶赴延安，而且也吸引了美国人的关注。但是，中共并没有固步自封，对组织的建设一刻也没放松。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共第一次系统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后，中共组织显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中共对组织的建设甚至深入到军队。1947年冬季，西北野战军创造了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相结合的新式整军运动，这场整军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军系统。整军运动之后，解放军面目一新，战斗力大为提升。反观国
民党当局，即使局势江河日下，却无一策改造与建设组织以抑制组织的溃败——如果把国民党组织比喻成汪洋中一艘破损进水的大船，船上人从始至终都在争吵、内斗，眼睁睁的看着船与自己一起沉没。 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多是一部成王败寇的历史。多少历史名人与其团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看它楼起，看它楼塌。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国家，想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确实很难。但是，如同国民党政府这样在短短4年时间，将 自己20年执政积累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资源挥霍一空的，实属罕见。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国民党在其威望最高、综合实力最强时迅速坠落，充分证明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世，往往也是危机四伏、隐患滋生之时。唯有居安思危，才能催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才能破解组织溃败的困境，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读史如观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参考书目：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出版 《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出版社 《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剿匪战事之检讨》台北出版 《戡乱战争全史》台北出版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台北出版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出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北出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粟裕战争回忆录》 《曾克林将军自述》 《陈毅军事文集》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 《华东解放战争纪实》 《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陈士渠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 《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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